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说,中央委
员会了解到赫鲁晓夫长期以来一直在写自己的回忆录。回忆录涉及苏共和苏 联历史上的历次重要事件,实际上,他是在改写党的历史,而阐明党的历史、
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乃是中央委员会的事情,并不是个人的事情。更不是退休 者的事情。因此,中央政治局要求,赫鲁晓夫必须停止回忆录的写作,至于
已经口授的部分,应立即交给中央。
基里连科曾在乌克兰与赫鲁晓夫共事多年,也曾在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 邦局中做他的副手。
赫鲁晓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看了看面前这几个以前的战友。他一开始 作出回答时还心平气和,但愈说愈激动。他说,他弄不明白基里连科和那些
派基里连科来的人要他做什么。世界上写回忆录的人很多,苏联也不例外。 这是正常现象。回忆录不是历史,而是每个人对自己一生的看法。回忆录可
以对历史起补充作用,可以成为国家未来历史学家的好素材。既然如此,对 他提出的要求便是同宪法相抵触的,是对一个苏联公民的人身侵犯,他拒绝
接受。“你们可以动用武力把我送进监狱,或者动用武力没收这些材料。今 天,你们可以对我采取这一切措施:但是我坚决抗议。”他补充说。
“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我向您转达的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您身为 共产党员必须服从??不然的话??”人基里连科坚持说。
赫鲁晓夫没让他把话说完。
“你们敢于对我采取的行动,就连沙皇时代的政府也不敢做。我记得只 有一件事情与此类似。你们准备对我采取的行动与尼古拉一世对待塔拉斯·舍
甫琴柯一样。流放他去当兵,不准他在那里写书作画。你们可以没收我的一 切——退休金、别墅、在宅。这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你们即使这样做了,
我也不感到奇怪,不要紧,我能找到餬口的办法。我去当钳工,我还记得怎 么干。要不,就背上包去要饭。人们会给我吃的。”
他瞥了基里连科一眼。
“换成您就连面包渣也没人给,非饿死不行。” 佩尔谢见状,插话说,政治局的决定人人都必须照办,赫鲁晓夫也不能
例外。这些回忆录会被敌对势力所利用。
“那么政治局可以给我派速记员和打字员来嘛,让她们把我口授的东西 记录下来。这是正常的工作。她们可以搞两份出来———份留在中央,一份
我口授时用。”赫鲁晓夫的口气比较缓和了。但这时,他又想起了另一个问 题,火气一下子又蹿了上来:“还有一件违犯宪法的事,整个别墅都安了窃
听器。连厕所都不放过。你们把人民的钱财浪费在偷听放屁上头了。”
最后,赫鲁晓夫又说,他身为苏联公民,有权写回忆录,这个权利是无 法剥夺的。他的口授记录是供中央、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使用的,他希望他所
写的东西能对苏联人、对苏联的领导人和国家有所裨益。愿他亲身经历的事 件成为人们未来生活中的教训吧。
这次会见使赫鲁晓夫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波动。他很伤心,一次又一次
地提到谈话时的情况。他把口授丢在了一边,只是偶尔进行一次。“毫无意 义的工作,他们不会罢休的,我了解他们。他们现在不敢,等我一闭眼,就
会统统没收和销毁。他们肯定会这么干的。他们不需要真实的历史。”他说。 赫鲁晓夫决定将自已的回忆录送到国外保存起来。当年费奥多尔·拉斯
科利尼科夫那封揭露斯大林制度问题的信若不是在法国发表,人们对许多情
况还无从知道;列宁的信件和文章当初不是也经常在国外发表吗? 赫鲁晓夫认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回忆录,是一个毕生为建立苏维埃
政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人的自白。其中有生活的道理,有警告, 有事实。回忆录应当让人们读到,就算最先在“那边”问世吧,总有一天“这
边”也能看到。当然顺序颠倒过来更好。可怎么能活到这一天呢?需要赶快 行动。
1970 年 5 月底,赫鲁晓夫在菜园里忙到中午。回到家后,他没吃午叛, 说身体不舒服,心口疼。他在屋里走了一会儿,希望疼痛会止住。医生到来
后,确诊为严重的心肌梗塞。赫鲁晓夫立即被送往医院。
别祖比克解释说,赫鲁晓夫必须长期住院,得住几个月,但头 10 天最危 险。什么都可能发生,随时有死亡的可能。
与此同时,对回忆录的缉查越来越紧了。克格勃终于逼谢尔盖交出了回 忆录的录音带和文字材料。谢尔盖不敢将此告诉赫鲁晓夫,因为医生说了,
不能让他激动——他随时可能死亡。
谢尔盖交出所有的“副本”后,立即向美国的出版社发去了约定的信号, 并很快得到了反馈。第一卷在年底或第二年年初出书,10 月公布出书消息,
11 月开始在杂志上连载。
8 月底,赫鲁晓夫出了院,回到家中,他身体虚弱,面色苍白。他很少 散步,多半是坐在阳台上,或是坐在房间内的安乐椅上打瞌睡。身体渐渐复
原后,他常常去菜园或是去欣赏河上的风光。谢尔盖看到父亲恢复了常态, 便在一次散步时对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克格勃、没收、不久将出书。赫鲁晓
夫赞成向国外发信号出书。既然他们对他如此放肆,他也可以放开手脚作出 决定了。
“真相是掩盖不住的。就算暂时不能在我国出版吧??在国外出版固然 不好,但也别无他法。早晚会在我们这边出的??”他痛苦地说。
11 月 11 日,十月革命节刚过,佩尔谢就从书记处给赫鲁晓夫打来电话, 命令他立即去党的监察委员会。
赫鲁晓夫知道他们找他去的原因——西方发布了关于利特尔·布朗公司 即将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一书的消息,消息中说,该出版公司拥有打印
材料和由赫鲁晓夫亲良口授的录音带,经专家鉴定,录音带确系真品。
佩尔谢向赫鲁晓夫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声明,声明中说赫鲁晓夫从未写 过回忆录,也从未交给过任何人,所出版的书系伪造品。赫鲁晓夫断然否定
了这个声明,并表示这样的声明他不会签字。这是假话,而说假话是罪过, 在他这样的年纪更是罪过。应该考虑一下身后的事情了。他写过回忆录,每
个人都有这个权利。这些回忆录是为人民而写的,他的回忆录就是历史,他 今后还要写下去。然后,他又说,如果声明的大意是回忆录尚未完稿,因此
尚不具备出版的条件,那么他可以签字。
当谈到书在国外出版的问题时,赫鲁晓夫同意写上他本人并未把材料交 到国外出版的字句。这一妥协使佩尔谢感到满意。草稿很快拟好并打印出来,
赫鲁晓夫签了字。 佩尔谢认为此次会见该结束了。但赫鲁晓夫却向他提起没收回忆录一
事。佩尔谢没有准备,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接着,赫鲁晓夫又提起一个新 话题,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
他说,他们甩开他已经干了六年。当初,他们给他加上了种种罪名,他 们说:只要甩开赫鲁晓夫就会事事如意了。结果怎么样呢,农业仍然是一团
糟,向美国购买粮食已经成了通例。可见问题并不出在他的身上,而是出在 有缺陷的经营管理体制上。
国际关系又如何呢?过去他们说,是赫鲁晓夫使苏联同中国闹翻了。六 年过去了,关系却更加恶化了。
接着,他又谈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埃及问题,等等。最后,他结束 了自己的“控告词”,不再作声。
佩尔谢试图辩解,但赫鲁晓夫却不听他讲,说:“已经满足了你们的要 求,现在想回家了。”
这是赫鲁晓夫最后一次同苏共党的领导人、同他的继任者见面。他向他 们倾诉了六年来他孤身独处时苦苦思索、郁积在心中的一切。
第二天,他又住进了医院,仍然是心肌梗塞。
在 1971 年新年到来之前,他出院了。但是身体的恢复很慢,极易疲劳, 散步中途必须坐下休息一会儿。“阿尔巴特”狗已经死了,没有了衔椅子的
帮手,赫鲁晓夫感到更加孤独和寂寞,他愈来愈多地被忧郁的念头所支配, 他伤心地抱怨说:“已经到了我对谁都毫无用处的对候了。我只是白白地活
在世上,不如一死了之。”
9 月 6 日,他又一次住进医院。这一次,他再也没能健康地离开医院, 他终于没能挺过去。
1971 年 9 月 13 日,为赫鲁晓夫举行葬礼的那一天,苏联《真理报》没 有刊登通常的讣告,只是在第一版下面用小号字登了一则带黑框的消息: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沉痛宣告,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 部长会议主席、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因患重病医治 无效,于
1971 年 9 月 11 日逝世。终年 78 岁。
录附
赫鲁晓夫年表
(1894—1971)
1894 年 4 月 17 日,赫鲁晓夫生于库尔斯克省(今库尔斯克州) 卡利诺夫卡村。
1908 年 赫鲁晓夫的父亲携其全家迁居到乌克兰顿巴斯矿区的 尤索夫卡(后改名斯大林诺,现名为顿涅茨克),其 父在那里当矿工。
1909—1912 年 赫鲁晓夫为养家开始在尤索夫卡鲍谢工厂学习金属装 配工手艺。
1912—1918 年 在法国资本的鲁钦科夫和帕斯图霍夫矿场的发电厂中 当金属装配工。
1917 年 代表矿工参加政治集会和群众集会,第一次与拉扎 尔·卡冈诺维奇会面。
1918 年 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1919 年 参加红军。
1919—1921 年 成为第九步兵师的士兵和俄共(布)党的工作者,那 时第九步兵师属于布琼尼第一骑兵军。
1921 年 赫鲁晓夫的第一个妻子死于饥饿和伤寒。
1922 年 国内战争结束,从前线回到尤索夫卡。在尤索夫卡党 组织的安排下,担任鲁钦科夫煤矿副经理。被提名为
帕斯图霍夫煤矿经理,但申请去尤索夫卡工人学校学 习。
1924 年 开始在尤索夫卡党组织中担任各种职务。与尼娜·彼 得罗夫娜结婚。
1925 年 任斯大林诺(前尤索夫卡)省彼得罗夫斯科—马林斯 克区委书记。
出席卡冈诺维奇王特的第 9 次乌克兰党代表大会。 以列席代表身份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 14 次全苏 党代表大会。
1926 年 在哈尔科夫乌克兰党的会议上作第一次有记录的公 开演说。
1927 年 作为代表出席第 15 次全苏党代表大会。从斯大林诺 的区级机关提升到省一级党的机关工作。
1928 年 被卡冈诺维奇提拨到哈尔科夫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组 织部副部长,继而又被其提升为基辅党组织的组织部 长。
1929 年 申请赴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学习,时年 35 岁。
1929—1930 年 在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学习,同斯大林的妻子、党 的工作人员娜杰日达·阿里卢那娃相识。
1931 年 当选为鲍曼区第一书记;六个月后被提升为红色普列 斯尼亚区第一书记。
1932 年 学业中断,担任由卡冈诺维奇领导的莫斯科市党委第 二书记。
1933 年 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
1934 年 在第 17 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35 年 接替卡冈诺维奇的职务,任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 第一书记。
1938 年 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939 年 出席二月中央全会。
3 月,任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 以乌克兰第一书记和基辅军事委员会文职成员的身 份进入西乌克兰。
1940 年 主持西乌克兰的苏维埃化。
1941—1943 年 以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代表的身份,先后在 前线的几个方面军中担任战时中将军衔的政治委
员。从事恢复乌克兰经济和重建乌克兰党组织的工 作。
1944 年 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同时留任乌克兰党委第一书 记。
1945 年 在莫斯科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率领专家团去波兰帮助 重建华沙。
1946—1947 年 被降职,卡冈诺维奇接替了他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 记的职务。
1948 年 官复原职;重新在乌克兰执掌全部大权。
1949 年 赴莫斯科任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
1952 年 在第 19 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1953 年 排名在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卡冈诺维奇之 后。
9 月,取代马林科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4 年 偕同布尔加宁访问北京。 垦荒运动开始。
1955 年 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和解。赴日内瓦参加最高级会 议。
1956 年 2 月,在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上作《反对个人迷信 及其后果》的报告,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