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执行委员会，对联席会议议决

案不满意时得提交复议一次。（七）联席会议之代表，任期一年，（八）联 席会议无修改整理党务案之权。”在 22 日，还通过了《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

案》，说什么“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痛念本党与国民革 命前途之艰巨，又深知我同志并非漠视本党三令五申之原则，而实以未有具

体之办法，足以消除其疑虑，杜绝其纠纷。乃经过郑重之讨论，成立整理党

务案凡四，此次决议案之精神，固完全根据总理容纳革命分子之政策，与本 党历次之决议，而其拥护本党最高原则，改善党员合作办法，统一革命指挥

机关，尤为促进国民革命之必要条件也”。蒋介石在 22 日的闭会日上发表了 演说，反复他说明他提出整理党务的办法，是“完全站在党员的地位，鉴于

现在时局的纠纷和环境的险恶，实在有不能不整理之势”才提出来的，否则

“本党的纠纷长此下去，我可以说我们党的大祸即刻就来了”。 又说：“此次有人以为限制共产党，其实并不是限制，乃是合作的一种

办法，”第二天，蒋介石在广州市党部就整理党务案的理由发表了讲演，一 再说整理党务案“并不是限制共产党”，“不是对共产党员限制”，“看起

来，第二案、第三案条文，有许多似对于共产党同志限制的地方。共产党既 加入本党，应视同一样，不应用特别条文限制。有此条文之理由，系希望本

党同志及共产党同志，实力团结，努力国民革命工作，为第一希望。”蒋介 石的这番话，纯系“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自招。《整理党务案》通过后，蒋

介石等就依照通过的决议案，开始一系列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 25 日召 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宣传部代

理部长职务请另选贤能继任”，“林祖涵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 财政委员两职请另选继任”，“谭平山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清另选继 任”。在 28

日召开的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对上列三人辞职案“照 准”。同时由张静江提议，把蒋介石推到组织部长的位置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 不难打垮的。当时蒋介石的兵力仍占少数，不敢决然分裂，同时所有的民众

运动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但陈独秀仍然采取让步，派了 彭述之、张国焘去参加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接不接

受整理党务案时，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是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

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 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陈独秀后来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

“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员之批评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

党，我们都接受了。”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 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1

第四起，是在北伐中怎样对待蒋介石。 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当时的

革命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中国共产党善于反击，蒋介石的力量还是 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嫡系军事力量还只有六个师。总

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第三军的党代表是 朱克靖，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但陈独秀机会

主义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

在北伐出师前，陈独秀写文章反对北伐。1926 年 6 月 7 日，在《向导》 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

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 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

赤”。北伐出师后，还在《向导》上发表了答张静江等的文章，认为“此次 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

力的战争，真正完成国民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 第三次或第四次北伐。”在行动上，北代出师前，加伦曾请周恩来转问中共

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 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会商量好了，因为当时陈独秀

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上述的文章 反对北伐，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批评，所以当周恩来请示他时，他采取了这种

不负责任的态度。中共中央开会研究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 讨论，是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

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 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第六节 蒋介石叛变革命

一、蒋介石在变坏

北伐迅速胜利地展开，势必促成参加革命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迅速分化， 也可以说，北伐的过程是参加北伐的人的分化的过程。在上海和南京这两个

东南重镇被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前夜，也是革命阵营内部各阶级大改组的前 夜，这是一场现实生活中的“大浪淘沙”。

从广州出发率部北伐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拉拢、扶持下， 逐步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由于当时全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为适应 这种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927 年 1 月正式在

武汉办公。这时，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竭力主张迁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 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而总司令应设在前线南昌。

实际上是蒋介石企图把党政军控制一手。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 派和人民群众同蒋介石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蒋的企图未能得逞，蒋

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顾这段历史：“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 会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戡定东南的

军政大计。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 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

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 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

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 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而事实上不是如蒋介石上

述所说，蒋上述行为只是一种被迫的举动。当 1926 年 11 月攻克南昌后，一 部分国民党中委、国民政府委员及鲍罗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 月初旬，宋庆

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亲 自接待，12 月 7 日在庐山开会，未议出什么具体方案，就下山回武汉去了。

这些人一走，对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是一个打击。12 月 13 日，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

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1927 年 1 月 1 日，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 民政府已在武汉执行职务，而蒋介石却在 l926 年 12 月 31

日在南昌宣称国民 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1927 年 1 月 3 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

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同日，蒋介石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 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

不表赞同，于是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想说服武汉的国民党人。李宗仁在回忆 中说：“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

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当时的“风色”确实不利蒋介石。蒋介石后 来说：1927 年 1 月 11 日，他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蒋介石同志，

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 工、反对 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由于迁都

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也只得表示拥护。1927 年 2 月 20 日和 3 月 5

日，他在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 讲，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

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 的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到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

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迁都武汉，出乎蒋介石的无奈，而他深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 在起关健作用，于是在他控制的南昌就几次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演说。1927 年 2 月

21 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 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

党权、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一个 口号来排除异已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进而他

更露骨地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 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

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他还说：“我亦曾附带的 有一句话，就是说：‘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

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 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向导》当时发表文章评论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

“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产派说话的，说共产 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1蒋介石的这次演讲发表以后，南京、

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路透社、顺天 时报、字林西报等，都大吹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

多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 宗昌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办的《江南晚报》，也都大

作其社论，大宗登出蒋介石的演讲，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 起来抑制共产分子。”3 月 7 日，蒋介石又借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

之机，再发表长篇演讲，痛骂武汉政府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的制裁是“拿 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是“反对革

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而且说：“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 我们就要当作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他还说：“无论哪

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 如同对苏俄一个样了，未始不可以联合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

象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象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 他们。”这里的客观标准就是对蒋介石的态度，拥蒋者即为“平等待我”，

反蒋者即为“不以平等待我”。这种言论同西山会议派当时反对联俄的论调 一模一样。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大会宣言就是这样说的：“吾人赏以‘平等待

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 甚至为仇，”

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论的同时，一方面与帝国主义进行 联络。早在 1926 年底。日本派佐分利贞男（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汉

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1927 年 1 月 8 日，佐分利贞男向外相 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1 月

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 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

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蒋介石也秘密地派戴

1 彭述之：《读了蒋介石二月二十一日的演讲以后》，《向导》第 192 期。

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