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就是用的这笔款子。

经过暗中联络，中村弥六向枪炮商大仓会社购买了大批军械，包括子弹 六百万发、步枪一万枝、大炮十一门、望远镜七架以及火药压榨机和大批制

造弹药的材料，雇三井会社的“布引丸”船潜运赴菲，预定驶至菲律宾首都 马尼拉附近的一个岛屿，由独立战士接收。孙中山还聘请了三名富有战斗经

验的日本军官，随船赴菲律宾帮助独立军训练部队。

1899 年 7 月 19 日，阳光洒满海面，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布引丸”轮 在门司港启航了。孙中山站在码头上，一直到渐渐远去的轮船终于消失在视

野里，悬着的心才松了下来。

不幸的是，几天以后传来了噩耗：“布引丸”轮在浙江马鞍岛附近海面 遇到了台风，不幸触礁沉没。船上的十二个人，包括三名日本军官，全部丧 生于狂风巨浪之中。

孙中山并不灰心，他与彭西商议，用剩余的七万五千比索，又设法买到 了第二批军火，雇船取道台湾运往菲律宾。美国政府发觉了这一次活动，向

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决定，取缔枪支船运出口，援菲计划又一次 落空了。

孙中山对菲律宾人民反美斗争的支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积极支持 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行为，在旅日的亚洲各国革命志士中引

起了反响，得到大家极高的评价。这种真诚的协助精神，在中菲友谊史上， 留下了可贵的一页。

之后，孙中山与彭西仍不断来往，互相关心着两国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 后来彭西还写作并出版了《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书。书中写道：

“孙逸仙善于把远东各国的共同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因此，他成为一群 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之一。”

初晤康梁

1898 年夏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流亡之时，中国的政治舞 台上，则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变法维新运动，死气沉沉的中国大地似乎出

现了一线生机。孙中山虽然远在日本，却十分密切地注视着国内这场政治运 动的发展和命运。

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激于不甘亡国灭族 之义愤，便通过上书请愿、开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广造舆论，鼓动变法维

新。逐步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1897 年 11 月，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年底， 康有为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写道：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形势日趋严

重。天下皆知朝廷软弱无能，人民正在酝酿造反起义，如再不图强变法，皇 上与诸位大臣，即便想苟且偷安，维持短暂的歌舞升平也不可得??

康有为的这些言词使光绪皇帝深为震动，他表示“不作亡国之君”。1898 年 1 月，光绪命总理衙门大臣翁同和、李鸿章、荣禄等传见康有为，询问变

法事宜。4 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倡议在各省、府、县成立分 会，呼吁变法救国。6 月 11 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6

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任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在皇帝身边办理 文书。之后，光绪又命各省总督巡抚推荐人才。康有为的弟子及志同道合者

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都被举荐上来成为皇帝左右近臣， 参与变法工作。

从 6 月 11 日至 9 月 21 日，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政令，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出现了史称戊戌“百日

维新”的高潮。

孙中山和他在日本的朋友们经常聚会议论局势，有一天晚问，他和陈少 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一直聊到深夜还意犹未尽。只见孙中山双眉紧锁，

不无忧虑地说：“光绪皇帝是个傀儡，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肯定不行！”

“听说西太后在光绪下令变法的第四天，就将光绪的老师，户部尚书翁 同和革职回家了，这明显是与光绪对着来的嘛！”陈少白愤怒地说。

宫崎寅藏突然站了起来，面对孙中山，以探讨的口吻说：“孙先生，贵 国的维新派人士只顾颁布变法条文而不重视抓军队，变法能够长久吗？”

孙中山默然不语，担心着国内局势的变化。 果然不出所料，煊赫一时的“百日维新”很快就流产了。以西太后为首

的顽固派根本不能容忍光绪和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西太后实际掌握着朝 廷大权，她在将翁同和革职的同时，又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

控制京津，还决定 10 月到天津阅兵时拘禁光绪，另选幼主。

光绪获悉后，先后两次与康有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袁世凯 的身上，他是荣禄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9 月 18 日，这是一个风

雨之夜，谭嗣同悄悄潜入袁世凯的驻地，力劝袁世凯发动兵变，除掉荣禄， 然后率兵进京勤王，对西太后实行兵谏，不许她干预朝政。

谭嗣同表情严肃，声音低沉而又坚定地说道：“报国恩，救君难，除旧 党，建大业，全在此举！未来天下大政，将在阁下掌握之中，国家前途，系 于阁下之手。”

阴险狡猾的袁世凯表面附和，当即回答道：“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 中跑，杀荣禄如杀一狗。”

但是没有想到，9 月 20 日，袁世凯就跑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入 京见西太后禀报了此事。西太后恼火万分，于 9 月 21 日发动政变，囚禁了光

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缉捕维新派，所谓“新政”全部废除。9 月

28 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被杀 害。

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从炙手可热的皇帝亲信一变而为朝廷

“钦犯”。康有为逃出北京，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到了香港，梁启超则避居 在日本使馆。

孙中山听到这些消息后，便和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平山周商量，请他们 助一臂之力，帮助康有为和梁启超脱险。

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一批日本朋友，早就打算帮助孙中山与康有为、梁 启超联合，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于是，便立即行动起来。宫崎寅藏悄悄来

到香港，找到了康有为，并掩护他到了东京。平山周则到了北京，在公使馆 见了梁启超。为了掩护梁启超潜逃，平山周要梁启超脱掉汉服，换了一身和

服，乔装打扮后，先到天津，再乘船到了东京。

康有为和梁启超到了东京后，孙中山考虑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加起 来不过七八十人，而且多数属于康、梁的维新派，如果双方能够合作，彼此

坦诚相待，对兴中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便决定在合适的时候亲自去慰问， 以示自己的诚意。

孙中山委托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去转达他的意向，但遭到了康有为的 拒绝。宫崎寅藏对康有为说：“你们同在日本流亡，应该联合为好，可以坐 在一起谈谈。”

康有为十分傲慢地回答：“我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交 往，恕不能相见。”

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得知此事，便出面周旋，约定康有为、梁启超与孙 中山、陈少白四人，一同前往他在早稻田的寓所晤面。当孙中山带着陈少白

来到寓所时，康、梁二人尚未到。等了一会儿，只见梁启超一人匆匆赶来， 吞吞吐吐地解释说：“康有为先生因有其他事情不能来，实在抱歉。”

“既然康先生有事，我们先谈谈也行”，孙中山十分大度地说，“梁先 生快请坐。”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先寒暄几句。待侍者端来茶水后，犬养毅对

孙、陈、梁说：“我不大熟悉中国的语言，先离开一步，你们聊吧！”

孙中山与梁启超就双方合作的问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交谈。临别时， 梁启超说：“今天所谈内容，关系甚大，必须与康先生商量后，再为答覆。”

孙中山紧紧抓住梁启超的手，动情地说道：“此事不宜久拖，盼尽快答

覆。” 两天时间过去了，康、梁方面毫无回音。孙中山不免焦急，便吩咐陈少

白：“你再去拜访一次，听听他们的想法。” 陈少白这时已十分恼怒，摆摆手说：“先生干脆算了，我看康有为根本

就不赞成革命，道不同不相为谋。先生还记得大同学校的事吗？” 原来，孙中山与康、梁在此之前就有过断断续续的交往，发生过一些令

孙中山不愉快的事情。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与孙中山是同乡，有一段时间还同时住在

广州城里。当时，康、梁就已有了点名气，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孙中山 在圣教书楼挂牌行医，相隔不过几条马路，彼此一直没有什么来往。孙中山

在确立了反清思想后，曾把一切敢于改革政治的人，都当作是志同道合的朋 友，很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1893 年的冬天，孙中山听书楼的一个伙计说康

有为常来书楼买书，就托他转告康有为，说想和康氏见面结交。但此时的康 有为正踌躇满志，看不起孙中山，竟然对那个伙计说：“要他写一个拜见老

师的帖子，称自己为门生才行。”结果结交未成。

胸怀大志的孙中山是不会计较这些小节问题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 会为扩大影响，在日本横滨办了一所学校，孙中山取名为“中西学校”。因

为教员缺乏，孙中山、陈少白又希望与改良派联系，便委派一名校董到了上 海，聘请梁启超到日本主持学校的校务。梁启超不大愿意干这个差事，便与

康有为相商。康有为另派了他的学生徐勤和另外二人，来中西学校执教。

孙中山看到康有为派人来到横滨，十分高兴，便委托徐勤当了中西学校 的校长。谁知徐勤当校长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康有为的意思，把校名

改为“大同学校”，并挂起了康有为亲笔书写的门额。即便如此，孙中山还 是没有动气，也不去追究。他想，既然将学校交给他们办，改一个校名也无 碍大局。

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遇到了一件使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他 抽空到学校去看看，走进教员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教员们都上课去了，无

意中瞥见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不得招待孙逸仙！”孙中山觉得有点奇怪， 不声不响地走了出来。有几个兴中会员听到这个情况后十分生气，跑到学校

要和徐勤算帐。徐勤推辞说：“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啊，字条绝对不是我写的， 我可以发誓。”兴中会员们继续和徐勤论理，双方僵持不下，后被孙中山制

止了。过了几天，经过暗中了解，才知道这件事背后大有文章。

康有为自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和信任后，受宠若惊，对光绪真是感激涕 零。他得意洋洋地在公开场合对人说：“变法要想成功，必须要从京城开始，

必须要依靠朝廷的王公大臣。”他听到一些康门弟子在横滨与革命党人交游 甚密，担心对他的前程不利，就在私下里向徐勤等人透露说：“要不了多久

我就将受到重用，你们应该与那些革命党人断绝往来，否则将会受他们的牵 累。”

由此可以看出，在康、梁的眼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乃是背叛朝廷 的危险人物，不但不能与之为伍，还要寻找机会对他们加以瓦解。正是在康

有为的授意下，徐勤才在学校里极力排除孙中山的影响，并且以各种理由， 将赞成孙中山革命主张的教职员排斥出大同学校。就这样，一个兴中会创办

的学校竟成了改良派的机关！孙中山以后也就不到这个学校来了。

这些往事，孙中山当然是记忆犹新。陈少白在激愤之下提到大同学校的 事，确实令孙中山心绪难平。但他考虑到时过境迁，应以大局为重，要多做

工作，促使康、梁改弦易辙，不能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恩恩怨怨上纠缠不休。 他耐心地开导陈少白：“变法维新已经失败，或许他们会改变原来的观点。

他们刚来日本，我们还是主动一些吧！”

在孙中山的耐心劝说下，陈少白无可奈何地再次登门拜访康、梁。他决 心帮助孙中山，说服康有为，顺利实现两派力量的合作。

合作受挫

为了谋求改良派的合作，孙中山不计前嫌，多次主动接触康有为、梁启 超，希望双方能坐在一起，共谋大业，但均遭到冷遇。孙中山当时尚没有看

清康有为这个保皇派的嘴脸，总以为彼此都流亡日本，思想上应有很多相通 之处，即便有些分歧，也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于是，仍然以积极的态度促成

与康、梁的协作。

陈少白理解孙中山的一片苦心，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再去访问康有为。 来到康的住处，刚进院门，就遇到徐勤。徐勤知道陈少白肯定是来找康有为

的，连忙说：“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

陈少白本来就不十分情愿见到康有为，听罢转身就往回走。这时，梁启 超在屋里叫道：“少白，请回来！”边说，边跑出去拉陈少白进了屋子。

陈少白一打量，康有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除梁启超外；还有王照、 梁铁君等人，似乎正在闲谈。陈少白与康有为相视点头，正欲作礼节性的问

候，忽然王照站起来向陈少白诉苦道：“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