领为他坦率而真诚的话语所打动。郭勋祺刚一

散会便说：“贺司令员这一讲，我就放心了。好象吃了定心的汤元。”

在四川一些有影响的起义将领中，有的曾和贺龙共过事，有的则是打过 仗的老对手。贺龙根据自己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区别不同

对象，有针对性地做团结争取工作。

贺龙进入成都的第二天，便收到了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人的请柬， 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贺龙认为这是联络感情、开展工作的绝好机会，欣然

前往，同起义将领们亲切交谈。他说：我过去也带过地方军，并且在你们四 川驻过防；曾同在座的有些先生打过仗，这叫不打不相识嘛！今天，我们终

于走到一起来了。贺龙豪放的性格，挥洒风趣的谈吐，赢得了大家阵阵热烈 的掌声和欢笑声。最后贺龙向大家宣布：“过两天，军管会将请各位先生开

座谈会，共同商讨大政方针”。起义将领听到这个关系到他们前途的消息， 都很激动。几天后，军管会便召开了各界代表座谈会。刘文辉等起义将领应

邀出席。贺龙在会上毫无拘束地同大家交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听取大家 的意见和建议。他这种谦虚和蔼的作风，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贺龙了解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卢汉等四川、西康、云南地方实力 派人物，知道他们同蒋介石早有矛盾，被蒋视为异己，受到排斥和打击。在

解放军进军西南之际，他们率先起义，对加速西南的解放进程起了作用。贺 龙对他们的功绩给予充分评价，主动团结他们，真诚地同他们交朋友。他同

刘伯承、邓小平一起，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文辉和从香港归来的原云南 省主席龙云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锡候、潘文华、卢汉、裴昌会、陈

铁等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裴昌会要求到地方工作，贺龙便推荐他担任 了川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贺龙曾亲自同许多国民党起义将领个别交谈，做思想工作。以平等的态 度，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交代党的政策，指明前途。原国民党军绥靖公署副主

任董宋珩和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在起义之后，不知怎样才能稳定部队。贺龙 诚恳地给予具体指导。他说：“你们要赶快整理部队，撤销空番号，把多余

的军官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学习，把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逮捕起来，这样你们 的部队才能稳定。”有一位起义将领对改造他的部队抵触情绪很大，他头发

不理，胡子不刮，成天戴着钢盔，穿得破破烂烂。贺龙知道后，马上找他谈 话，谈一次不行，谈二次、三次??共谈了五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

终于被贺龙宽广的胸怀、热忱的态度所打动，思想转变了过来。

贺龙很注意做好上层民主人士的工作。成都住着一位早年追随过孙中山 的老同盟会员熊克武，他曾是贺龙的上司。后来他拒绝出任蒋介石给他的任

何职务，一直闲居成都。蒋介石逃离大陆之前，曾派人拉他去台湾，他拒绝 了。这是一位在西南和国民党上层中颇有影响的人物。一天，贺龙和李井泉

在四川地方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熊克武寓所。熊克武开门出迎，发现来 客是阔别了 20 多年的部下、当今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贺龙，惊喜交

加，赶快邀请进屋。贺龙见他布鞋长衫，居室简朴，顿生钦佩之情，便邀他 出来参加工作。开始，熊克武婉言推辞：“我年老力衰，思想陈旧，恐怕跟

不上形势。”贺龙希望他能“为建设新中国、新四川带头做贡献，做个继续 前进的革命老人”。熊克武终于被贺龙的真诚态度所感动，接受了他的邀请。

1 月 10 日，贺龙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举荐熊克武，称赞他“一 贯不满蒋，向来生活上较严肃”，”不贪污，不置私产”，“是较正派的人

物。”“他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今后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尽自 己一份力量”。建议给以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 建议。

贺龙除了自己积极做工作之外，还动员其他干部去做起义将领的工作。 成都市军管会委员马识途是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同乡。有一天，马识途收到罗

广文请他赴宴的请帖，不知该不该去？便去请示贺龙。贺龙说：“去，为什 么不去？你有这个关系，为什么不很好利用！你去对罗广文说，要他老老实

实接受改编，把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抓起来，只要他把部队完整地交出来接 受改编，不但我们对他既往不咎，他还可以立功受奖，有光明前途。”马识

途如约赴宴，向罗广文转达了贺龙的口信。罗广文听后，感动地说：“有贺 司令员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请你回去报告贺司令员，我们愿意接受改编。”

后来，他果然清除了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分

子，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把部队开到华东进行改编。罗广文本人当 了山东省林业厅厅长。

为了便于更好地做起义军官的工作，西南军区在军政大学举办了由上校 到中将级军官参加的”高级研究班”和”教导总队”，由贺龙直接领导。高 研班第一期于

1950 年 3 月正式开课。贺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根据他们 的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区别对待。对确有真才实学的，结业后绝大多数分

配了适当工作。原刘文辉的参谋长杨家祯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毕业生，被输 送到南京军事学院，成为那里的第一批教官。对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

则严惩不贷。有一个少将政工处长，拒绝改造，叛变逃跑，又被抓回。贺龙 指示召开有高研班和教导总队全体学员与其家属参加的公审大会，按照政策 法规予以严惩。

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军区下属各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 组成工作团，携带电台，分赴各起义部队去领导和帮助改造工作。工作团到

各部队后，即同所在兵团或独立军的主管人员，组成军政委员会，并向师以 下单位派出军代表，统一领导部队的改造工作。贺龙和邓小平规定，军代表

的主要任务是：在起义部队中进行政治教育，开展政治工作，实行政治、军 事和经济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

起义部队中行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委员职权，凡部队对上对下的报告、命令、 正式公文函件，军代表签字后方能生效；负责沟通与就近解放军、人民政府、

人民团体的联系，解决部队的困难。工作团应将各起义部队的电台集中保管， 不再使用，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应予严格取缔。

在工作团出发之前，贺龙接见了部分成员。他说：国民党部队起义，回 到人民的怀抱，是好事。但是这里边有坏人，要清理。

不过急了不行，要实行“剥笋政策”，一层层地来。第一步可以将已经 公开了的特工人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送到成都来由军区处理；对暗藏

的特务，要摸清情况，逐步解决。

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后，认真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发动 士兵诉苦，绝大多数官兵的思想有了明显转变。然而，也有极少数军官仍然

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甚至发动叛乱。从 1950 年 1 月到 6 月的半年之 内，起义部队中共有 27 个单位、39 万余人叛乱，杀害军代表等

100 余人。 其中仅云南暂十三军叛变的 1 个团，就杀害了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

80 余人；贵州起义部队叛变的占五分之二以上；驻川西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军 杨汉烈部、第十六兵团三○二师等部分别于 1 月至 3 月叛变，逃入深山。贺

龙接到报告以后，立即派部队平定，并指示平叛部队“要狠狠地打，坚决镇 压，不准漏网。首先要消灭其中的顽固分子，促使其他叛兵动摇分化。”

在处理起义部队叛变的问题上，贺龙非常注意党的政策。他把起义将领 同少数反动军官，广大官兵和个别坏人严格区分开来。原国民党第三○二师

叛乱后，他派人去看望正在病中的董宋珩，重申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希望他 劝说叛乱者返回。董宋珩深为感动，抱病驱车至什邡，派人上山说服第三○

二师叛部。但有几个首恶分子拒不听从劝告，妄图顽抗到底。于是，贺龙命 令部队予以全歼，很快就平息了川西这次规模最大的叛乱。除对 3 名首恶分

子依法严惩外，对绝大多数官兵仍采取了宽大政策。

第七兵团也有数百人携枪叛逃。裴昌会甚为不安，打电话请示贺龙：“贺 司令，是不是我把部队的枪都下了？”贺龙答道：“不能下。”裴昌会又说：

“现在有些部队思想不稳定。不下枪，他们拖枪跑了怎么办？”贺龙明确地 告诉他：“起义部队怎么能下枪呢？要按中央的政策办。如果有人要跑，跑

了以后再想法子解决。”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有数百人在雅安叛乱。刘文辉 心里不安，主动找贺龙当面报告此事。贺龙安慰他说：“你不要慌，等把情

况查清楚再处理。”几天后，贺龙来到刘文辉家中，对他说：“事情已经查 明，哪一级出事哪一级负责，你放心，我们决不会因为下级出事而牵连到上 级。”

贺龙这种是非分明，胸怀博大，坦诚相待的态度，使起义将{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34_1.bmp}领十分钦佩。他们说：贺司令员 对我们信任谅解，平等相待，真正体现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十分愿意和他 交往。

贺龙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成功地做了起义部队将领的工作，及时地 向起义部队派出了工作团，妥善地处理了叛乱事件，从而保证了改造起义部

队工作的顺利进行。除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将起义部队中的 3 个兵团调往 外区外，留下的 2 个兵团和 5 个军，在 4 个月以后，都顺利地编入了人民解

放军西南军区序列。这些部队在剿匪、进藏、正规化训练和文化学习，以及 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都作出了贡献。

“土匪一定要剿灭”

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虽然被消灭了， 但反动残余势力还相当大。他们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妄想把这块

地盘作为反攻复辟的基地，因此，成都战役刚结束，土匪暴乱也就开始了， 而且蔓延迅速。西南军区的部队未及休整，便立即投入了剿匪作战。贺龙把

它当作当时的中心任务，亲自领导这场斗争。

贺龙对四川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甚为了解。他指出：四川的土匪暴乱不是 偶然的。解放前，有一个时期，四川有军队 30 万、土匪 30 万、“袍哥”30

万，这叫“三三制”。国民党的蓝衣社有十三太保，四川就占了两个，康泽 和曾扩清。被称为袍哥的四川青红帮势力很大，情况复杂。他们渗透到城乡

的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之中，领导权大多数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他们熟悉 本地情况，是些地头蛇，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蒋介石在逃往台湾之前，对在

大陆繁殖“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作了布置。1949 年 4 月，国民 党在成都和贵阳办了“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特务土匪的领导骨干。

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办了 5 期，培训了 3000 多人；在贵阳培训了 1700 多人。他们在川西北和其他地区建立“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等反

革命武装，还按行政区划成立了各级指挥部，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 了总司令。“军统”也在西南地区作了布置。10 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

远举，在重庆多次开会研究布置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游击指导委员 会”。11 月初，

在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主持召开了“特干紧 急会议”，布置开展游击战争。12 月，重庆的特务机构撤到成都以后，又成

立了由徐远举领导的办事处，专门负责联络各地的“反共救国军”。胡宗南 逃跑前，也搞了一个“反共救国会”，吸收地方反动势力，组织所谓“中国

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和“别动队”，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所以，西南地 区的土匪，是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一定要下决心将其消灭，否则其他一切 事情都做不好。

为了适应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进行生产建设等任务的 需要， 1950 年 1 月 17 日，在贺龙主持下，召开了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

会议，讨论十八兵团部队地方化问题。决定建立川北、川西、西康等军区及 其下属的各军分区。当天，贺龙把讨论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军委及中共中央西

南局。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西南军区管辖的地区，相继成立了贵州、川 东、川南、川北、川西、西康、云南等军区。1

为了迅速平息匪患，保卫胜利果实，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 集中 13 个军共 37 个师又 2 个团的兵力，从 1950 年 2

月初开始，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