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确是他那 个样子。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将
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 若没有自己的子孙,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面前
只有个儿子。他不大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使他很可爱,也很可 恨;很安详,也很无聊。至于小马,我又失败了。前者我已经说过,五四运
动时我是个旁观者;在写《二马》的时节,正赶上革命军北伐,我又远远的 立在一旁,没机会参加。这两个大运动,我都立在外面,实在没有资格去描
写比我小十岁的青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 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虽然如此,我们的消息只来自新闻报,
我们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更不明白的是国内青 年们的思想。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
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
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 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这就是马威所要代
表的。比这再高一点的理想,我还没想到过。先不用管这个理想高明不高明 吧,马威反正是这个理想的产儿。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像个活人。他还有
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所以李子荣更没 劲!
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他们的褊狭的爱国主义 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自然,猛一
看过去,他们确是有这种讨厌而不自觉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细看一看,他们 到底还不这么狭小。我专注意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而忽略了他们其他的部
分。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气述说他们,不然他们简直是群可怜的半疯子了。 幽默宽恕了他们,正如宽恕了马家父子,把褊狭与浮浅消解在笑声中,万幸!
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它们极容易使《二马》成为《留东 外史》一类的东西。可是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神,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
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不准恋爱情节自由的展动。这是我很会办的 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恋爱作为副笔,而把另一些东西摆在正面。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把我从三角四角恋爱小说中救出来,它的坏处是使我老不 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
凡,另一方面又在题材上不敢摸这个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结构上文字 上有可观,可是总走不上那伟大之路。三角恋爱永不失为好题目,写得好还
是好。 像我这样一碰即走,对打八卦拳倒许是好办法,对写小说它使我轻浮,
激不起心灵的震颤。 这本书的写成也差不多费了一年的工夫。写几段,我便对朋友们去朗
读,请他们批评,最多的时候是找祝仲谨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听出 句子的顺当与否,和字眼的是否妥当。全篇写完,我又托郦堃厚兄给看了一
遍,他很细心的把错字都给挑出来。
把它寄出去以后——仍是寄给《小说月报》——我便向伦敦说了“再 见”。
第四节 新加坡
一、 巴黎与三等舱 离开伦敦,我到大陆上玩了三个月,多半的时间是在巴黎。 钱在我手里,也不怎么,不会生根。我并不胡花,可是钱老出去的很
快。据相面的说,我的指缝太宽,不易存财;到如今我还没法打倒这个讲章。 在德法意等国跑了一圈,心里很舒服了,因为钱已花光。钱花光就不再计划
什么事儿,所以心里舒服。幸而巴黎的朋友还拿着我几个钱,要不然哪,就 离不了法国。这几个钱仅够买三等票到新加坡的。
那也无法,到新加坡再讲吧。反正新加坡比马赛离家近些,就是这个
主意。 上了船,袋里还剩了十几个佛郎,合华币大洋一元有余;多少不提,
到底是现款。 船上遇见了几位留法回家的“国留”——复杂着一点说,就是留法的
中国学生。大家一见如故,不大会儿的工夫,大家都彼此明白了经济状况: 最阔气的是位姓李的,有二十七个佛郎,比我阔着块把来钱。大家把钱凑在
一处,很可以买瓶香槟酒,或两支不错的吕宋烟。我们既不想喝香槟或吸吕 宋,连头发都决定不去剪剪,那么,我们到底不是赤手空拳,干吗不快活呢?
大家很高兴,说得也投缘。有人提议:到上海可以组织个银行。
他是学财政的。我没表示什么,因为我的船票只到新加坡;上海的事 先不必操心。
船上还有两位印度学生,两位美国华侨少年,也都挺和气。两位印度 学生穿得满讲究,也关心中国的事。在开船的第三天早晨,他俩打起来:一
个弄了个黑眼圈,一个脸上挨了一鞋底。打架的原因,他俩分头向我们诉冤, 是为一双袜子,也不知谁卖给谁,穿了(或者没穿)一天又不要了,于是打
起架来。黑眼圈的除用湿手绢捂着眼,一天到晚嘟囔着:“在国里,我吐痰 都不屑于吐在他身上!他脏了我的鞋底!”吃了鞋底的那位就对我们讲:“上
了岸再说,揍他,勒死,用小刀子捅!”他俩不再和我们讨论中国的问题, 我们也不问甘地怎样了。
那两位华侨少年中的一位是出来游历:由美国到欧洲大陆,而后到上 海,再回家。
他在柏林住了一天,在巴黎住了一天,他告诉我,都是停在旅馆里, 没有出门。他怕引诱。柏林巴黎都是坏地方,没意思,他说。到了马赛,他
丢了一只皮箱。那一位少年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一天到晚想家。想家 之外,便看法国姑娘,尔后告诉那位出来游历的:“她们都钓我呢!”
所谓“她们”,是七八个到安南或上海的法国舞女,最年轻的不过才三 十多岁。三等舱的食堂永远被她们占据着。她们吸烟,吃饭,抡大腿,练习
唱,都在这儿。领导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小干老头儿。脸像个干橘子。她们没 事的时候也还光着大腿,有俩小军官时常和她们弄牌玩。可是那位少年老说 她们关心着他。
三等舱里不能算不热闹,舞女们一唱就唱两个多钟头。那个小干老头 似乎没有夸奖她们的时候,差不多老对她们喊叫。可是她们也不在乎。她们
唱或抡腿,我们就瞎扯,扯腻了便到甲板上过过风。我们的茶房是中国人, 永远蹲在暗处,不留神便踩了他的脚。
他卖一种黑玩艺,五个佛郎一小包,舞女们也有买的。 廿多天就这样过去:听唱,看大腿,瞎扯,吃饭。舱中老是这些人,
外边老是那些水。没有一件新鲜事,大家的脸上眼看着往起长肉,好像一船 受填时期的鸭子。坐船是件苦事,明知光阴怪可惜,可是没法不白白扔弃。
书读不下去,海是看腻了,话也慢慢的少起来。我的心里还想着:到新加坡 怎办呢?
二、 国文教员
就在那么心里悬虚的一天,到了新加坡。再想在船上吃,是不可能了, 只好下去。
雇上洋车,不,不应当说雇上,是坐上;此处的洋车夫是多数不识路 的,即使识路,也听不懂我的话。坐上,用手一指,车夫便跑下去。我是想
上商务印书馆。不记得街名,可是记得它是在条热闹街上;上欧洲去的时候 曾经在此处玩过一天。洋车一直路下去,我心里说:商务印书馆要是在这条
街上等着我,便是开门见喜;它若不在这条街上,我便玩完。事情真凑巧, 商务馆果然等着我呢。说不定还许是临时搬过来的。
这就好办了。进门就找经理。道过姓字名谁,马上问有什么工作没有。 经理是包先生,人很客气,可是说事情不大易找。他叫我去看看南洋兄弟烟
草公司的黄曼士先生——在地面上很熟,而且好交朋友。我去见黄先生,自 然是先在商务馆吃了顿饭。黄先生也一时想不到事情,可是和我成了很好的
朋友;我在新加坡,后来,常到他家去吃饭,也常一同出去玩。他是个很可 爱的人。他家给他寄茶,总是龙井与香片两样,他不喜喝香片,便都归了我;
所以在南洋我还有香片茶吃。不过,这都是后话。我还得去找事。
不远就是中华书局,好,就是中华书局吧。经理徐采明先生至今还是 我的好朋友。倒不在乎他给找着个事作,他的人可爱。见了他,我说明来意。
他说有办法。马上领我到华侨中学去。这个中学离街市至少有十多里,好在 公众汽车(都是小而红的车,跑得飞快)方便,一会儿就到了。徐先生替我
去吆喝。行了,他们正短个国文教员。马上搬来行李,上任大吉。有了事作, 心才落了实,花两毛钱买了个大柚子吃吃。然后支了点钱,买了条毯子,因
为夜间必须盖上的。买了身白衣裳,中不中,西不西,自有南洋风味。赊了 部《辞源》;教书不同自己读书,字总得认清了——有好些好些字,我总以
为认识而实在念不出。一夜睡得怪舒服;新《辞源》摆在桌上被老鼠啃坏, 是美中不足。预备用皮鞋打老鼠,及至见了面,又不想多事了,老鼠的身量
至少比《辞源》长,说不定还许是仙鼠呢,随它去吧。老鼠虽大,可并不多。 许多是壁虎。到处是它们:棚上墙上玻璃杯里——敢情它们喜甜味,盛过汽
水的杯子总有它们来照顾一下。它们还会唱,吱吱的,没什么好听,可也不 十分讨厌。
天气是好的。早半天教书,很可以自自然然的,除非在堂上被学生问 住,还不至于四脖子汗流的。吃过午饭就睡大觉,热便在暗中度过去。六点
钟落太阳,晚饭后还可以作点工,壁虎在墙上唱着。夜间必须盖条毯子,可 见是不热;比起南京的夏夜,这里简直是仙境了。我很得意,有薪水可拿,
而夜间还可以盖毯子,美!况且还得冲凉呢,早午晚三次,在自来水龙头下, 灌顶浇脊背,也是痛快事。
可是,住了不到几天,我发烧,身上起了小红点。平日我是很勇敢的, 一病可就有点怕死。身上有小红点哟,这玩艺,痧疹归心,不死才怪!把校
医请来了,他给了我两包金鸡纳霜,告诉我离死还很远。吃了金鸡纳霜,睡 在床上,既然离死很远,死我也不怕了,于是依旧勇敢起来。早晚在床上听
着户外行人的足声,“心眼”里制构着美的图画:路的两旁杂生着椰树槟榔; 海蓝的天空;穿白或黑的女郎,赤着脚,趿拉着木板,嗒嗒的走,也许看一
眼树丛中那怒红的花。有诗意呀。矮而黑的锡兰人,头缠着花布,一边走一 边唱。躺了二天,颇能领略这种浓绿的浪漫味儿,病也就好了。
一下雨就更好了。雨来得快,止得快,沙沙的一阵,天又响晴。路上 湿了,树木绿到不能再绿。空气里有些凉而浓厚的树林子味儿,马上可以穿
上夹衣。喝碗热咖啡顶那个。
学校也很好。学生们都会听国语,大多数也能讲得很好。他们差不多 都很活泼,因为下课后便不大穿衣,身上就黑黑的,健康色儿。他们都很爱
中国,愿意听激烈的主张与言语。他们是资本家(大小不同,反正非有俩钱 不能入学读书)的子弟,可是他们愿打倒资本家。对于文学,他们也爱最新
的,自己也办文艺刊物的,他们对先生们不大有礼貌,可不是故意的;他们 爽直。先生们若能和他们以诚相见,他们便很听话。可惜有的先生爱耍些小
花样!学生们不奢华。一身白衣便解决了衣的问题;穿西服受洋罪的倒是先 生们,因为先生们多是江浙与华北的人,多少习染了上海的派头儿。吃也简
单,除了爱吃刨冰,他们并不多花钱。天气使衣食住都简单化了。以住说吧, 有个床,有条毯子,便可以过去。没毯子,盖点报纸,其实也可以将就。再
有个自来水管,作冲凉之用,便万事亨通。还有呢,社会是个工商社会,大 家不讲究穿,不讲究排场,也不讲究什么作诗买书,所以学生自然能俭朴。
从一方面说,这个地方没有上海或北平那样的文化;从另一方面说,它也没 有酸味的文化病。此地不能产生《儒林外史》。自然,大烟窑子等是有的,
可是学生还不至于干这些事儿。倒是由内地来的先生们觉得苦闷,没有社会。 事业都在广东福建人手里,当教员的没有地位,也打不进广东或福建
人的圈里去。教员似乎是一些高等工人,雇来的;出钱办学的人们没有把他 们放在心里。玩的地方也没有,除了电影,没有可看的。所以住到三个月,
我就有点厌烦了。别人也这么说。还拿天气说吧,老那么好,老那么好,没 有变化,没有春夏秋冬,这就使人生厌。况且别的事儿也是死板板的没变化
呢。学生们爱玩球,爱音乐,倒能有事可作。先生们在休息的时候,只能弄
点汽水闲谈。我开始写《小坡的生日》。
三、《小坡的生日》
本来我想写部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我要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 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