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治病救人，是不应区分 什么男女的，难道中国的妇女有病，我们这些中国的男医生就可以不救吗？

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遵守那不合理的习惯，置病人于不顾，任其遭受病痛 的折磨而死去？想必院长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孙中山这一番议论，征服了嘉约翰院长。他实在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年 轻的中国学生，竟然会有这样深刻的见解，竟然使自己想不出什么话来驳斥

这个年轻人。他静静地看了孙中山一会儿，像是在下决心。果然，院长站起 身，痛痛快快地说：“上次减免学费，我没为你破例。今天，我愿意为你破

这个例：从现在开始，允许你们中国男生参加妇科实习。”

消息传出，同学们个个欢欣鼓舞，而对于孙中山的胆大识高，能言善辩， 则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仅如此，孙中山的学识也是令那些同学刮目相看的一个重要方面。 孙中山到了南华医学堂，当然是以攻读医学为目标的。可是他在学医之

余，聘请了一位国文教师给他讲授中国经史，并且，在他的床壁前面，摆放 了几层成排的书，那是整整一套二十四史，表明孙中山对国学仍是一往情深， 用力甚勤。

然而，不少同学都以为孙中山摆放那一大堆的书不过是装璜门面、沽名 钓誉罢了。一天，有个叫何允文的同学，看了看孙中山的那几层成排的书，

就从中间抽出一本，来考问孙中山。他以为一定能把孙中山问倒，出出孙中 山的洋相。

孙中山哪会不知同学的用意，心想，该给他们点真东西瞧瞧。因此，当 何允文一开口提问，孙中山就回答起来，而且是极为迅速、流畅。何允文和

其他的一些同学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这才知道孙中山藏书并不是做样子，果 真每本都认真读过。

这时，孙中山也有些得意，说：

“我有个雅号，你们知道吗？”

“雅号？什么雅号？”何允文连忙问。

“那还是我在中央书院读书的时候，由于我爱读各种各样的书，尤其是 诸子百家，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通天晓’”。

“通天晓”，何允文不禁喊起来，“通天晓，果然名副其实，名副其实。” 孙中山谦虚地说：“通天晓我可不敢当。不过我确实喜欢读书，喜欢读

各种各样的书。” 这件事一传开，再也没有谁认为孙中山是迂腐和虚伪的了。同学们见到

他，就喊：“通天晓，最近又在读什么书？”

服膺达尔文学说 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学习了一年，就转学到了香港西医书院。 西医书院是刚刚创办的一所用英语教学的医科大学。它的创办者是香港

议政局议员、律师兼医生的何启先生。1887 年 2 月，何启用他已故妻子雅丽 的遗产，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到了 8 月，又决定在医院内设立西医书院。书

院以掌院为执行院务首脑，初由史特渥地博士充任，下设教务长，由盂生博 士和康德黎博士先后充任，推李鸿章等为名誉赞助人，何启为名誉秘书。此

外，有各科教师十多人，多为专门学者和医生。

西医书院设立后，就派人去广州招生。其中的一条要求是，要招收能懂 中、英文字的学生。

孙中山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去报了名。他在注册薄上的署名是“孙逸仙”。

“逸仙”，是“日新”的粤语谐音。这个名字，是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读书时 的国文老师区凤墀，在 1886 年为他改的。

孙中山转学自有他的看法。首先他认为西医书院是学制五年的本科大 学，帅资水平较高，教学设备亦较完善。这对他求知学医很有好处。

其次，或许是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也有苦恼，而且是一 个很大的苦恼。那就是广州这地方不如香港思想开放，说话较为自由，可以

尽力鼓吹革命。在南华一年，孙中山就常因同学之中没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他 而苦恼。

南华时期，孙中山虽然很受同学钦佩，被同学门誉为“通天晓”，但是 他又被同学称为“大话书生”，提起这“大话书生”，也是有来历的。

孙中山读书不忘救国，他始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广交社会各界人 士。孙中山结交人士的方法很特别，亦十分慷慨。一旦身上有点余钱，他就

招集各种人士外出喝茶聚餐，不论是教师、同学，还是工人、商贩，都在招 纳聚会之内。一入座，孙中山便侃侃而谈，大谈中国的种种旧礼俗旧习惯应

当革除，大谈中国的现状是如何危险。同人应当起而自救。他只顾自己谈得 起劲，也不问别人是不是理解，是不是赞同，甚至也不问别人是否在听。他

讲啊讲，那些人茶足饭饱就坐不住了，有的借口有事提前走了，有的甚至什 么也不说就悄悄溜走了。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对着满桌的怀盘狼藉空

叹连声，感慨不已。

有一次，又是这样的情景，人们都走了，只剩下了孙中山一个人在那里 空自慨叹。突然，他发现还有一个人坐在对面，静静地陪着他。就问道：

“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呢？”

“因为你说得太好了，让他们走吧，我愿意一直陪着你。”

“真是太感谢了。请问你的尊姓大名？”孙中山很受感动，他终于有了 一个知音。

“免贵姓郑，名士良。”

“郑士良。”孙中山连忙绕过桌子，走到郑士良面前。两双手紧紧地握 在一起。

郑士良当时与孙中山同在南华医学堂读书，于是一起返校。途中，两人 相谈十分投机，彼此部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

“你知道同学们给你起的外号吗？”郑士良临分手时间道。

“知道，他们都喊我‘通天晓。”孙中山不无自豪地说。

“不，不是这个，是另一个。”

“另一个？”孙中山奇怪极了。

“是啊。他们还把你称作‘大话书生’”，郑士良说着，不觉有些生气，

“他们不理解你的追求，你的理想，竟把你的主张宣传说成是大话。我就愿 意听这样的‘大话’。”

“那好。我是‘大话书生，’你就是‘大话听众’了。”孙中山的豁达 与幽默，郑士良更为钦佩。两位朋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有了郑士良这个真诚的朋友与知音。孙中山孤寂的心稍许得到了一些安 慰。但这毕竟不能满足他的热望、他的追求，孙中山还是向往香港的自由与

活跃，他相信在那里会找到更多的朋友与知音。

于是，他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郑士良得知孙中山转学的消息，非常吃惊，立即来为孙中山送行。 他们默默地坐着，一直坐到了很晚很晚，该说的都已说了，只有分别的

痛苦，在他们的心中逐渐弥漫开来。最后，郑士良噙着泪水，紧握着孙中山 的手、真诚地说：

我曾加入会党，认识不少有志工人，以后有什么事，我可以招徕一批人 为先生效力，听从先生指挥。”

孙中山用力摇了摇朋友的手，也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

“谢谢，谢谢。咱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孙中山怀着与好友依依借 别的心情，赶赴香港，开始了他在西医书院的学习生活。

孙中山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投身到学业之中。他不仅刻苦钻研各门医 学课程，积极参加学校设置的大量实验和实习活动，而且仍把课余的大量时

间放在阅读书籍之上。在这期间，孙中山阅读的书籍种类更为多样广泛，除 了中国古代的大量典籍之外，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科技等各种

各样的书，都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兴趣。他常常读书读到深夜，当很多同学 都一觉醒来，仍然看见他还捧着书本，一副专心致志、不知疲倦的神态。

一天，孙中山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看着看着，他的筷子停住了，嘴巴 也停止了嚼动，一口饭含在嘴里含了半天。他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和打

动了。最后，他干脆放下饭碗，一口气把那本书读完了。

孙中山读的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于达尔文及其所提出的理论， 孙中山钦佩之至。他热憎地在同学之中推荐达尔文的书，使不少同学在他的

影响下，阅读起达尔文的著作来。然后，他们一起交流读书的体会，孙中山 抑制不住内心对达尔文的崇敬之情，热情地称颂道：

“达尔文真是了不起，他的功劳，世界上的许多皇帝都比不上他呢。” 同学们都认为孙中山说得对，说得好，都对达尔文的理论十分信服而推

崇。 而孙中山的头脑里，却在思考着更深的问题，要把他所了解到的理论，

与中国的现实加以比较加以印证：

“按照进化论中的天然公理说，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 败。我们中华民族到底是优者还是劣者？是适者还是不适者呢？”

对于这样一个含混不清的问题，孙中山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他得出了 这样一个结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和很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要做个优者适

者。大自然中的优胜劣汰规律。不同样适合于人类社会吗卜。

随着学业的增进，随着知识的丰富，随着视野的开拓，孙中山变得日益

成熟起来。他开始感到基督教所传的经文也有很多不合理之处，比如，人们 不能享受现实的幸福，还能到什么地方去享受来世的快乐？天堂在哪里？地 狱又在哪里呢？

渐渐地，孙中山对基督教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与虔诚，虽然他并未放弃耶 稣，但是他的宗教观念已大为淡薄了，他把他的热情与信念转向了哲学、政

治，尤其倾心和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

孙中山的信念有了转变，他的言行举止也相应有了改变。在西医书院读 书期间，每到寒暑假，他总要回故乡翠亨看看，尽力为家乡做些实事。

有一年暑假，孙中山回到翠亨。他看到家乡治安混乱，村民们因常常受 到盗匪骚扰而惶恐不安，村中道路杂草丛生，一派萧索荒凉景象，他心里感

到十分难受，于是决心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孙中山说做就做。他组织起一支青年护庄队，不仅安排村中的一些小伙 子进行夜间放哨、打更防盗，而且一马当先，亲身参加武装巡逻。白天，则

在村中发起了修桥、补路、洒扫街道的各种公益事项，每一项他都踊跃参加。 结果，短短几十天时间，村里的治安和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村民们

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对孙中山赞不绝口，至于毁殿砸像的事，人们早就淡

忘而不计较了。 除了整顿乡村的治安和卫生之外，孙中山还把他所学到的科学知识运用

到生产实践中去。他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向老农介绍科学选种和施肥等农学知 识，并考察土壤，试验种植桑树。孙中山的学识与实干精神，更受到了人门 的赞赏。

孙中山从这些实践活动中，感受到改良社会的巨大乐趣。他孜孜不倦地 做着这一切，力图为人们多做实事，多做好事，但是，现实却不能使他满意，

甚至使他愤愤不平。

有一次修路，因为涉及到邻村土地，引起了纠纷，孙中山只好呈请县令 出面协助解决，当时的知县李征庸表示同情，答应届时协助解决。可是，当

下一个假期来到，孙中山满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便兴冲冲地赶回家。一问， 才知土地的问题不仅没解决，连解决问题的知县李征庸也不知被挤到哪去

了。现任县令杨文骏花了五万元买到了县令职位，这家伙对上是奉迎拍马的 好手，对下是搜刮民财的饿狼，号称”剥皮杨”。

孙中山一听，愤愤不平，对于腐败的朝廷，他已完全失去了信心。这是 个无可救药的政府，而“中国无良好政府，办事必不能成”。

孙中山这样想着，更激发了他进行革命，改造中国的愿望和决心。

反清“四大寇”

转变信念的孙中山，在努力学习与躬身实践的同时，革命的志愿越来越 强，对革命的宣传鼓吹越来越活跃而激烈。

只要一有空余时间，孙中山便借助香港的自由氛围，“以学堂为鼓吹之 地”，无所顾忌地向同学们“大放厥词”。

他常常对同学谈起太平天国的佚事，讲述太平天国许多领袖的英雄事 迹；尤其推崇洪秀全，把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对太平天国运动的

失败极表惋憎。与此同时，他自诩为“洪秀全第二”，表达了要担负起太平 天国英雄未竟事业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决心。

因此他常常在同学面前抒发对满清朝廷的强烈不满，号召人们要关心社 会、关心政治，对于中国目前的危机状态，作为中国人应当奋起自救，不要

只沉迷于医道医术之中。

孙中山振振有词，公开宣称：“作医生尽其医术，不过只能救几条人命； 而从政反满，则能将无数人民从黑暗、痛苦中拯救出来。所以我这一生，将

以反满抗清作为最大的事业，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是属于我可做的了。”

很多同学望着不倦鼓吹、激情澎湃的孙中山，不禁觉得好笑，以为孙中 山大概患有癫狂症。有的则视孙中山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生怕连累自己

而避之唯恐不及。有的甚至对孙中山施加威胁，并煽动一些同学来反对他。 其中就有一个家伙，自恃是清廷大官的子弟，恶狠狠地对孙中山嚷道：

“大清皇上治世有方，恩泽四海，世人无不感恩戴德！你竟敢反对皇上，信 口雌黄，当心你的下场。到时招灭九族，后悔就来不及了。”

孙中山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