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 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

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

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

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我不知道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我有三个哥

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

“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但是， 从我一记事儿起，直到她去世，我总以为她在二三十岁的时节，必定和我大

姐同样俊秀。是，她到了五十岁左右还是那么干净体面，倒仿佛她一点苦也 没受过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为举止大方，并显不出矮小。她的脸虽

黄黄的，但不论是发着点光，还是暗淡一些，总是非常恬静。有这个脸色， 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乱看的眼珠儿，谁都可以看出她

有一股正气，不会有一点坏心眼儿。乍一看，她仿佛没有什么力气，及至看 到她一气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难断定：尽管她时常发愁，可决不肯推卸 责任。

母亲除了去参加婚丧大典，不大出门。她喜爱有条有理地在家里干活 儿。她能洗能作，还会给孩子剃头，给小媳妇们绞脸——用丝线轻轻地勒去

脸上的细毛儿，为是化装后，脸上显着特别光润。可是，赶巧了，父亲正去 值班，而衙门放银子，母亲就须亲自去领取。我家离衙门不很远，母亲可还

是显出紧张，好像要到海南岛去似的。领了银子（越来分两越小），她就手 儿在街上兑换了现钱。那时候，山西人开的烟铺，回教人开的蜡烛店，和银

号钱庄一样，也兑换银两。母亲是不喜欢算计一两文钱的人，但是这点银子 关系着家中的“一月大计”，所以她也既腼腆又坚决地多问几家，希望多换 几百钱。

有时候，在她问了两家之后，恰好银盘儿落了，她饶白跑了腿，还少 换了几百钱。

拿着现钱回到家，她开始发愁。二姐赶紧给她倒上一碗茶——小砂壶 沏的茶叶末儿，老放在炉口旁边保暖，茶汁很浓，有时候也有点香味。二姐

可不敢说话，怕搅乱了母亲的思路。她轻轻地出去，到门外去数墙垛上的鸡 爪图案，详细地记住，以备作母亲制造预算的参考材料。母亲喝了茶，脱了

刚才上街穿的袍罩，盘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铜钱当算盘用，大点儿的代表一 吊，小点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计该还多少债，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掂动着几

个铜钱，而后摆在左方。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就又轻 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

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不，她不 喜欢低三下四地向债主求情；还！还清！剩多剩少，就是一个不剩，也比叫

掌柜的大徒弟高声申斥好的多。

即使她和我的父亲商议，他——负有保卫皇城重大责任的旗兵，也只 会惨笑一下，低声地说：先还债吧！

左方的钱码比右方的多着许多！母亲的鬓角也有了汗珠！她坐着发愣， 左右为难。

看着炕上那一小堆儿钱，不知道怎么花用，才能对付过这一个月去。 父亲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

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 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

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 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

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 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

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 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 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 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

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

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 我与三姐。因此，他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

他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 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 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

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 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止我的好客的

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

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

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 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

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

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 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 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

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 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

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 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

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 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

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 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

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 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

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 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 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怎么活了过来，连我们自己也难以说清楚，只 说一件事吧：每逢伏天夜里下暴雨的时节，我们就都要坐到天明，以免屋顶

忽然塌了下来，同归于尽。

是的，我们都每日只进两餐，每餐只有一样菜——冬天主要的是白菜、 萝卜；夏天是茄子、扁豆。饺子和打卤面是节日的饭食。在老京剧里，丑角

往往以打卤面逗笑，足证并不常吃。至于贫苦的人家，像我家，夏天佐饭的

“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 家里很穷，所以母亲在一入冬季就必积极劳动，给人家浆洗大堆大堆

的衣服，或代人赶作新大衫等，以便挣到一些钱，作过年之用。 姐姐和我也不能闲着。她帮助母亲洗、作；我在一旁打下手儿——递

烙铁、添火，送热水与凉水等等。我也兼管喂狗、扫地，和给灶王爷上香。 我必须这么作，以便母亲和姐姐多赶出点活计来，增加收入，好在除夕与元

旦吃得上包饺子！

快到年底，活计都交出去，我们就忙着筹备过年。我们的收入有限， 当然不能过个肥年。可是，我们也有非办不可的事：灶王龛上总得贴上新对

联，屋子总得大扫除一次，破桌子上已经不齐全的铜活总得擦亮，猪肉与白 菜什么的也总得多少买一些。由大户人家看来，我们这点筹办工作的确简单

的可怜。我们自己却非常兴奋。

我们当然兴奋。首先是我们过年的那一点费用是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换 来的，来得硬正。每逢我向母亲报告：当铺刘家宰了两口大猪，或放债的孙

家请来三堂供佛的、像些小塔似的头号“蜜供”，母亲总会说：咱们的饺子 里菜多肉少，可是最好吃！刘家和孙家的饺子必是油多肉满，非常可口，但

是我们的饺子会使我们的胃里和心里一齐舒服。

劳动使我们穷人骨头硬，有自信心。她使儿女们相信：只要手脚不闲 着，便不会走到绝路，而且会走得噔噔的响。

虽然母亲也迷信，天天给灶王上三炷香，可是赶到实在没钱请香的时 节，她会告诉灶王；对不起，今天饿一顿，明天我挣来钱再补上吧！是的，

她自信能够挣来钱，使神仙不至于长期挨饿。我看哪，神佛似乎倒应当向她 致谢、致敬！

长大了些，记得有一年除夕，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亲在 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烧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

光的圈里，非常的白，紧接着飞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灭；先 下来的灭了，上面又紧跟着下来许多，像一把“太平花”倒放。我还记着这

个。我也的确感觉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间。

第四节 入学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 母亲有时候想叫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怕交不上学费，所以一

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

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 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

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 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是去作个小买卖——弄个小筐，

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 假若我能去作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

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 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

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 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

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 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

乎受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 我来，带他上学！学钱和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

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 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定满

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

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 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

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 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

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叫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 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 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

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产，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 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

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