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国民党，来破坏我 们国民革命的事业。”“所以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就毅然决然的

将共产党种种阴谋卖党卖国的证据，统统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全国同志揭发 出来，要中央执行委员会赶紧共同一致的起来驱逐共产党，使我们来重新组

织一个纯粹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蒋介石还痛骂这个时候的武汉政府，说：

“现在汉口有一班叛党的党员，勾结共产党，情愿受鲍罗廷的支配，假冒我 们国民党的招牌，来骗一般的民众，来破坏国民革命，想把我们国民党的党

权政权统统落在他们的手里。”他更凶残毕露地说：“现在我们的生命已经 操在共产党的手里，共产党的刀镰子已经架在我们头上了。这个时候，如果

我们再不用决绝手段把他赶走，还想用什么和平法子来解决，那不啻是我们 自杀！要晓得共产党是非打不走的，非我们去消灭他，他就要来消灭我们；

非我们去杀他，他就要来杀我们！”在 16 日和 18 日，蒋介石又分别发出《谨 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和《谨告全国民众书》，洋洋万余言，中心是一而再、

再而三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且明确亮相：“中正始终为共产党之敌人。”

蒋介石已完全把自己站在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和革命的对立面。他“靠 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

他”1而上了台。他一上台就一个巴掌把人民打入了内战的血海。

1 《蒋总统秘录》第 159 页。

1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25 页。

第二章 蒋介石又是怎样把各派军阀搞倒的？

第一节 蒋介石的下台又上台

一、“夹攻中奋斗”的汪精卫

在北伐中，正当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日渐厉害的时候，1927 年 3 月，武汉 举行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十五个决议案，在宣言中对”国民革命

运动葡时期之特性”、“中国革命行动之方针”和“三民主义的真实怠”， 提出符合当时革命潮流的主张，坚持反帝反封惠坚持三大政策，这对蒋介石

是一种制裁。当时出版的《东方杂志》有这样一个记载，邑汉口国民党第二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到三十三人·谭延阎主持，徐谦等反

对蒋介石之一派人物汲为活动。关于制抑蒋介石之‘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 及 j 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均完全通过。在汉口与蒋接近之

武汉工戌司令兼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彼排去职，以庸主智继任卫戌司令，第 四军副军长张发奎兼第十一军军长，汉口市长刘文岛亦同时波排。”1在这次

会上，选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九人常委会，汪霹兼任组织部长（汪未到前由 呆王章代理），免除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

部和军人部长等职，汉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在此前，迁部问题发生争论 后，中央联席会议曾电催在国外的汪精卫回国。据汪精卫 1927 年 4 月 11 日

在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说：“兄弟自从去年离开广东之后， 到十一月初，接着中央联席会议的电报，要兄弟赶早料理回国。当时曾经拍

了一个复电，说是十一月底才能启程。十一月二十日由法国动身，不料一到 柏林就发生病，一直耽搁到今年正月底，才离开法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 会前，2 月

8 日，武汉又电催汪精卫回国。1927 年 4 月 1 日，汪精卫经莫斯 科，获得苏联给予的支持，经过西伯利亚至海参威，然后到达上海。

汪精卫一到上海，蒋介石等都是很欢迎的，不管是否由衷，蒋介石是口 口声声说希望汪精卫重行领导全党奋斗“革命”。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汪

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当时汪精卫的态度怎么 样呢？那时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

诚意地希望汪精卫重负领导责任。汪精卫后来回顾说：“回到上海的时候是 四月一号，那时蒋介石、吴稚晖、蔡子民、李石曾几位二十多年来大家在一

起的同志都见面了。见面之后，蒋同志等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 鲍罗廷；一是分党。”1汪精卫开始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

后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后来，留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和驻沪的军政负责人同汪精卫开了两次会，

参加的有蒋介石、宋子文、吴稚晖、蔡元培、李煜瀛、纽永建、邓泽如、古 应芬、张静江、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等，一致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并

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汪精卫当时是始终“袒共”，一再申述孙中山的三 大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国民党中央的行动辩护。会上发生争论，吴稚

晖竟向汪精卫下脆，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汪精卫给弄得措手不及，

1 “东方杂志》第 24 卷第 9 号《时亭日志》。

1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 牛 11 月 5 日）.《革命又献》第 16 辑。

毫无办法，连忙逃避：退上楼梯，嘴里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在场的人为之啼笑皆非。汪精卫在回顾中说：“从

四月一号到五号共五无，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件事。蒋同志等对于这两件事很 坚决地以为必需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

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蒋同志等说道：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 议了，全为共产党把持。兄弟说过：如此可以提议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新

决议来变更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 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可以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

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赞成的。”

14 月 5 日，汪精卫同陈独秀、周恩来接触乏后，发表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 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吴稚晖当面就讽刺狂精卫，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

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 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魁

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精卫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最后， 汪精卫于 6 日秘密离沪赴汉口。汪精卫说他赴汉口是：“向中央提议，将中

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提议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蒋 同志所提议之事件。蒋同志等很不赞成兄弟往武汉去。而兄弟则以为不得不

行，遂于六日下船。在船中写了三封信，两封是下船后即发的，一是写给蒋 介石同志，一是写给张静江同志。信中大意是说最好能够在四月十五日左右

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一切。随后又写一封信给李石曾同志。说明十三年 改组的精神不可牺牲，党的纪律不可不守，党的组织不可破坏。”2当然，对

汪精卫在上海同蒋介石分手，也有不同的议论，李宗仁认为：“汪氏坚持赴 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他二人（指蒋、汪）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

辈外人所可臆测，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领袖， 如胡汉民、许崇智等”。不过，汪也确实吃过蒋的亏，中山舰事件后，汪被

蒋逼走，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李 宗仁说汪精卫“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

敢和蒋氏盘桓”。

江精卫到武汉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 汉国民党中央于 4 月 17 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

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拨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 日，在武汉的 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四十人联名讨蒋，号召全国民

众，全体党员，尤其是革命军人，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 之败类，民众之贼”。汪精卫在革命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下，仍以“左派领

袖”的面目出现。

后来汪精卫为什么会变成同蒋介石一样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呢？ 究其原因：

第一、武汉本身的困境。当时蒋介石、广东军阀、四川军阀、奉系军阀 从四面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九省通衢”变成了孤岛。加上

当时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确有过“左”的行动，“工会的童子军更是不知天高 地厚，凶暴非凡，有一次五一示威，他们把守着路口，每逢穿长衣的人经过，

1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2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都要拦住剪长衣。这班穿长衣的先生们，在大路上远远望见那些虎虎的童子 军，便鸡飞狗走的往小巷乱钻，秩序那样的凌乱，武汉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

势”1。这样，使得武汉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遇到无法克 服的困难。

第二，冯玉祥倒向蒋介石。宁汉分裂后，各自举行北伐，以示“大方向” 正确，来争取民众。南京方面是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率部继续北代，武

汉方面是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率部举行北伐。这时、阎锡山已正式附蒋， 于是举足轻重的是冯玉祥。

继续北伐的结果，宁方打下徐州，汉方打下郑州。冯玉祥从甘肃五原出 师后，由甘肃、陕西打出潼关，军事上胜利进展很快。冯玉祥部分布在陇海

线上，从郑州可以宜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战略上处于重要地位。 先是，冯玉样同汉方在郑州开了一个“郑州会议”。当汉方的北伐军打下郑

州后，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徐谦等到了郑州、6 月 10 日同冯玉 祥开了两天会议，“对党务政治军事各重要事件，均曾为具体之决定”1。会

上，汪精卫决定将河南交给冯玉祥以此作为厚饵，来争取冯玉祥站在汉方， 共同应蒋又反共，冯玉祥后来说：“在会上，很多都是很激烈地反对蒋介石

的独栽。我再三地说，张作霖在北边，吴佩孚跑到四川去了，无论如何不要 自己打起来，忘了我们的敌人。当时有些朋友很同意我这话，也有的人不赞

成，说我已经同蒋介石勾搭在一起。”2李宗仁认为汉方策动郑州会议，目的 有二：“其一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谋已露。变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

重行部署其所谓‘东征’计划。武汉方面以河南地盘饵冯，固希望冯氏沿陇 海路东进，而武汉则顺流而下，如是，可一举而囊括东南。”3接着冯玉祥又

同宁方在徐州开了一个“徐州会议”。冯玉样的日记中说，“当武汉西北两 面夹攻郑汴之时，蒋中正亦率兵由津浦线进击孙军，于六月中旬克复徐州。

十七日，逐由徐州电公前往，商洽北伐军事，公欲藉此机会，以停和宁汉， 共同北伐，早日完成国民革命。又于十九日由汴至徐，与蒋及李宗仁、白崇

禧等相晤。二十日，南京方面中央委员胡汉民、吴敬恒、李煜瀛、李烈钧、 张人杰均到，遂开联席会议，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是即所谓徐州会议

也。二十一日，公与蒋会衔发出通电，表明意旨。”李宗仁则认为冯玉祥之 所以在郑州会议后又赴徐州参加会议是：“冯玉祥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

未为武汉方面的甘辞厚饵所动。且冯在陕西时，对共产党活动已深感不满而 屡加抑制。此次郑州之行，对武汉方面的建议，仅漫应之，使武汉领袖殊感

失望。冯氏取得河南地盘后，也答应蒋总司令之约，来徐州和我们一晤。”1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下令“严防共党”，对部属传达了徐州会议之经过及结

果：“大略如下，（一）鲍罗廷为共产党员，应令其回国，（二）卖国军阀 是共同敌人，应一致征讨。”而且对时局表示如下主张：

“（一）送鲍罗廷回国，（二）化除私见，（三）一致北伐。”2

1 除公博：《苦笑录》第 86 页。

1 《冯玉样日记》（民国 16 年 6 月 1 日）。

2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3 《李宗仁回亿录》（上）第 476 至 477 页。

1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77 页。

2 《冯玉祥日记》。

6 月 21 比冯玉祥致电汪精卫等，攻击武汉地区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 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要求汪精卫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并应“速

决大计，早日实行”。这样，冯玉祥不仅倒向落介石一边，而且同蒋介石一 致反共。这对汪精卫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使其无法实现夹击宁方。

第三、汪精卫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