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

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楞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 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

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 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

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 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 的去看世界。

有人说，《老张的哲学》并不幽默，而是讨厌。我不完全承认，也不完 全否认这个。

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个人一个脾气，无须再说什么。有的人急 于救世救国救文学，痛恨幽默；这是师出有名，除了太专制一些，尚无大毛

病。不过这两种人说我讨厌，我不便为自己辩护，可也不便马上抽自己几个 嘴巴。有的人理会得幽默，而觉得我太过火，以至于讨厌。我承认这个。前

面说过了，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玩，并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 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

的笔下跳脱畅肆。讨厌？当然的。

大概最讨厌的地方是那半白半文的文字。以文字耍俏本来是最容易流 于耍贫嘴的，可是这个诱惑不易躲避；一个局面或事实可笑，自然而然在描

写的时候便顺手加上了招笑的文字，以助成那夸张的陈述。适可而止；好不 容易。

写成此书，大概费了一年的工夫。闲着就写点，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 所以漓漓拉拉的延长到一年；若是一气写下，本来不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写

的时候是用三个便士一本的作文簿，钢笔横书，写得不甚整齐。这些小事足 以证明我没有大吹大擂的通电全国——我在著作；还是那句话，我只是写着

玩。写完了，许地山兄来到伦敦；一块儿谈得没有什么好题目了，我就掏出 小本给他念两段。他没给我什么批评，只顾了笑。后来，他说寄到国内去吧。

我倒还没有这个勇气；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诉我哪点 应当改正，我自然闻不见自己的脚臭；于是马马虎虎就寄给了郑西谛兄——

并没挂号，就那么卷了一卷扔在邮局。两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居然把它 登载出来。我到中国饭馆吃了顿“杂碎”，作为犒赏三军。

《赵子曰》

我只知道《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和登完之后由文 学研究会出单行本。自己的作品用铅字印出来总是件快事，我自然也觉得高

兴。《赵子曰》便是这点高兴的结果。我知道“老张”很可笑，很生动；好 了，照样再写一本就是了。于是我就开始写《赵子曰》。

材料自然得换一换：“老张”是讲些中年人们，那么这次该换些年轻的 了。写法可是不用改，把心中记得的人与事编排到一处就行。“老张”是揭

发社会上那些我所知道的人与事，“老赵”是描写一群学生。不管是谁与什

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一回吃出甜头，当然想再吃；所以这两本东西 是同窝的一对小动物。

可是，这并不完全正确。怎么说呢？“老张”中的人多半是我亲眼看 见的，其中的事多半是我亲身参加过的；因此，书中的人与事才那么拥挤纷

乱；专凭想象是不会来得这么方便的。这自然不是说，此书中的人物都可以

——的指出，“老张”是谁谁，“老李”是某某。不，绝不是！所谓“真”， 不过是大致的说，人与事都有个影子，而不是与我所写的完全一样。它是我

记忆中的一个百货店，换了东家与字号，即使还卖那些旧货，也另经摆列过 了。其中顶坏的角色也许长得像我所最敬爱的人；就是叫我自己去分析，恐

怕也没法作到一个萝卜一个坑儿。不论怎样吧，为省事起见，我们暂且笼统 的说“老张”中的人与事多半是真实的。赶到写《赵子曰》的时节，本想还

照方抓一剂，可是材料并不这么方便了。所以只换换材料的话不完全正确。 这就是说：在动机上相同，而在执行时因事实的困难使它们不一样了。

在写“老张”以前，我已作过六年事，接触的多半是与我年岁相同的 中年人。我虽没想到去写小说，可是时机一到，这六年中的经验自然是极有

用的。这成全了“老张”，但委屈了《赵子曰》，因为我在一方面离开学生生 活已六七年，而在另一方面这六七年中的学生已和我作学生时候的情形大不

相同了，即使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学校生活也无补于事。我在“招待学员” 的公寓里住过，我也极同情于学生们的热烈与活动，可是我不能完全把自己

当作个学生，于是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 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今天想起来，我之立在“五四”运动外面使我的思

想吃了极大的亏，《赵子曰》便是个明证，它不鼓舞，而在轻搔新人物的痒 痒肉！

有了这点说明，就晓得这两本书的所以不同了。“老张”中事实多，想 象少；《赵子曰》中想象多，事实少。“老张”中纵有极讨厌的地方，究竟是

与真实相距不远；有时候把一件很好的事描写得不堪，那多半是文字的毛病； 文字把我拉了走，我收不住脚。

至于《赵子曰》，简直没多少事实，而只有些可笑的体态，像些滑稽舞。 小学生看了能跳着脚笑，它的长处止于此！我并不是幽默完又后悔；真的，

真正的幽默确不是这样，现在我知道了，虽然还是眼高手低。

此中的人物只有一两位有个真的影子，多数的是临时想起来的；好的 坏的都是理想的，而且是个中年人的理想，虽然我那时候还未到三十岁，我

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 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

穷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

明乎此，才能明白我为什么有说有笑，好讽刺而并没有绝高的见解。 因为穷，所以作事早；作事早，碰的钉子就特别的多；不久，就成了中年人

的样子。不应当如此，但事实上已经如此，除了酸笑还有什么办法呢？！

前面已经提过，在立意上，《赵子曰》与“老张”是鲁卫之政，所以《赵 子曰》的文字还是——往好里说——很挺拔利落。往坏里说呢，“老张”所

有的讨厌，“老赵”一点也没减少。可是，在结构上，从《赵子曰》起，一 步一步的确是有了进步，因为我读的东西多了。《赵子曰》已比“老张”显 着紧凑了许多。

这本书里只有一个女角，而且始终没露面。我怕写女人；平常日子见

着女人也老觉得拘束。在我读书的时候，男女还不能同校；在我作事的时候， 终日与些中年人在一处，自然要假装出稳重。我没机会交女友，也似乎以此

为荣。在后来的作品中虽然有女角，大概都是我心中想出来的，而加上一些 我所看到的女人的举动与姿态；设若有人问我：女子真是这样么？我没法不

摇头，假如我不愿撒谎的话。《赵子曰》中的女子没露面，是我最诚实的地 方。

这本书仍然是用极贱的“练习簿”写的，也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工夫。 写完，我交给宁恩承兄先读一遍，看看有什么错儿；他笑得把盐当作了糖，

放到茶里，在吃早饭的时候。

《二马》

《二马》是我在国外的末一部作品：从“作”的方面说，已经有了些 经验；从“读”的方面说，我不但读得多了，而且认识了英国当代作家的著

作。心理分析与描写工细是当代文艺的特色；读了它们，不会不使我感到自 己的粗劣，我开始决定往“细”里写。

《二马》中的细腻处是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里找不到的，“张” 与“赵”中的泼辣恣肆处从《二马》以后可是也不多见了。人的思想不必一

定随着年纪而往稳健里走，可是文字的风格差不多是“晚节渐于诗律细”的。 读与作的经验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个人愿意这样与否。

《二马》在一开首便把故事最后的一幕提出来，就是这“求细”的证 明：先有了结局，自然是对故事的全盘设计已有了个大概，不能再信口开河。

可是这还不十分正确；我不仅打算细写，而且要非常的细，要像康拉德那样 把故事看成一个球，从任何地方起始它总会滚动的。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

放在最前面，而后倒转回来补讲前文，而后再由这里接下去讲——讲马威逃 走以后的事。这样，篇首的两节，现在看起来是像尾巴，在原来的计划中本

是“腰眼儿”。为什么把腰眼儿变成了尾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到 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而另换一个风格，于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姿态上

的取笑，笑出以后便没法再使文章萦回跌宕；无论是尾巴吧，还是腰眼吧， 放在前面乃全无意义！第二个是时间上的关系：我应在一九二九年的六月离

开英国，在动身以前必须把这本书写完寄出来，以免心中老存着块病。时候 到了，我只写了那么多，马威逃走以后的事无论如何也赶不出来了，于是一

狠心，就把腰眼当作了尾巴，硬行结束。那么，《二马》只是比较的“细”， 并非和我的理想一致；到如今我还是没写出一部真正细腻的东西，这或者是

天才的限制，没法勉强吧。

在文字上可是稍稍有了些变动。这不能不感激亡友白涤洲——他死去 快一年了！已经说过，我在“老张”与《赵子曰》里往往把文言与白话夹裹

在一处；文字不一致多少能帮助一些矛盾气，好使人发笑。涤洲是头一个指 出这一个毛病，而且劝我不要这样讨巧。我当时还不以为然，我写信给他，

说我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话里，以提高白话，使白话成为雅俗共赏的东西。 可是不久我就明白过来，利用文言多少是有点偷懒；把文言与白话中容易用

的，现成的，都拿过来，而毫不费力的作成公众讲演稿子一类的东西，不是 偷懒么？所谓文艺创作不是兼思想与文字二者而言么？那么，在文字方面就

必须努力，作出一种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才算本事。

在《二马》中我开始试验这个。请看看那些风景的描写就可以明白了。《红 楼梦》的言语是多么漂亮，可是一提到风景便立刻改腔换调而有诗为证了；

我试试看；一个洋车夫用自己的言语能否形容一个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 能的话，让我代他来试试。什么“潺浮”咧，“凄凉”咧，“幽径”咧，“萧

条”咧??我都不用，而用顶俗浅的字另想主意。设若我能这样形容得出呢， 那就是本事，反之则宁可不去描写。这样描写出来，才是真觉得了物境之美

而由心中说出；用文言拼凑只是修辞而已。论味道，英国菜——就是所谓英 法大菜的菜——可以算天下最难吃的了；什么几乎都是白水煮或楞烧。可是

英国人有个说法——记得好像 george gissing（乔治·吉辛）也这么说 过——英国人烹调术的主旨是不假其他材料的帮助，而是把肉与蔬菜的原

味，真正的香味，烧出来。我以为，用白话著作倒须用这个方法，把白话的 真正香味烧出来；文言中的现成字与辞虽一时无法一概弃斥，可是用在白话

文里究竟是有些像酱油与味之素什么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 真正的原味儿。

在材料方面，不用说，是我在国外四五年中慢慢积蓄下来的。可是像 故事中那些人与事全是想象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曾在伦敦见过或发生

过。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 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

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因此，《二马》除了在文字上 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与事是对我所要比较的那点负责，而比较根

本是种类似报告的东西。自然，报告能够新颖可喜，假若读者不晓得这些事； 但它的取巧处只是这一点，它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至好也不过是一种

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而已。比较是件容易作的事，连个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 子高，头发黄；因此也就很难不浮浅。注意在比较，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

的差异作资料，而由这些资料里提出判断。脸黄的就是野蛮，与头发卷着的 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说出而且说着怪高兴的；越是在北平住过一半天的越敢

给北平下考话，许多污辱中国的电影，戏剧，与小说，差不多都是仅就表面 的观察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二马》虽然没这样坏，可是究竟也算上了这 个当。

老马代表老一派的中国人，小马代表晚一辈的，谁也能看出这个来。 老马的描写有相当的成功：虽然他只代表了一种中国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

最熟识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辈的中国人，但我最熟识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