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等私离重庆。陈布雷在

日记上说：“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 提和战之意见，不诏未及一调，即潜行入滇而离国也。”2当时汪精卫赴云南，

要争取龙云拥汪反蒋，并打算争取第四战区张发奎的响应。原先在 1938 年

11 月中旬汪日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举行秘密谈判，讨论就建立新政府的计 划达成协议的时候，汪精卫预计，可争取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等人

及四川军队将领参加“和平运动”。结果是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19 日晚，汪就跳上滇越路火车去河内。

28 日发表了声明3，拥护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公开 叛国。汪精卫在 1939 年 6 月 12 日同日本内相米年的谈话中说及他为什么离

开重庆：“我离开重庆之前几个月间，总努力想办法使蒋介石改变主意，但 是没有效果。终于不得不离开重庆。在河内时，曾托蒋介石派来的使者带信

给他，如果他下野，我也一起出国，可是蒋不接受，我感到更加危险，才最 后立下决心出来。”周佛海自述说：“武汉失守，长沙大火以后，心情苦闷、

烦恼、焦急，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一般的人心和情形是：没有一个人不想和， 没有一个人敢说。两个人关着门说话，有疾首痛心，咀咒战争、希望和平的。

但是有了三个人，询子就高起来了。大家都怀着这种心理：就是和平，是千 真万真，自己所希望，所企图的；但是顶好别人主和，自己主战。换句话说：

就是大家希望别人做汉奸，自己做民族英雄。汪精卫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 争。一般同情的人不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对。

（汪）向蒋先生提出意见，始终没有确实的结果。所以汪精卫毅然决定

1 《陈布雷回忆录》（二）弟 89 页。

1 《蒋总统秘录》第 2557 页。

2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89 至 90 页

3 1938 年 12 月 28 日：汪精卫发出《艳忠》，拥护日本政府在 22 日提出的关于调解中日邦友根本方针（即

《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同时致书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也最高会议。

离开重庆，以便公开的发表和平主张，从事和平运动。”当然，周佛海在这 里是替他们当汉奸作辩解。

蒋介石怎么对待汪精卫的出走及声明呢？1938 年 12 月 21 日蒋介石在陕 西武功接到龙云的报告（当时蒋介石去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吃了一惊，这

一天，蒋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 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

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4 日下午五时，蒋介石由西安回到重庆。当夭晚 上，即通过顾问端纳转告美、英两国驻华大使说：“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

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意思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大规模的抵抗。” 因为汪精卫脱离重庆后，流传着这样的推测——“汪兆铭受了国民政府的密

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所以蒋介石才赶紧作了这个说明。在暗 地里，蒋介石派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越南面交汪精卫。26

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敌相近卫荒谬声明演词》，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 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

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都 纪念日，蒋介石讲了话，批驳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认

为：“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 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势。”在这次讲话中，蒋介石未提及汪

精卫逃脱一事。27 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速返重庆。28 日，汪精卫发 表艳电，并致书国民党中央，认为他的行动同原来蒋介石通过陶德曼同日本

搞和谈是一致的。汪说：“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 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

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 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

则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在《艳电》夏 是恬不知耻地建议应以日本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

携”三点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1939 年元旦， 国民党召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蒋介石以党的总

裁地位主持会议，为谋给予汪精卫以再一度的悔悟的机会，而希望加以宽大 处理；但中央常委，尤其是林森、吴稚晖、张继等人极端愤慨，讨论到最后，

终于议决：“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并通过由吴稚晖起草决议。陈布雷在 日记中说：“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委，讨论对汪发表艳电后之处置，

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瞩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恢悔余 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决议永远开除

其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之所在。”1上述可见，蒋介石对 狂精卫投敌是待反对的态度，根本不存在分途合谋。

1940 年 3 月 30 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日本拉出汪精卫粉墨 登台，却是出于无奈。日本知道汪精卫的价值：一是汪早已是为人们所诟骂

的亲日派，二是国民党的实权不在汪手中而是在蒋手中。因此日本诱降的真 意是要把蒋介石集团拉过去。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无需说，从本质上来

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因此，仅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 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阶梯而

1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90 页。

已。”所以，汪伪政权建立后，过了八个月，直到 1940 年 11 月 31 日日本才

予以正式承认。日本借此向蒋介石投以钧饵。日本寄希望于蒋介石投降，想 把“最好的菜”留起来给蒋介石。汪伪政权自政府主席以至各院各部官衔，

都冠以“代理”二字，汪伪政权一直以林森为主席；虚位以待，汪精卫为代 理主席。汪精卫、陈公博就表示过日蒋“和谈”成功，汪伪政权仍可取消。

今井武夫认为：“为了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 义，南京政府就成了日华协作的实验台，而且在全面和平的时候，又可作为

媒介，具有充作垫脚石的决心。”1在日本人的眼里，汪精卫不过是“实验台”， 是“媒介”，是”垫脚石”。

二、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和谈

蒋介石没有象汪精卫那样投降日本当汉奸，但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期 间始终没有断了同日本妥协的念头，而且也没有断过秘密和谈的活动。这种

活动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第二阶段是反共高潮时， 第三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四阶段是抗战末期。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悄悄地通过各种渠道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这时， 蒋介石同汪精卫是“和衷共济”，合伙经营的。

当时是通过两条渠道进行妥协工作。 一条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在 7 月 13 日向国际联盟递送了第一次声

明。在 9 月 10 日，以中国代表身份向国联秘书长提出申诉书，请求国联采取 适宜而必要的行动。于是，国联决定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以资商讨。9 月 12

日.中国再提出补充声明，诉清国联对于日本侵略采取必要的行动。11 月 3 日，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发表了语气软弱的对日宣言，

只是说日本侵华，“全世界对之均有一种不安之忧虑”，“各国代表仍信当 事双方倘同意停战，俾乘机试行解决，或可达成之目的”，对日本的强硬态

度，“各国代表殊难理解”，“各国对之不得不考量其共同应取之态度”。 对这样一个软绵绵的宣言，蒋介石还是很满意的，在 11 月 15 日日记说：“九

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须实现也。”

1在这时，日本也想在停战议和中迫使中国让步，想两国直接交涉。这样，日 本就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再由狄克逊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由陶

德曼找蒋介石商量和谈。这就是所谓“陶德曼调停工作”。1937 年 10 月 21 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

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象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 日本也是欢迎的。”狄克逊又以同样的电文打给南京。第二天，德国外交部

给驻华大使密电：“我的认为，就目前来说，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 机会的话，我们并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10 月 30 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

曼给德国外交部长发了一份特密急电说：“今日我将令我传达的意见和外交 部次长陈介谈了，同时还告诉他，与日本觅取解决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

我们愿意做联系的途径。他说委员长要先知道日本的条件是什么，我就答复

1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

1 引目《蒋总统秘录》第 2462 页。

他，日内我和委员长谈。但是现在就要采取第一个步骤，因为这是心理上要 求和平的时候。布鲁塞尔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外交部次长也是同样的意见，

但是他问我们如何能把事情推动起来。我建议他转告他的政府，说我们愿意 做与日本联系的途径；我又建议授权给我告诉日本政府，开始时只说中国准

备觅取解决。”11 月 3 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急电，提出了日本的条件为：

“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用这个先例 看起来，中国不应该有所反对。2、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

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这个非军事区里，由中国的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

“3、在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其他不变 更。4、停止反日政府??。5、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6、减低对日本

货物的关税。7、尊重外侨权利。”同时又说日本外务大臣广田着重表示：“假 如日本被迫继续作战，他就要把战争进行到使中国完全溃败，然后再提出远

较现在为苛刻的条件。”同一天，德国外交部长急电德国驻华大使馆：“请 将驻东京大使三日第 345 号电报中所说的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蒋介石，我们

觉得那些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并情报告（蒋介 石）对那些条件的反应如何；”11 月 5 日，蒋介石在南京第一次接见了陶德

曼，针对日本提出的七个条件，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和议的必要原则”。当 时蒋介石还是幻想九国公约有什么对中国有利的行动，所以在讨价还价日本

提出的条件。这次接见的详细谈话情况，当天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发的特密 电报中说：“我于今日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

长孔样熙。蒋介石要我向德国政府表达他对于德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所作的努 力衷心的感谢。他首先问我的意见。我说，我和你一样，认为这些条件提供

一个谈判的基础。我们从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看到，一个国家不应该等 待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对于军事局势，我不能判断。于是他说，假如日本不

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 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但是只有在这一点做到了之后。他又很机密地告

诉我，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 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日本人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他们现在不对

中国作友好的姿势以奠立日后友善的基础，却提出要求。假如他们继续作战， 中国当然不会有在最后获得军事胜利的机会，但是她也不会放下她的武器。

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 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

来不投降的。我说我刚才重读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那真 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孔祥熙也承认那是可怕的，但是假如那样的话，他也想

不出别的办法。”电报中又说：“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