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由台上往下看,几乎每个人的头都向前
伸着。胡风先生作了简单的介绍,而后鹿地亘先生的柔韧有劲的话,像用小 石投水似的,达到每个人的心里去。几乎是每说完一段,掌声就雷动;跟着
就又是静寂。这一动一静之际,使人感到正义与和平尚在人间,不过只有心 雄识远的人才能见到,才肯不顾世俗而向卑污黑暗进攻,给人类以光明。文
艺家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呀!
周恩来先生与郭沫若先生相继演说,都简劲有力。末了,上来两位大 将,冯玉祥先生与陈铭枢先生。这两位都是会员,他们不仅爱好文艺,而且
对文艺运动与文化事业都非常的关心与爱护。历史上——正像周恩来先生所 说的——很难找到这样的大团结,因为文人相轻啊。可是,今天不但文人们
和和气气的坐在一堂,连抗日的大将也是我们的会员呀。
已到晌午,没法再多请人演讲;其实该请的人还很多呢。邵力子先生
(主席)便求老向先生向大家报告:(一)请到门外去照像。(二)照完像, 到普海春吃饭,来宾和会员都务请过去。(三)午餐后,会员就在普海春继
续开会,省得再往回跑。
照像真热闹,拿着像匣的你挡着我,我挡着你,后面的干着急,前面 的连连的照。
照了好大半天,才大家有份的都“满载而归”。 晴暖的春光,射在大家的笑脸上,大家携手向饭馆进行。老的小的,
胖的瘦的,男的女的,高的矮的,文的武的,洋装的华服的,都说着笑着, 走了一街。街上的人围拢进来,大概觉得很奇怪——哪里来这么多酸溜溜的 人呢?
普海春楼上已摆好十几席。大家顾不得入席,有的去找久想晤谈的友 人谈话,有的忙着给小姐们签字——冯玉祥先生已被包围得风雨不透。这时
候,我看见了卢冀野先生。
他更胖了,诗也作得更好——他已即席吟成七律一首;还说要和我的 那首文协成立会的贺诗呢。我俩正交换住址,前面喊起入席呀,入席呀!
我赶到前面,找着个空位就坐下了。多么巧,这一桌都是诗人!左旁 是穆木天先生,右旁是锡金先生,再过去是宋元女士彭玲女士和蒋山青先
生??。一盘橘子已被抢完,我只好把酒壶夺过来。刚吃了两个菜,主席宣 告,由我朗读大会宣言。王平陵先生不知上哪里去了。我就登了他的椅子,
朗诵起来。没想到这么累得慌,读到一半,我已出了汗。幸而喝过两杯酒, 还没落个后力不佳。读完归座,菜已吃空,未免伤心。
盛成先生朗读致全世界作家书的法文译文,读得真有工夫,博得几次 的满堂彩。
一位难民不知怎的也坐在那里,他立起来自动的唱了个流亡曲,大家 也报以掌声。
他唱完,冯玉祥先生唱了个吃饭歌,词句好,声音大,大家更是高兴。
老将军唱完,还敬大家一杯酒,他自己却不喝,烟酒是与他无缘的。紧跟着, 我又去宣读告全世界作家的原稿,孙师毅先生朗读胡风先生起草的告日本文
艺作家书,老向先生宣读慰劳最高领袖暨前线将士的电文。饭已吃完。
空袭警报! 早晨到会来时的那点不安,已因会场上与餐厅间的欢悦而忘掉。可是,
到底未出所料,敌机果然来了。好像是暴敌必要在这群以笔为武器的战士们 团集的时候,给予威吓,好使他们更坚决的抗日。日本军阀是那么愚蠢的东
西呢?炮火屠杀只足以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与齐心呀!他们多放一个炸弹, 我们便加强一份抗战的决心。感谢小鬼们!
紧急警报! 桌上的杯盘撤下去,大家又按原位坐好。主席上了椅子,讨论会章。
正在讨论中,敌机到了上空,高射炮响成一片,震得窗子哗啦哗啦的响。还 是讨论会章!
会章通过,适夷先生宣读提议案,一一通过,警报还未解除。进行选 举。选举票收齐,主席宣布委托筹备委员检票,选举结果在次日报纸上披露。
警报解除,散会。 晚报上登出大会的盛况,也载着敌机轰炸徐家棚,死伤平民二百多!
报仇吧!文艺界同人们怒吼吧!中华民族不得到解放,世界上便没有和平; 成立大会是极圆满的开完了,努力进行该作的事吧!
总务组长
第一次理事会是在冯先生那里开的。会里没有钱,无法预备茶饭,所 以大家硬派冯先生请客。冯先生非常的高兴,给大家预备了顶丰富,顶实惠
的饮食。理事都到会,没有请假的。开会的时候,张善子画师“闻风而至”, 愿作会员。大家告诉他:“这是文艺界协会,不是美术协会。”可是,他却另
有个解释:“文艺就是文与艺术。”虽然这是个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绝 他,他就作了“文协”的会员。
后来,善子先生给我画了一张顶精致的扇面——秋山上立着一只工笔 的黑虎。为这个扇面,我特意过江到荣宝斋,花了五元钱,配了一副扇骨。
荣宝斋的人们也承认那是杰作。那一面,我求丰子恺给写了字。可惜,第一 次拿出去,便丢失在洋车上,使我心中难过了好几天。
我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并须担任总务组组长。我愿作常务理事,而力 辞总务组组长。
“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 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
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 我不愿负起这个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艺界的资望既不够,而且没有办事的 能力。
可是,大家无论如何不准我推辞,甚至有人声明,假若我辞总务,他 们也就不干了。
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点了头。 这一来不要紧,我可就年年的连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长沙或别处的计划,连想也不再想了。“文协”的事务把我困在了武
汉。
“文协”七岁1
1老舍对“文协”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老舍就没有“文协”。 此文是老舍为“文协”成立七周年所作的总结。此外,老舍还作有《会务报
告》等多篇,都是关于“文协”的珍贵史料。
在我的眼睛里,“文协”有时候睡一会儿觉,而没有死过一回。 当“文协”在武汉的时候,几乎每一位会员都详详细细的知道会中工
作的日记,因为座谈会与茶会是那么多,人人都能听到会中昨天作了什么, 和明天要作什么。那时候,会款差不多没有超出三百元过,可是工作的紧张
倒好像我们开着一家银行似的。那时候,大家初次尝到团结的快乐,自然要 各显身手,把精神、时间,与钱力,献出一些给团体。
那时候,政府与民众团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大家喜欢作事, 政府也愿给我们事作。那是些愉快的日子。
赶到“文协”迁来重庆,大家在精神上还是愉快的,可是工作就赶不 上在武汉时节那么多了。一来是山城的交通不便,不像在武汉时彼此捎个口
信便可以开会;二是物价渐渐的高涨,大家的口袋里不再像从前那么宽裕; 于是,会务日记仿佛就只有理事们才知道,而会员们便不大关心它了。慢慢
的,物价越来越高,会中越来越穷,而在团体的活动上又不能不抱着一动不 如一静的态度,“文协”就每每打个小盹了。可是它并没有死。它的会刊时
常脱期,而没有停刊。它还组织了前线访问团,并派代表参加前线慰劳团。 每到“七七”,它必去献金——不管钱数多少,我们总愿尽心力而为之。它
举行各样的座谈会,参加国民月会和种种的集会。它的会所依然是会员们的
“娘家”。 它没有死,所以得到社会上的信任。它永远不故意惹是非,所以政府
对它也愿时时予以提携援助。 去年,它发动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的征募,没有怎样费力,它便得到
了好几百万元。 社会上看得起它。这笔钱有了极大的用处。有许多害病的会员,因得
到助金而可以安心养病,有许多由湘桂流亡出来的会员,在半路上得到接济 得以及早的来到四川或云南。
有的会员来到重庆,“文协”因有了基金,所以能招待他们,给他们一 些安慰。“文协”或者可以不再打盹儿了。
“文协”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降生,到如今已经整整的活了七年。 它的会刊,《抗战文艺》,自二十七年五月四日降生,到今天也整整的活了七
年。七年虽短,可是以一个团体来说,以在抗战中种种的艰苦来说,这实在 不能算是很容易的事,在这七年中,它听见过多少次炸弹的爆炸声音哪!“文
协”总会的穷而乐,睡而不死,也就影响到它的分会。虽然香港的、桂林的、 曲江的、襄樊的分会都因军事的关系而结束,可是贵阳的,成都的,昆明的
分会反而因此而更见活跃。以昆明分会来说,它曾有一个时期也打了盹。可 是在近二年来,它又复兴起来,去年为贫病作家募集基金,它的成绩比重庆
总会还好。于此,我不能不喊一声:“文协万岁”了!
二、《抗战文艺》
“文协”的“打炮”工作是刊行会刊。这又作得很快。大家凑了点钱, 凑了点文章,就在五月四日发刊了《抗战文艺》。这个日子选得好。“五四”
是新文艺的生日,现在又变成了《抗战文艺》的生日。新文艺假若是社会革 命的武器,现在它变成了民族革命,抵御侵略的武器。
《抗战文艺》最初是三日刊。不行,这太紧促。于是,出到五期就改 了周刊。最热心的是姚蓬子,适夷,孔罗荪,与锡金几位先生:他们昼夜的 为它操作,奔忙。
会刊虽不很大,它却给文艺刊物开了个新纪元——它是全国写家的, 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积极的,它要在抗战的大前题下,容纳全体会员
的作品,成为“文协”的一面鲜明的旗帜。消极的,它要尽量避免像战前刊 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与近乎恶意的批评。它要稳健,又要活泼;它要集思广
益,还要不失了抗战的,一定的目标;它要抱定了抗战宣传的目的,还要维 持住相当高的文艺水准。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了
它的本来面目。始终没有一篇专为发泄自己感情,而不顾及大体的文章。
《抗战文艺》在武汉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庆复刊。 这个变动的痕迹是可以由纸张上看出来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报
纸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换用土纸了。
重庆的印刷条件不及武汉那么良好,纸张——虽然是土纸——也极缺 乏。因此,在“文协”的周年纪念日起,会刊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后来,又
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为月刊之后,它还有时候脱期。会中经费支绌与印刷 太不方便是使它脱期的两个重要原因。
但是,无论怎么困难,它始终没有停刊。它是“文协”的旗帜,会员 们决不允许它倒了下去。
到了日本投降时,会刊出到了七十期。 我不惮繁琐的这么叙述“文协”会刊的历史,因为它实在是一部值得
重视的文献。 它不单刊露了战时的文艺创作,也发表了战时文艺的一切意见与讨论,
并且报告了许多文艺者的活动。它是文,也是史。它将成为将来文学史上的 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同时它也表现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读者看到作家们是
怎样的在抗战中团结到一起,始终不懈的打着他们的大旗,向暴敌进攻。
在忙着办会刊而外,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座谈会联谊会。那真是快 活的日子。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块儿讨论抗战文艺的
许多问题。开茶会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资;会中穷得连“清茶恭候”也 作不到呀。会后,刚刚得到了稿费的人,总是自动的请客,去喝酒,去吃便
宜的饭食。在会所,在公园,在美的咖啡馆,在友人家里,在旅馆中,我们 都开过会。假若遇到夜间空袭,我们便灭了灯,摸着黑儿谈下去。
这时候大家所谈的差不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教文艺下乡 与入伍,一个是怎么使文艺效劳于抗战。前者是使大家开始注意到民间通俗
文艺的原因;后者是在使大家于诗,小说,戏剧而外,更注意到朗诵诗,街 头剧,及报告文学等新体裁。
但是,这种文艺通俗运动的结果,与其说是文艺真深入了民间与军队, 倒不如说是文艺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产生了新的风格。文艺工作者只能
负讨论,试作,与倡导的责任,而无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间与军队中去。这 需要很大的经费与政治力量,而文艺家自己既找不到经费,又没有政治力量。
这样,文艺家想到民间去,军队中去,都无从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写出民众 读物,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发表而已。这是很可惜,与无可如何的事。
虽然我的一篇《抗战一年》鼓词,在“七七”周年纪念日,散发了一 万多份;虽然何容与老向先生编的《抗到底》是专登载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
虽然有人试将新写的通俗文艺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与《叹五更》 什么的放在一处去卖;虽然不久教育部也设立了通俗读物编刊处;可是这个
运动,在实施方面,总是枝枝节节没有风起云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