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七篇重要文章,系统 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从批判南斯拉夫扩大为批判意共陶里亚蒂和法
共多列士,以示回敬。
1963 年 2 月,赫鲁晓夫提出停止论战,寻找两党之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 解的途径,然而又声称在原则问题上不作让步。从这种立场出发,2 月 21 日
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停止兄弟党之间的公开论战,但要求公布这一 时期双方的来往信件。经协议,双方在 3 月 14 日同时公布上述两封信件。
3 月 30 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由于世界局势发生的变化,“要 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其现阶段根本任务的总路线”。信中就苏
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观点。信中还提 出举行苏中两党双边会谈的一些具体建议。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 央 3
月 30 日复信中,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 称(25 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问题发
表了系统的意见,集中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为主要内容的“修正主义路线”。 尽管苏中两党会谈即将举行,但论战的气氛丝毫没有减弱,相反,由于在苏
联境内是否准许散发 6 月 14 日文件引起了外交纠纷,中苏两党的关系愈加紧 张。
为了消除分歧,1963 年 7 月 5—20 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 谈。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彭真率领,苏共代表团由苏斯洛夫率领。在会谈
期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 7 月 14 日发表了《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的公开信》,公开信指责中共中央 6 月 14 日信件对 1957
年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莫斯科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并对苏共 20 大、21 大、22 大的决
议和苏联共产党纲领进行了“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公开信对苏中 分歧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
下,苏中两党会谈于 7 月 20 日结束,大论战的帷幕终于拉开了。
这场大论战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涉及的问题很 多。7 月 20 日,中国《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此后,苏联的全国性报刊发表了近 300 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 报》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1963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 志编辑部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 信》的文章,到 1964 年 7 月 14
日,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 章。简称“九评”,从“二评”起,题目分别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南
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 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
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段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 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开始公开指名批判“苏共
领导修正主义”(或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 路线的主题,批判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观点。如二评《关于斯大
林问题》、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九评《关于赫鲁晓夫假 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主要涉及已经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的国
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涉及尚未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
士》、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和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 平共处政策》是论述各国党如何正确对待国际斗争的问题。七评《苏共领导
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则论及各国党应如何对待相互之间的意见分歧问 题。
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在报刊上发表 了数以干计的文章和材料进行攻击。同时,世界上 80 多个共产党通过各种方
式围攻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共的党也采取各种方式批判苏共的观点,只有少 数党持中立态度,大论战发展到高潮。
大论战中,中共和一些兄弟党批评了苏共老子党的错误做法,打破了各 国党对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使它们认识到苏联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赫鲁晓夫固一时激动提出的口号,如 20 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是不 正确的。这使越来越多的党解放了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要求把马
列主义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大胆探索本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论战使中国最终离开了苏联的道路,摆脱了对苏联的依靠。
新中国成立初的一段时间,中国强调“一边倒”。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 不少做法是照搬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
业合作化也以苏联为榜样。在 50 年代末,毛泽东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按农轻重顺序发展国民经济。苏联在 1960 年撤走了在华全部专家和技术 人员,并撕毁协议和合同,此后中国开始独立地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论战开始前,苏联要求各国党在处理国内外政策时,必须服从苏联的指 挥。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问题,就给谁扣上“民族主
义”的帽子。苏联总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规律”、“一体化”、“社 会主义大家庭”等。通过论战,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再把一党一国的利益说成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了,那种把自己比作别国“母亲党”,要别 国党对“领导中心”唯命是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党有了错误,由
人家自己去判断,去纠正,不必过多地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已成为国际 共运共同遵守的准则,但对槁霸权主义还是要公开反对的。中国共产党指出,
如果一个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霸权主义,那就不是内政问题,而是欺负 别人,对此当然可以表态,既可以从内部交换意见,也可以公开批评。中国
共产党发表的文章中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不允许批评霸权主义,那就
是没有是非了。论战后,一党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面不复存在。 论战是一把双刃剑。论战从思想上破除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共
产党的迷信,从组织上冲破了苏共一党控制国际共运的局面,维护和发展了 中国的国家独立自主权。但是,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大分裂,造成了社会
主义阵营的瓦解,很多党之间中断了关系。在各国党的内部,特别是未执政 的党,不断出现分裂,有的党分裂成两个,有的分裂为三个,甚至四个。分
裂,削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
论战中,许多党分不清是非,区分不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因 此在论战中不敢轻易表态,也不敢大胆地开展党的活动。由于论战尖锐、激
烈、规模越来越大,对论战涉及的具体问题忽视了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损害了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和威望。更为严重的是,论战助
长了一些地区和国家群众运动中的左倾思想的发展。从大论战中得出的反修 防修的结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依据,是导致中国发
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这都是后话,在此无需再提。
论战使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并成为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在 中国人的眼里,赫鲁晓夫是野心家、阴谋家、篡党篡权者,总之,声名狼藉。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一年着实不好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8.1%,但比 预期的增长率低了 1%。更紧要的是,已有迹象表明,苏联工业生产率已经
每况愈下。根据专家估算,1963 年每卢布工业投资效益比起 1958 年低了 15 个戈比;据此统计,苏联的工业投资损失了近 1500
亿卢布。除了电力和冶金 工业外,几乎每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都在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还比较大, 这是 40
年来的第一次。尽管短缺的商品不胜枚举,但滞销消费品仍大量运往 市场。积压的钟表和成衣足够销售两年,书籍、缝纫机、照相机在仓库中堆
积如山。 在七年计划期间,诸多方面计划失调,出现了明显的失衡状况。如,轻
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工人占全苏工人总数的 35%到 40%,但是这两个部门所得 到的投资额只占工业总投资的 8%。采掘工业的生产率极低,而它所获投资
比例却高达 30%,并使用了占全苏 20%的工人,但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 贡献仅有 7%。农业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1963 年的农业生产总产量与
1962 年相比,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 10.7%,比 1958 年的数字还要低。畜 牧业的统计数字更让人糟心。生猪存栏数从 7000 万头骤减到
4100 万头。牛
的存栏数也减少了 150 万头,羊的存栏数则减少了 600 万只。 粮食产量的降低与牲畜的减少,除了天灾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人为因素。
比如,强行废止土地休耕的做法,使得地力耗尽而无法再生,导致数以百万 计公顷的耕地沦为贫瘠的不毛之地。1963 年,一场“黑风暴”降临垦荒区。
5 月份,狂风卷走了数百万吨的黑土,撒落在萨彦岭的山脚下,以致一直增 长的耕地面积骤减了 600 万公顷。
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在发牢骚。工人的不满 是由于食品短缺,消费品供应不足。养老金领取者和技术人员的工资一成不
变。农民因自留地减少、牲畜被强行收购而怨气冲天。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 农场工人因效益不好而无心工作。部队军官因削减退休金而忧心忡忡,内务
部部队的指挥员因取消津贴而人心浮动。更为要命的是,党的中层干部开始 与赫鲁晓夫离心离德,原因是第 22 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第 25 条。这一
条是这样规定的:
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 原则。
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 1/4。 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
的威信,具有出色的政治品质、组织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连 续选入领导机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的候选人在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 下至少须有
3/4 的参加者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 至少更换 1/3;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
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 过三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
全体会议、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 可以更长期 地将某一工作人员选入领导机关。在这种情况下, 参加投票的共产党员至少 须有 3/4
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由于期满而不再选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党员,可以在以后选举时重新 当选。
说句公道话,赫鲁晓夫这一改革的出发点是使党的领导机构经常保持新 陈代谢,实际上是推行党的干部任期制,废除终身制,其用意是积极的。然
而,这一改革却意味着党的各级干部再也不能把自己的职务看成是毕生的职 业和终身受用的特权。现在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自己
必须寻找别的工作并且学会适应它。由于这些新规定而受打击尤为严重的, 是上面所提到的中层干部。鉴于党的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从而任何中
央委员或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最长任期都是 15 年,而区委、市委和州委的改选 按规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因此在这些机关及其下级组织中的任期最多只有六
年。党的基层组织干部对第 25 条没有好感,并迁怒于赫鲁晓夫是再自然不过 的事情。
按照生产的需要重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还惹恼了此前拥戴和支持 他的州委书记们。赫鲁晓夫的这一改革成了他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按照
新建制,原来全面负责所辖地区工作的州党委将一分为二,一部分全力以赴
抓农业,另一部分专管工业。 从一开始,这种新的管理建制的缺陷就显露了出来。例如,州农业党委
的任务不光是指导那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共产党员,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