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文艺创作中就要表现好与更好之间的矛 盾，否认社会上有好与不好之间的矛盾。这时，不少苏联作家感到政治空气

压抑。他们想说话，但是不敢说，也没有地方说。爱伦堡在 1948 年写成的论

文《谈作家的工作》直到斯大林逝世之后，才在 1953 年 10 月号《旗帜》杂 志上公开发表。之所以要在斯大林死后发表，爱伦堡解释说：“我经过了长

时期的犹豫才决定发表这些有关作家工作的意见。”“我自己问自己：提出 有关作家工作问题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了呢？我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到来

了。”斯大林逝世，爱伦堡感到松了一口气，呼喊“解冻了！”实际上，这 不仅是爱伦堡一个人的感受，而是苏联很多知识分子的心声。

1953 年底至 1954 年上半年，苏联的报刊开始出现一些批评性文章。例 如，《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触及文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文章。其中，

波麦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最有代表性。文章揭露了文学中“粉饰现实” 的种种积习和手法，呼吁作家拿出“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

文章尖锐地指出，多年来文学作品“凭空杜撰”，制造了种种“升平景象”： 农村本来贫困不堪，小说电影中却爱描写庄员们大摆宴席；工人食堂的情况

本来很糟，可是在一些作家的笔下，虽没有摆出奶猪冻和烤全鹅，但也看不 到黑面包??作家在文章中列举了许多这类弄虚作假、歌舞升平的现象。在

过去的年代，为了树立个人崇拜的形象，美化、粉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电台、书刊、大会小会上假话大话空话连篇，制造种种虚假现象，这已成为

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波麦兰采夫和其他作家、批评家一经在《新世界》 上提出这个问题，立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

广大读者热烈投入了关于真诚、真实问题的辩论。一读者给《新世界》 杂志写信说，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了这种丑陋现象，并且对之愤恨之极，

他们想说但未能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是苏联文学替我们老百姓“说出了这 句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他向作家深表感谢，说道：“所有有头脑

的、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

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就此发言说：“我认为，波麦兰采 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

的良知呼吁。”之所以需要向社会良知呼吁，是因为“因循成习的不诚实”， 这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

这样一来，由文学杂志发端、由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提出的有关真实、真 诚的议题，随着讨论的发展、深化，便转化成一个具有最普遍意义的社会问

题，并且被赋予明显的政治意义。

与文学的真诚、真实问题相联系，同时还提出了一个面向人的问题。就 是说，文学要不要把有关人的描写放在第一位，敢不敢真实地发掘人的内心

世界，承认不承认人有个人生活的权利。高尔基早就说过，文学应该是“人 学”。人是文学注意的中心。但多年来的文学实践却不是这样。这反映了社

会上的一种倾向：只承认社会利益、集体生活，而不承认个人利益和个人生 活；个人生活往往只是被视作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的附属物。在革命浪漫主

义时代，个人生活、个人感情往往被置于一边，这在当时被看成人们的行为 准则。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用这样的准则规范文学、规

范人们的行为，就有悻于生活的真实。

在关于面向人、人该不该有个人生活权利的讨论中，一种把个人生活权 利理解为取决于个人内心自由权利的观念，在青年人中间得到了广泛共鸣。

文学的“解冻”带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解冻”。1955—1956 年，在苏 联《哲学问题》杂志上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问题的争论。社会主

义社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本质、特点和解决方法应当是怎样

的？矛盾和对抗的相互关系又如何？在争论过程中，人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 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具有客观性，并不是什么“恶意的蓄谋”和“敌

人的诡计”。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远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由社会主 义的发展规律产生的，或者是从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其中一部分矛盾之所

以激化，是由政策错误所引发，或者是因为不善于依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 规律采取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而造成的。当时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选

择解决矛盾的时机，在解决矛盾时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形式，具有重要的原则 意义。这样，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就破除了教条主义框框，摒弃了阶级斗争尖

锐化的理论，为深入分析个人崇拜时期的错误提供了理论根据。

与此同时，《历史问题》杂志在这个时期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资料， 打破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框，从现实需要出发阐述历史科学

的任务，力图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上的有关问题。

苏共 20 大便在这一背景下召开了。20 大的召开，尤其是“秘密报告” 的逐级传达，更增强了“解冻”的势头。

在这个时期，文学的“解冻”仍然跑在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前头。斯大林 时期成百上千的文艺家遭到不公正待遇，这是文艺界怨气最大的问题。各种

形式的作家会议都发出了加速平反的呼声，还提出了改组作家协会、取消

1946 年联共（布）中央决议的要求。文学“解冻”浪潮中引起最广泛社会影 响的作品是杜金采夫描写官僚主义压制创造发明的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

包》。小说一发表，就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现象”，激起了对社会问题 的热烈争论。接着，《哲学问题》1956 年第 5 期发表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演

出的落后问题》和《新世界》1956 年的第 12 期刊登的西蒙诺夫的《文学漫 谈》，都触及了 30 年代以来行政命令的文艺领导体制和战后一系列重大的文

艺理论问题。

这一时期，在全苏展开的清查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的行动，也 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几百万人获释还乡，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死后得

到昭雪，这对社会“解冻”过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正当“解冻”势如春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时，波兰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 件发生了。赫鲁晓夫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从 1957 年初，“解冻”的

闸门开始收紧，《共产党人》、《真理报》和《文学报》等中央报刊展开了 对思想文化界、特别是对文艺界“不健康倾向”的批判。接着，赫鲁晓夫在

1957 年 5 月 13 日苏共中央举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作家的会见中，对文艺 界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把《莫斯科文学》比做“裴多菲俱

乐部”。在这种气氛下，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格医生》只得拿到国外 出版，竟获得 1958 年诺贝尔文学奖。1958 年 10

月，苏联作协宣布开除帕斯 捷尔纳克会籍。苏共中央主席团又责成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出面发表讲话，

向作家发出了“驱逐出境”的警告。再加上全苏范围对他的批判和声讨，帕 斯捷尔纳克最后不得不写信给赫鲁晓夫，表示“自愿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

由于官方的收缩政策，“解冻”的思潮变得平缓了，但并未停止。苏共

22 大又为此思潮打开了闸门。

1962 年 2月召开了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和全苏历史学家代表会 议，以往被作为“禁区”的大量问题成了讨论的题目：经济学开始对社会主

义经济发展中的物质刺激问题展开讨论；历史学中有关斯大林伪造史实的最 尖锐问题也成为议题；哲学揭露了过去对相对论、共振论和量子论的压制，

进一步清理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消极影响。根据 22 大决议和苏共纲领，会议 决定重新修订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教学大纲，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社会

的重新认识。1962 年 2 月 7 日，《真理报》刊登了马利歇夫的文章。文章中 说，“赢利应该看成是计划的主要指标，只有利润才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变动

情况”；“劳动生产率概括地反映在利润水平上”；“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 计划的核心和动力”。

1962 年 9 月 9 日，《真理报》刊登了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奖 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奖金、扩大再生产和

积累，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

利别尔曼在文章中提出：应当建立一种计划和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使 企业能迫切关心最佳的生产效果。利别尔曼认为，只要把按品种的产量计划

和交货期限计划下达到企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为此，利别尔曼提出六条 具体建议：1.产量和品种计划经过协调和批准后，企业的计划全部由企业自

行编制；2.根据赢利率（利润与生产基金之比）规定各种物资奖励的统一基 金；3.为各部门以及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大致相同的各类企业统一批准随赢

利率而变化的奖金比率表，作为长期使用的定额；4.控制数字只下达到国民 经济委员会，取消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各企业间摊派任务，国民经济委员会可

以检查、评价和改进各企业自行编制的计划，但不得改变作为企业奖励基础 的赢利比率表；5.制定从企业利润中提取的统一奖励基金的使用方法，同时

扩大企业把奖励基金用于集体奖励和个人奖励方面的权限；6.灵活地制定新 产品价格的原则和程序，以便促使企业生产更有效的，使生产单位和使用单

位、即整个国民经济都能赢利的产品。利别尔曼文章的总的精神是：建议减 少国家规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权限；按赢利率高低来评价和奖励企业。

9 月 20 日，《真理报》又刊出利别尔曼的文章。文中认为：把利润作为 衡量生产的经济效率的总的（不是唯一的）指标，可以取得成效；利润应当

成为衡量效率的最后的总尺度；企业在合同、订货、利润奖额的基础上，可 以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计划。10 月中旬，利别尔曼在《经济报》编辑部举行的

讨论会上补充说：“在我的建议中，利润并不是评价企业的‘模子’，而是 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赢利定额，以便让企业自己努力去提高利润。”

利别尔曼的文章刊出后，经济学界反应强烈。赫鲁晓夫积极支持对利别 尔曼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开展讨论。于是，由《真理报》编辑部发起，开展

了关于完善经济管理问题的讨论。讨论从“如何使企业关心最佳生产效果” 问题开始，深入到计划经济和物质刺激的方法、计划指标和企业如何利用生

产基金、企业活动的经济刺激和奖励工作人员的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对苏联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成本、劳动生产率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见解。

《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经济问题》、《计划经济》等全 国性报刊、其他地方性报刊、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刊都刊登文章，参 加讨论。从

1962 年 9 月到 1963 年底，仅《真理报》编辑部就收到 1000 多篇 讨论文章。

除了刊登文章之外，还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讨论会。苏联科学院经济学 部在 1963 年 1 月举行大会，对经济刺激问题、遵守“对社会有利也对每个企

业有利”这一公式的途径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气氛的认真、热烈，是自列 宁逝世以后所未曾有过的。这场讨论也越出了苏联国界，东欧的民主德国、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经济学界都对利

别尔曼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使之成为一场“国际性利别尔曼冲击 波”，冲击了斯大林模式关于价值规律、利润、物质刺激等问题的基本理论。

苏联科学院经济核算和生产的物质刺激科学委员会，受苏共中央委托， 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加托夫斯基对一年多来的讨论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

说：在讨论中，某些参加讨论的人力图回避计划工作和企业刺激中存在的缺 点，回避企业没有足够的经营主动性以及在经济核算中的重要作用。而另外

一些人提出的建议则没有很好地考虑计划经济特点。他们的建议在一定程度

上使得企业脱离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制度。 加托夫斯基在总结中还说，这次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企业上，这是苏联经

济的基本环节。这次讨论的目的在于“提高计划工作的效果，创造能经常推 动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生产潜力从而加速我国发展速度的指标体系和

刺激体系”。加托夫斯基指出：委员会的立场是“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和为了 达到高度经营成果而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刺激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