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 中这样写道：

致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同志们： 鉴于年已古稀并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我请求苏共中央满足我的请求，

解除我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 务。鉴于上述原因，我已不可能履行我所承担的职务。我向苏共中央保证我将

把我的余生和精力献给党，致力于苏联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义的利益而工 作。赫鲁晓夫。

苏斯洛夫匆匆念完赫鲁晓夫的“退休声明”和决议之后，会议厅中有人 喊道“不用讨论了”，主持会议的勃列日涅夫于是说：“同志们：你们的建

议和主席团的意见相吻合。还有谁要坚持讨论吗？”于是，这份决议就被中 央全会所通过。接着，勃列日涅夫建议选举中央第一书记和审议苏联部长会

议主席的人选问题。这时，大厅里又有人说：“我们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 志为中央第一书记。”于是，在“谁赞成”，“谁反对”，“谁弃权”的最

简单的表决方式中，主持选举的波德戈尔内宣布“勃列日涅夫全票当选”。 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选举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64 年 10 月 14 日的中央全会匆匆结束了。

在 1957 年 6 月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曾以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把莫洛 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打成”反党集团”，排除出领导集团。七

年之后，后人如法炮制，他自己也被以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和方式赶下台。

赫鲁晓夫回到家中，把外国客人送给他的那个黑色公文包交给迎面走来 的儿子谢尔益，叹了口气说：“完了??辞职了??”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

“我自己签署了因健康原因而退职的声明。现在只等中央全会的决定了。我 说了，我服从纪律、执行中央委员会将作出的一切决定。我还说，我等着我

的去向，莫斯科或是其他地方。”

“任命谁了？”谢尔盖问。

“第一书记是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是柯西金。柯西金是个够资格 的人选。”赫鲁晓夫像从前那样，对人选做出评论，这个习惯一时难改。“解

除布尔加宁职务时，我就提议由他担任这一职务。他真正熟悉国民经济，能

胜任工作。至于勃列日涅夫，就难说了，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推 行正确的路线。不过，这些已不关我的事，我现在是养老金领取者，我的事

情就是靠边站。”他嘴角上露出痛苦的皱纹。

谈话只得结束。 晚上，米高扬来到赫鲁晓夫家中。他被中央主席团授权通知赫鲁晓夫已

通过的决议。 米高扬踌躇地说：“他们要我向你传达：这座别墅和市内住宅留给你终

生使用。” 赫鲁晓夫含糊地回答：“好吧。”很难说清，这是表示感谢，还是仅仅

表明他听到所说的话。他停顿了片刻后说：“我将住在指定我住的地方。”

“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也保留，不过要换人。” 赫鲁晓夫理解地哼了一声。

“退休金将定为每月 500 卢布，汽车也留给你使用。决定保留你的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职务，不过，这还不是最后决定。我还建议为你设立中

央主席团顾问一职，但我的建议被否决了。”“这确实没有必要，”赫鲁晓 夫口气坚决他说，“他们绝不会同意你的这一提议的。在这一切之后，他们

怎么可能需要我呢？我的劝告和不可避免的干预只会让他们感到碍手碍脚。 再说，同我见面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什么高兴的事。??当然，有个事儿干

总要好些。我真不知道，我怎能去适应那种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的退休生活？ 不过，还是要感谢你，有人为我说话，总是令人欣慰的。”

谈话至此就结束了。赫鲁晓夫把米高扬送到门前的空地。米高扬拥抱并 亲吻了赫鲁晓夫，之后快步向大门走去。赫鲁晓夫一直目送着他的身影，此

后，两人再也没有会过面。

退休的生活开始了。

10 月 14日夜间，赫鲁晓夫住宅的警卫队换了人，新的卫队长叫谢尔盖·瓦 西里耶维奇·梅利尼科夫；电话机也不响了，剩下一部市内电话和一部同卫

队室联系的电话还能用；汽车由加长“吉尔”换成“海鸥”，很快又换成“伏 尔加”。

赫鲁晓夫很难习惯新的生活。他每天早上浏览报纸，不过已不像原先那 样标出国际国内生活中应予研究和领会的文章了。他把报纸往旁边一放，就

开始在公园里散步，朝下走到莫斯科河岸边。

“应当学会消磨时间。”赫鲁晓夫总是重复着这句话。他从藏书丰富的 图书馆挑了一大堆书——从前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如今时间倒有的是，可读

得并不入迷：不久前所经历的事情太难忘了，他只是无意识地翻动着书页。 看不了几页，他就把书撂到一边，又开始那没完没了的散步。

事变第二天，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彼得罗芙娜就从休养地——捷克斯 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赶了回来。在最初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她把全家悄悄地

掌管起来。中学生时就是红军侦察员的她，圆圆的脸庞上老是挂着笑容，仿 佛家里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不过是中央委员会作出了例行的决定，而这次

作出的是关于她丈夫的决定。

往常门庭若市、好友如云的场面不再出现了：有的人如今已没有必要来 找赫鲁晓夫；有的人仅仅是因为害怕；有的人想宋，但无法来访，例如飞机

驾驶员齐宾和卫队长利托夫钦科。总之，赫鲁晓夫过起了隐居生活。只有医 生别祖比克定期来探望，开点镇静药，聊聊生活，讲讲新闻和“时间是最好

的医生”之类的话，临走时不忘提醒说，他过几天再来。

1965 年新年就这样在烦恼中来临了。 为了使赫鲁晓夫的心情能好些，赫鲁晓夫全家准备在老地方——9 号别

墅过最后一个新年。因为勃列日涅夫已经通知赫鲁晓夫新年后搬家。尽管那 一年全家老少无心过节，大家仍打扮得漂漂亮亮，尽量显得精神和快活。12

点时，电话铃响了，是打给赫鲁晓夫的。

“喂？”赫鲁晓夫拿起了听筒。 很长时间以来，没人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因此全家人都仔细听着。

“谢谢你，阿纳斯塔斯！”赫鲁晓夫的声音变得年轻了，几乎和先前一 样。“我也祝你新年快乐，代我祝家里人新年快乐??谢谢，我精神还好。

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养老。我要学会休息??”谈话很快就结束了。赫鲁晓夫 很兴奋，对大家说：“米高扬打电话来了，祝大家新年快乐。”他坐在自己

的位子上，目光又渐渐地暗了下来。老朋友的电话只使他精神振奋了一会儿。 几个在家中服务的妇女——厨师、服务员、清洁工在新年钟声响起的时

候也拥进房间。她们带来了特地为过新年烤制的大馅饼，摆在赫鲁晓夫面前。 赫鲁晓夫多少又高兴了一些，他给妇女们每人斟了一杯香槟酒。妇女们说，

她们是来辞行的——她们已被调往别处，但她们将始终保持对赫鲁晓夫的亲 切感情，她们在他身边工作得十分愉快??话到末尾时，妇女们已是热泪盈

眶。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也动了真情，流下了眼泪。这些平时只会做些家务琐 事的人的感情才是真挚的，而平时，他却几乎很少与她们说话。这正是，人

到落难时，才知真情可贵。

1965 年初，赫鲁晓夫携同全家迁入新居。整整一年，赫鲁晓夫终于对退 休者的生活习惯了。不过，这一年他害了一场大病。起初，医生怀疑是胰腺

癌，不过未能确诊。他恢复健康后，别祖比克规定他必须严格节食，戒酒。 这又给赫鲁晓夫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不便。退休后，他衰老的速度突然加快了，

身体的一些器官开始出问题。这令尼娜·彼得罗芙娜很是担心。“得给他找 件事情干。”她想。

退休生活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一个特殊问题是与外部世界失去联系。本 来是信息丰富。信息来源于各种渠道——国家、党、经济、外交、克格勃、

国内外报刊等，现在就只剩下报纸、电视和广播了，而这三个媒介传来的信 息，在苏联都是经过严格而仔细地过滤加工的，令人感兴趣的几乎没有。赫

鲁晓夫一大早就把报纸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然后冷笑道：“味同嚼蜡?? 难道可以这样写吗？这叫什么宣传？谁会相信这个？”

赫鲁晓夫觉得信息太少了。他找出美国商人埃里克·约翰逊早在 50 年代 时送给他的“顶峰”牌全波段收音机，开始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

公司”的广播。然而，消息令他更为烦恼，他的所有改革措施正在逐一被取 消。对于有关贪污受贿、官僚主义、好逸恶劳的报道，他最为痛心疾首，他

不明白苏联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我们在往什么目标走？”他简直闹不明 白。为排除烦恼，必须找个事干。

他想起了水栽法。早在离任前，他就听人说可以用营养液而不用土壤栽 种作物。女儿列娜知道父亲的想法后，立即弄来一本《工业水栽法》的书，

赫鲁晓夫对这本书进行了仔细的研读后，就开始修水塘，配制混合液。为了 让赫鲁晓夫高兴，全家人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栽种了西红柿和黄瓜，但未收

到理想的效果。这一工作不久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接着，赫鲁晓夫又决定练习摄影。儿子为他买来一大堆照相器材。几年 过去了，赫鲁晓夫把周围的景物反复拍照过多次，他对摄影彻底厌倦了，把 照相机扔到一边。

平时，能给赫鲁晓夫带来最大乐趣的是点篝火。他身披法国纺织业企业 家布萨克送的那件驼色斗篷，无论什么天气，即使是下雨，他也要在林子里

拣枯树枝点起篝火，一连几个小时凝视着火光。

篝火使他想起遥远的童年、夜间放牧、牛群、烤土豆、故乡卡利诺夫卡。 有时候，他的孩子陪他一起去，但平日里只有那条名叫阿尔巴特的狗跟着他。

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带有花条棉坐垫的折叠式铝制小椅子，通常椅子由阿尔 巴特用嘴衔着。不过，这条德国牧羊狗若是心绪不佳，赫鲁晓夫就得自己拿

了。他的胸前还时常挂着一副望远镜——这是德国首相阿登纳送的。与他

“俩”同行的还有一只白嘴鸦，这是赫鲁晓夫捡到的一只小雏鸦，他把它喂 养大，因此它同赫鲁晓夫非常亲密，他走到哪儿，它就飞到哪儿，并从他手 中啄食。

后来，他又想起了他的钳工活，他找来了一套钳工工具，弄到麻刀、麻 和油漆，他想把一根根水管接起来，通到菜园去，他成天搬运管子。

这种不断的兴趣转移持续了将近两年。妻子和孩子们都希望赫鲁晓夫能 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项工作上，他们向他建议写一本回忆录，并找来丘吉尔

和戴高乐的回忆录让他看。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无论谁同他见面，无一例外地都要问他是否在 写回忆录，并异口同声地劝他赶快动手，因为他脑子里装着那么多无人知晓 的历史事实。

1966 年 8 月里的一天，尤莉娅的丈夫，记者廖瓦·彼得罗夫拿来一台录 音机，赫鲁晓夫就开始了口授。工作很快就走入了正轨，它成了赫鲁晓夫退

休生活的主要内容。

接着，赫鲁晓夫的妻子加入了进来。她根据录音边打字边改稿，但速度 不能让赫鲁晓夫满意。尼娜·彼得罗芙娜只能用四个手指头打字，而赫鲁晓

夫早已习惯了中央委员会的职业打字员，她们都是用 8 个甚至是 10 个手指头 来工作。他对妻子说：“你就这样打字？什么时候能打完？照这样的速度到

生命结束那天口授的材料也加工不出来。”

儿子谢尔盖建议赫鲁晓夫请求苏共中央派个打字员和秘书，他说：“这 又不是个人的事情。中央应当关心回忆录。这是历史。”

赫鲁晓夫不愿去找中央，他说：“我不想向他们提任何要求。要是他们 主动提出来，我不会拒绝。但是他们不会提出来的，他们不需要我的回忆录， 只会从中作梗。”

不得已，谢尔盖把自己的同事列奥诺拉·尼基福罗芙娜·费诺格诺娃找 了来让她帮助打字。从此，工作进度加快了。赫鲁晓夫每天口授 3—5 个小时，

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他希望口授时旁边要有听众，仅仅面对录音机时，他的 语言就不流畅，也不生动，往往会有长时间的停顿。听众一来，事情干得是

又快又好。秋冬两季最出活儿：夏天，赫鲁晓夫忙于菜园，口授就只能抽空 进行。

在口授了几千米的录音带之后，他感到越来越不安：他的回忆录将会遇 到怎样的命运呢？

“这一切都是白费，无效劳动，全都保不住。我死后，他们会把一切全

都拿走销毁，或者掩藏得不留一点痕迹。”他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道。 为防万一，谢尔盖决定采取保护措施，多复制一份录音带和文字记录，

并把两份东西分别保存在可靠的地方。 不过，赫鲁晓夫正在口授自己回忆录的消息不久便让苏共中央知道了。

1968 年 4 月的一天，基里连科把赫鲁晓夫叫了去，当时在座的还有苏共 监察委员会主席阿·亚·佩尔谢和彼·尼·杰米契夫。基里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