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围、 驻剿、奔袭与穷追、搜剿相结合的战法，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1 贵州军区于 1949 年 11 月 15 日成立，由第五兵团兼，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川东军区于

1950 年 1 月 1 日成立，由第三兵团兼，王近山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川南军区于 1950 年 2 月 1

日成立，由第三兵团第十军兼，杜义德为司令员、李大章为政治委员，川西、川北、西康军区于 1950 年 2 月 8

日同时成立，川西军区司令员为张祖谅、李井泉兼政治委员；川北军区司令员为韦杰、政治委员胡耀 邦；西康军区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廖志高。云南军区于 1950

年 4 月 1 日成立，由第四兵团兼，陈赓为司 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

2 月 3 日，贺龙同周士第、王维舟和胡耀邦由成都去重庆，参加中共中 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带

1 个班外出执行任务，在成都近郊的龙潭寺和石板滩遭到了名为“川西人民 反共救国军”第六兵团的 1000 多名土匪的袭击，朱向篱等全部被害。土匪还

抢劫了 1 支解放军的运粮队，包围了赶去救援的 1 个连，围攻解放军驻石板 滩的军事代表，杀害了军代表等 26 人。贺龙得到报告，极为愤怒，立即命令

第六十军前往清剿。到 2 月 7 日，这股土匪即被消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 次全体会议决定：“以剿匪生产”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求西南军区

和各地政权机构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 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严格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

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2 月 11 日，会议刚结束，贺龙即和王维舟、周士第、胡耀邦冒雨从重庆 赶回成都去处理川西土匪暴乱事件。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为了贺

龙一行的安全，派 1 个加强连护送。

车队从重庆出发时，贺龙的吉普车一直跑在最前边。大家担心他的安全， 纷纷劝说。午饭之后，他才答应走在警卫部队后边。天近黄昏，他们遇到一

股土匪的突然袭击。贺龙说：“不要理他们，继续前进。”警卫连在汽车上 用轻机枪向土匪还击，匪徒们慌乱地撤走了。

入夜时分，贺龙一行到达资阳。这里是起义部队第十五兵团罗广文部的 驻地。因情况比较复杂，从安全方面考虑，有人主张不在此停留，连夜继续

赶路；有人主张即使在这里住下，也不要通知罗广文，免生意外。贺龙笑着 对大家说：“今天就住在这儿了。我们不但要住下，还要大摇大摆地进城。

罗广文是按我们指定的位置驻扎在这儿的，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人家已 经起义，我们就不能轻易怀疑。”他们住下以后，贺龙会见了罗广文，对他

有所鼓励。第二天，贺龙一行安全抵达成都。此时，成都周围几个县都有土 匪公开活动。有的甚至跑到了成都市郊，白天拦路抢劫，袭扰人民解放军，

夜间用机枪朝成都城内射击，扰乱民心。市内暗藏的土匪、特务也与之相呼 应，抢商店，打黑枪，造谣惑众，制造混乱。他们煽动数千人到市军管会闹

事，甚至公然撕掉军管会人员的臂章，烧毁停在军管会门口的卡车。国民党 特务还打算暗杀贺龙和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成都市

内商店不敢开门，居民不敢上街，人心惶惶。贺龙气愤地说：“我不相信这 几个毛贼就闹翻了天！”他立即同川西军区党委成员一起研究了一个剿匪方

案，决定由第六十军先集中 8 个团的兵力，围剿成都市周围和岷江两岸温江、 郫县、灌县等地的股匪。

贺龙对军管会和川西军区的领导人说：“你们都是经过南征北战的，现 在不能住在城里不出去，让土匪横行霸道。我们解放军什么时候遭到袭击不

还手？我们的主力部队必须全部拉出去剿匪。对土匪要坚决打击，不要手 软。”

有的干部反映：“土匪多数穿老百姓的衣服，分不清哪些是土匪，哪些 是老百姓？部队怕打错了。”

贺龙说：“今后凡是拿枪打解放军的，都是敌人，一律消灭。但是对经 过喊话，放下武器的，就不要打他们了；对被土匪裹胁的群众，也不能打。”

贺龙对剿匪部队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进剿大股土匪时，首先 要打掉他们的指挥部，把土匪搞得惊慌失措，阵脚大乱，这样我们就能掌握

主动权。他同剿匪部队的指挥员一起根据掌握的情况，认真分析匪情，认为 此番成都附近暴乱的中心点是灌县巨源场。他命令十八兵团副司令员王新亭

坐上装甲车，率领精锐部队直捣土匪的巢穴，一下子就将其指挥部摧毁了。 土匪失去指挥部，如鸟兽散。解放军乘胜扩大战果，很快打通了成都到灌县

的公路。成都附近的土匪见势不妙，纷纷向远处逃窜。成都附近的匪患基本 解除。

四川各地的剿匪斗争不断告捷，到 1950 年 2 月底，川东、川西、川南 3 个地区已歼匪 4.5 万多人。但是，尚未打更多的歼灭战，大股土匪多数未被

全歼。那时，西昌还未解放，许多股匪同逃到西昌的胡宗南、贺国光取得了 联系。在他们支持下，匪患仍在蔓延。贺龙等在向中共中央作的《西南军区

3 月份综合报告》中说，这些匪徒“为害甚巨”。“蓉雅、川湘两路线上的 桥梁全被其破毁，成渝、渝筑两路之运输时遭袭劫”，“邛崃县城曾遭匪万

人围攻”，“我地方干部、征粮人员和小部队因受袭而伤亡者，已在 3000 人以上。粮食损失 1 亿余斤。十八军进军（西藏）时间，则因匪势严重而推 迟了

1 个月。”因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于 3 月 15 日，发布了《关 于开展一元化剿匪的指示》，确定从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各级

都组织剿匪委员会，作为剿匪的统一领导机关，由各级党委书记任主任或副 主任，军事首长为副主任或主任，并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和少数民族中上层进

步人士参加，以便孤立匪特，广泛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剿匪斗争。

贺龙认识到，剿匪是同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涉 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需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3 月 16 日，他在成

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当前情况，就剿匪问题发表了气度非凡的长篇 讲话。他说：从“缴获土匪的《游击根据地地理图》，《游击战术》和伪国

防部‘委任状’等等文件和宣传品，以及俘虏的口供都证明，土匪组织的暴 乱，乃是以国民党特务分子和王陵基创办的‘游击干部研究班’，以及少数

封建恶霸，勾结惯匪流氓、散兵游勇所发动的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 四川是国民党反动派据以顽抗的最后的中心地区，特务分子在这里特别多，

因而他们在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当我们大军挺 进四川的时候，打乱了他们的组织，打昏了他们的头脑，可是，当他们稍事

喘息之后，便重整反动力量，乘我们人民政权尚未巩固，扰乱社会秩序和破 坏人民政权，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所提的口号是：‘拥护蒋总裁’、‘繁

殖游击战争，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打穿旧军衣、戴八一帽徽的（即 解放军），不打穿新军衣、不戴八一帽徽的（即起义、投诚部队）’，并且

假借起义部队的番号印发传单，号召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在座的一 些人中，对减租减息不满意。你们长期吃农民的，穿农民的，现在拿出点来

给农民，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些人在暗中支持土匪闹事。有人说，土匪暴 乱，就是因为人民政府实行合理负担，禁用银元，因此提出要修改人民政府

的政策。这显然是替土匪、特务和封建势力说话。刘伯承主席在重庆各民主 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上有一段讲话，很恰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有

些人说封建势力在此次剿匪中要来点手法，做点脸色给我们看。脸色是吓不 倒人的’！我们大家见过土匪袒着臂膀，拍着胸脯，装腔作势，运用敲诈伎

俩的脸色吧？但最厉害的脸色也无非是美式的、现代化的飞机、大炮、坦克 了吧？这又算得了什么？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还不是被解放军打败了吗？土

匪有什么了不起？有些特务、土匪扬言要跟我们打游击。可以正告他们，我

们共产党是打游击的祖师爷，我看他们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土匪一定要剿灭， 特务一定要肃清，这个方针是不会有丝毫动摇的。”

贺龙这一番话，对于那些企图在暗中支持土匪，藉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同人民争权力的某些人，起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促使他们老老实实下定决心

接受改造。有位过去从未见过贺龙的民主人士，听了他的演讲，敬佩之意油 然而生，情不自禁地说：“贺龙这个人真不简单啊！”

3 月 23 日，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共同签发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暨西南 军区剿匪布告》，明令“各地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起来，不惜任何疲劳艰苦，

以不根绝匪类决不休止的决心，坚决遂行剿匪”任务，还宣布了五项剿匪政 策和十条《人民剿匪自卫公约》，号召全体人民与人民政府协力一致剿匪自 卫。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剿匪斗争不断深入。到 4 月初，各省腹地的大股 土匪已基本肃清。4 月 4 日，贺龙在欢迎西南军区前指迁到重庆的大会上说：

“目前大规模的战斗虽已宣告结束，但散伏在各地的小股土匪、特务武装却 亟待我们去肃清。最近土匪特务武装在各地区肆无忌惮地破坏工厂、机关，

抢夺公粮，袭击我分散的部队及人民政府，到处骚扰、捣乱，梦想着‘打游 击战’，苟延残喘。我们是打游击出身的，只要重新捡起游击战术来，胜利

是稳有把握的。”怎样消灭分散成众多小股的土匪呢？5 月上旬，贺龙在西 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详细说明：对于剿匪，“也要树立打歼灭战的思

想。有些同志说匪民不分，不能打歼灭战，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作战指挥要 灵活，部队的装备要轻便，要避免用打正规战的战术去打土匪，也反对打散

和赶跑了事。应该发挥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怕疲劳，穷追猛打。总之，剿匪 的战术应该是：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根据具体情

况决定对付敌人的办法。剿匪也是反封建的斗争，因而也是长期复杂的斗争。 尚未建立剿匪委员会的地区应尽快建立，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以便组织各

界人士，组织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力量全力剿匪。要正确掌握以政治 为主、军事为辅的斗争方针，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各县都

要建立点线联络站，进行瓦解上匪的工作。政治瓦解，必须在军事打击见效 的条件下，才能展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但要教育批评），有功者赏’

的原则，一定要正确执行。杀掉几个首恶者是完全应该的。前一段，群众对 我们不杀匪首是有埋怨情绪的。我们不杀那些骑在群众头上作恶的匪首，群

众就发动不起来，但是对某些地区的乱杀现象，也是应该制止的。”

由于西南军区正确地执行了武装进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了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 4 个月的时间内，就歼灭了土匪

19 万余人。6 月份，贺龙向重庆各界人士作关于西南地区剿匪情况的报告时， 满怀信心地说：“这些成绩表明，人民解放军剿灭土匪是有足够的力量与把

握的，现在各主要交通线上的股匪已基本肃清，各地的土匪遭到了致命打击， 残匪被彻底消灭的时间为期不远了！”

经过半年的努力，到 7 月止，剿灭土匪已达 34 万多人，比较富庶的地区 和主要交通线两侧已基本净化，征粮任务如期完成，城乡工商业已正常运行。

但是，由于西南地区土匪数量多、分布广，加上地理条件复杂，各地剿 匪工作进展不平衡，因而，当解放军集中兵力在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的

平川富庶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两侧进剿的时候，有一部分上匪逃窜到了各省交 界或各省边沿地形险要的深山地区。其中贵州境内的五六万土匪，控制了边

陲 21 个县城。他们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下，公然建立“政府”，开办工厂、 学校，架设电台，发行纸币??准备长期顽抗。

7 月下旬，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主持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次全体会 议。会议决定从 1950 年冬到 1951 年春，在西南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退

押运动。邓小平提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地区反封建斗争 中的“淮海战役”。贺龙十分赞同这个提法。在 8 月下旬召开的中共西南军

区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建议把邓小平的这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