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写进《关于下半年部 队工作任务的决定》和《西南军区剿匪指示第十一号》两个文件中去。贺龙

主持写的这两个文件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斗争中 的‘淮海战役’，也是全军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务与战略任务”，在继续深入

腹地清剿的同时，必须抽调足够的兵力，大力组织对边沿匪特控制区，特别 是贵州边沿区的围剿和会剿。为此，西南军区从四川抽调 4 个师人黔会剿。

西南地区剿匪反霸全面展开以后，防止扩大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 稳、准、狠地打击土匪。贺龙等及时发出了《严防清匪中误捕乱捕现象》的

指示，并主持制定了《捕捉处决土匪的权限规定》，指示各部队和公安机关：

“必须严格将目前仍手持武器杀人抢劫、组织暴乱之土匪特务与社会上一般 之反革命罪犯加以区别。上述手持武器之反革命匪类，均应以反革命之现行

罪犯，严格处理”。“对捕获之罪大恶极之匪首须即处决者，可由地委、军 分区报请省、区党委、二级军区批准处决，报大军区备查”。

1950 年，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些反革 命分子与土匪暴乱紧密配合，除在城市从事破坏活动外，还在农村利用封建

会道门，组织伪农会，帮助地主恶霸夺田、逼租、索债、暗杀，以打击新生 的农村基层组织。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省会，公安机关多次召开公

审大会，公开枪决了一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匪特。据 1 月至 10 月的统计，全西南地区捕获国民党特务分子 6000 余名，自首登记的

1.23 万 名，破获阴谋暴动案 1391 起，缴获电台 113 部。

西南剿匪的“淮海战役”，在 1950 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年歼匪近

85 万人，缴获各种炮 790 余门，轻重机枪 3700 余挺，其他各种枪 40 余万支。 在剿匪过程中，建立了 10 万余人的地方武装和 80

多万人的人民武装自卫队。 在剿匪作战中，人民解放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总共牺牲了 4230 余人。

1951 年 1 月 6 日，贺龙和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 席写了《西南军区一九五○年剿匪情况总结》，汇报一年来的战果和所采取

的主要措施。毛泽东于 1 月 18 日致电贺、邓、张、李：“你们 1 月 6 日送来 的 1950 年 1

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 众 85 万人，缴枪 40 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

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 4 万人而奋斗。”中共中央 军委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了华东、中南、西北军区和福建、广东、广西军区参 考。

毛泽东电文中说的“残存匪众近 4 万人”，是西南军区当时了解的情况， 后来查实的数量（包括新出现的）远比此数为多。这些土匪主要分布在川康

滇边、黔湘桂边、黔桂滇边、滇西南和川西北等地。其中一些重要股匪是由 长期末被抓获的大匪首傅秉勋、何本初、周迅予等率领的。他们窜入川西北

的阿坝、懋功、黑水和大小凉山的藏族、彝族聚居区，欺骗、勾结土司头人， 掩护他们向川康富庶地区和川、青、甘边界扩张。他们人数虽不很多，却是

土匪中最凶残的，破坏能量很大。贺龙决心彻底肃清这些残匪。1951 年 1 月，西南军区发出指示，强调紧密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开展肃清

残匪的斗争。2 月初至 4 月中旬，川西军区先后投入 10 个连的兵力，平息了 川西靖化（今金川）、懋功的土匪暴乱，歼灭“反共联盟军”3000

多人。川 西军区在剿匪中采取了一些好的办法。毛泽东在 2 月 15 日批转川西军区的剿

匪报告时指出：西南的经验，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剿匪委员 会，保有清剿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

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结合进行，必须杀掉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 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为贯彻毛泽东

的指示，西南军区于 3 月 15 日发出指示，要求全区认真学习和推广川西军区 经验。此后，各地普遍组织了清剿小组和便衣捕捉队。1951 年，西南地区又

歼灭残匪 20 万人以上。被土匪盘踞 1 年多的贵州省册亨、望谟、罗甸、荔波

4 座县城全部收复。

1952 年和 1953 年，西南军区在继续清剿残散土匪的同时，在川西北发 起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进剿作战。一次是 1952 年 7 月，集中 7 个团又

6 个营近

2.1 万人，进剿盘踞在黑水地区的土匪。战前，贺龙对参战部队说：“这次 去黑水清剿，要特别注意少数民族政策。这一带的人为什么容易受国民党匪

特的欺骗宣传来反对我们？这是因为长征时，有的红军部队路过此地时，群 众纪律不好，把这里的老百姓搞怕了。你们这次去，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

更重要的是救济当地群众。过去欠了‘债’，这次我们要还。你们要准备好 足够的粮食和其他各种物资，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运去粮食，无偿救济当地

群众。”根据贺龙的意见，人民政府派民族工作团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即 召集头人、土司开会，宣布黑水暴乱主要由傅秉勋负责。解放军进剿的目的

是消灭傅匪为首的匪特，对苏永和等黑水地区上中层分子，则作团结争取工 作，以分化与孤立敌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苏永和等少数民

族上中层份子都归降了解放军。但是，受台湾国民党指挥并得到他们空投补 给的傅匪残部拒不投降。贺龙命令将其彻底消灭，并派飞机助战。这次作战 从 7 月

20 日开始，到 9 月 20 日结束，历时两个月，除少数匪首逃跑外，共 歼匪 3635 人，缴获各种枪 3935 支（挺），匪首傅秉勋投河自杀。50

多万少 数民族获得了解放。

另一次是 1953 年 3 月，集中 4 个团又 2 个营的兵力，在西北军区部队配 合下，围歼川北草地的股匪。草地土司华尔功成烈在剿匪政策的感召下，改

变了两面态度，交出了重要匪首何本初、周迅予等人。后来凉山地区的头人 也交出了匪特 40 多人。

至 1953 年底，西南地区共歼灭土匪 116 万多人，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胜 利。

在领导剿匪的同时，贺龙还与隐藏在工商业和金融系统中的敌特与奸商 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川西土匪最猖獗的时候，成都市工商、金融

系统内暗藏的敌人和奸商乘机兴风作浪，与城外土匪相呼应。他们垄断了粮 食、棉纱和金融市场。粮食、棉纱价格暴涨，其他东西跟着涨价，几乎一天

一个样，人民币贬值，人心更加浮动。

贺龙认识到，稳定金融、物价，安定民心，是同剿匪斗争相辅相成的。 土匪和暗藏的敌人勾结奸商，企图通过搞乱物价和金融，搅乱人心，扩大暴

乱。所以，稳定金融、物价，对于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保障剿匪斗争的顺

利进行有重要意义。贺龙与川西区党委领导人多次开会，研究对策。他指出： 对土匪和暗藏的敌人，不仅要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予坚决打击，而且还要把

他们在经济上的猖狂进攻打下去。他决心从棉纱和粮食着手，同敌人与奸商 斗一斗法。

当时成都的棉纱市场被少数奸商控制着。他们对市场上有多少棉纱，在 准的手中，了如指掌。他们知道军管会拥有的棉纱不多，所以任意抬价，一 支纱由 120

万元猛涨到 4000

有一天，贺龙把市军管会工商处处长王廷弼找到办公室问道：“现在我 们有多少粮食？”“4000 万斤”。“多少棉纱？”“120 万支。”“布匹呢？”

“还有 4 万匹。” 贺龙决定首先控制棉纱市场。他除了利用成都现有的棉纱外，还调动部

队车辆，从重庆把大批棉纱秘密运来成都，又从上海、武汉和西北调进了一 批棉纱。大批棉纱调到成都以后，便逐步往外抛售。奸商们不知底细，大量 吃进，每支纱由

400 余万元涨到了 1700 余万元，人民政府还在大量抛出。奸 商们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的棉纱，便向银行借贷，继续一个劲地吃进。他们的

如意算盘是，一旦人民政府的棉纱售完，就可以抬价出售，操纵市场，结果 把大量资金陷了进去。这时银行抽紧银根，使奸商们借不到钱，不得不把吃

进去的棉纱吐出来。棉纱充斥市场，价格猛跌。每支纱由 1700 多万元，跌到

400 多万元。银行又逼他们还本付息。两头一挤，那些捣乱市场的奸商，有 的破了产，没有破产的也大赔血本。这样，人民政府就牢牢地控制了棉纱市 场。

粮食问题也很严重。由于人民政府控制的粮食很少，奸商们乘机哄抬粮 价，几天就翻了 1 番。为解决粮食问题，贺龙决定派征粮工作队下乡征购公

粮。地主、富农们就到处叫嚷“负担过重”。国民党特务土匪利用这一点大 肆煽动，提出“打倒解放军，3 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等口号，煽

动抗粮；还不断袭击解放军征粮队，使川西的征粮工作一度很难进行。为了 打开局面，贺龙把余秋里（后来担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找来，

对他说：“现在征粮工作很难开展。派你带工作队到新都搞个试点，怎么样？” 余秋里说：“好，我马上就出发。”余秋里到新都后，参照根据地搞土改的

经验，仅用了 1 个多月的时间，就筹集了大批粮食和柴草，不仅解决了应急 之需，而且通过征粮，争取和发动了农民群众。贺龙详细地向余秋里了解了

川西农民的生活、收成和对征粮的态度，并将他的征粮工作报告刊登在《川 西日报》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戳穿了土匪暴乱是征粮引起民变的谎言，

使征粮工作逐步顺利展开。大批粮食从农村源源运进城里，把城里控制粮食 的奸商斗垮了。由于稳定了棉纱和粮食的价格，其他物价和金融市场也逐渐 趋于稳定。

1950 年春节，成都周围的土匪叫嚣要“大闹成都市”。当时，成都市内 商品紧缺。国营商店东西少，难于支撑门面，一些商店又怕遭到土匪抢劫，

因此，市工商处决定，商店春节关门，并延长假期 1 天。年初二深夜，贺龙 把王廷弼叫到办公室，严肃地问道：“你们的商店为什么不敢开门营业？”

王廷弼说：“我们年三十开了！天门。”贺龙指出：“只开 1 天门怎么行？ 商店不开门，群众的思想就不稳定。”王廷弼说：“我们也想开门，可是东

西太少。万一??”贺龙听了王廷弼的这个解释很不满意。说道：“就是你 们几个搞经济工作的胆小怕事。明天就要开门营业！不然的话，我要以‘捣

乱市场’治你们的罪！”王廷弼立即表示：“我们明天就到工商会宣布政策、 定价，后天就是门营业。”“对嘛！”贺龙这才露出了微笑。他看到王廷弼

紧张地站着，就挥挥手说：“你坐下嘛，站在那里干什么？”并对警卫员说：

“做点抄手（即馄饨）端来！”他见王廷弼紧张的情绪还没缓和下来，便和 蔼地对他说：“批评得重了吧！不要那么紧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要看

你们的哩！”按照贺龙的指示，王廷弼于 2 月 21 日召集成都 22 个行业的代 表开座谈会，要求各行业提前开门，并适当掌握价格，以稳定市场。会后，

各私营商店均响应军管会号召，于 2 月 22 日相继开门营业。

同时，贺龙指示成都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扑灭 反革命破坏活动。布告指出：凡造谣惑众、抢劫财物、捣乱金融、囤积居奇、

抬高物价者，“一经查获，一律从严论处，坚决镇压”。

在贺龙的领导下，不到 1 个月的时间，就粉碎了特务、土匪勾结奸商妄 图扰乱成都市场的阴谋。经济战线上也打了个胜仗。

指挥进军西藏

成都战役刚刚结束， 1950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

“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 4 月开始 组织向西藏进军， 10 月以前占领全藏。进藏部队到西藏之后，要认真执行

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 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

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 狗——亲帝分裂主义分子。”

接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后，贺龙就加紧筹划解放西藏的工 作。他派人到成都华西大学等几所院校，借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