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 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这种情形，实在是忍受不 了——”

话还未说完，康有为便气愤地命令梁铁君：“把他拉出去！” 陈少白看出其中必有奥秘，因不了解情况，也不便开口询问，便坐在圆

桌旁，礼貌性地问道：“康先生这几日过得好吗？孙先生要我转达他对你的 问候！”

康有为余怒未消，强装笑容回答：“感谢孙先生，过得还好。” 陈少白对康有为、梁启超谈了他的来意，说道：“满清政府，已经不可

救药，康先生也需要改弦易辙了。今日中国的局面，不经过革命，国家不会 出现生机。”他见康有为沉默不语，继续说道：“先生以前于清朝政府，不

可谓不尽力，但是他们现在倒要杀害你，你又何苦死心帮助他们呢？”

康有为听后，呷了一杯茶，摆出一副大清忠臣的嘴脸，以虔诚的口吻说：

“当今皇上是英明的，必有复辟的时日。我感受皇上的知遇之恩，无论如何 不能忘记，只有鞠躬尽瘁，尽全力鼓动各路人马起兵勤王，帮助皇上瀛台脱

禁。其余的事情，我一概不知。”

陈少白又劝他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当今之世的大丈夫的 话，那末你就不能为了皇上待你的好，就把国家都不要了。所以，孙先生想

请你出面，与你们维新变法之士联合，就是希望先生不要因私而忘公，因报 皇恩而甘愿亡国。”

康有为无言以对，还是不停地重复皇上如何如何的好。康有为拒绝了孙 中山的合作要求，宁愿充当光绪的奴仆，也不愿在革命团体内充当重要的领

导人物。这时的康有为，实际上已经成了革命党人和历史前进的绊脚石。陈 少白和他谈了三个多小时，康有为主旨不变，谈判毫无结果。

几天以后，陈少白断定王照等人在康有为手下肯定受到压抑，或者是有 什么难言之隐，便通过平山周趁康有为师徒们外出时，把王照请到了犬养毅

家里，询问了他和康有为的情况。王照便把康有为出京的经过和伪托皇帝衣 带诏的诡言揭露出来，写了洋洋数千字。

在平山周的帮助下，王照脱离了康有为的控制，向各界人士广为宣传康 有为的伪托皇帝衣带诏之事，使得康有为在日本声名狼藉。日本政府给了他

九千元旅费，令他离开日本。康有为无可奈何，很不光彩地离开日本到加拿 大去了。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仍然保持联系，每个 星期都要聚会几次，梁启超与康有为略有不同，在孙中山面前，他表现出一

副革命的姿态，表示双方可以“合作”，甚至讨论了两派联合组党的计划， 由孙中山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当时，梁启超问孙中山：“如果这样安

排，那康先生将置于何地呢？”

孙中山答道：“他的弟子是领导人，作为老师，地位不是更加受到尊重 吗？”

梁启超觉得有理，便推荐由陈少白和徐勤共同起草联合章程，至于联合 后的名称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明确意见。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频繁接触和联合的动向，引起了康门弟子中一个顽固 分子麦梦华的不满，他给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写了一封告发信说：“梁

启超正在渐渐进入孙中山的圈套，先生应该尽快设法解救。”

康有为当时正在华侨中进行保皇宣传活动。他先在加拿大创立了所谓的

“保皇会”，在华侨中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住他就要亡 国，同时，以光绪皇帝的教师等名义进行欺骗，蒙蔽了不少人，华侨捐了不

少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他从加拿大到了新加坡，接到麦梦华的告发信，非 常恼火，便回信骂梁启超“没有志气，跟在他人的尾巴后面，实属无耻”，

责令梁启超“痛改前非”，把梁启超和他的门徒骂得哑口无言”。

康有为还不放心，又派人专程到日本催梁启超到檀香山去发展保皇会组 织。梁启超不敢抗命，立即起程。动身前，梁启超还信誓旦旦地向孙中山表

示：“此行决不改变原来商讨的改组新党的计划。”他还请孙中山给他写几 封介绍信，以便到檀香山与兴中会的人联系。

孙中山信而不疑，给他哥哥孙眉和其他兴中会干事写了信，要他们热情 接待梁启超。

梁启超于 1899 年底到了檀香山，由于孙中山的引荐，受到了兴中会员们 的热烈欢迎。可是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梁启超在离开日本之后，屈于康

有为的压力，加之与孙中山联合的思想基础并不牢固，其态度来了一个一百 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拿着孙中山的亲笔信，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宣传“名为

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主张，诱惑侨商加入保皇会，捐了不少钱，在檀香 山的兴中会员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还到茂宜岛去访问孙眉，孙眉殷情招

待，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并叫他的儿子孙昌、侄儿孙科拜梁启超为老师。

当时，檀香山刚刚闹过一场瘟疫，美国殖民当局为了控制疫情，到处纵 火，使当地华侨财产受到一定的损失。许多侨民怨恨清政府腐败无能，没有

力量保护本国的侨民。梁启超灵机一动，借此机会鼓吹道：“大家出资出力， 帮助起兵勤王，保救光绪皇帝复辟，变法维新，将来一定能够抗御外侮，保

护海外侨民利益。”

在梁启超的欺骗宣传下，很多的兴中会员受到蒙蔽，加入了保皇会，连 兴中会的主要干事，还有孙中山哥哥孙眉也误入了圈套、仅半年时间，募款

达十万元之多。半年后梁启超回到日本时，孙眉还让其子孙昌跟他到日本， 入了保皇派的大同学校。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向康有为献策：“在内地发展保皇会，也是一件头 等重要的事。如果广东的地盘全部落入孙中山的手里，我们便无立足之地

了。”康有为十分赞赏梁启超的这个主意，赶紧派他的门徒赴两广地区发展 保皇会，企图把那里的会党全部抓到自己手里来。

孙中山在日本听到这些消息，气愤至极。他先写信给檀香山的兴中会党 人和孙眉，劝他们头脑要清醒，不要受骗。但会员们受毒已深，不以为然。

兴中会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接着，他又写信指责梁启超背信弃义，然而这 已无济于事，已经大上其当了。

康有为、梁启超利用孙中山希望扩大革命力量的迫切之情，从背后给了 孙中山好几刀。孙中山逐渐看清了保皇党人的真面目。后来，他在总结这段

时间和康有为、梁启超的交往关系时，十分痛切她说：“广州起义失败以来 的五年时间，实在是革命进程中最艰难困苦的时代。当时有保皇党的出现和

破坏，他们为虎作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甚至比清廷更难对付。”

孙中山决心和保皇党人分道扬镳，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抵制保皇派 的进攻，发展革命力量。他一面准备策动新的武装起义，以实际行动与保皇

党人划清界限；同时，他认为要彻底揭穿保皇派的真面目，还必须要从政治 上、理论上和保皇派决裂。为此，孙中山号召国内外各地的革命派组织，大

力创办报刊，利用舆论工具与保皇派进行斗争。

由此，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进行了一场为时十多年的大论战。

惠州起义

1900 年，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极其困难的时期。国家内忧外 患，兴中会的许多同志信心不足，每向前迈进一步都须付出极大的努力。革

命正处在一个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闷时刻，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

还是在去年秋天，他就派陈少白由日本到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 孙中山亲自购买印刷机和铅字，派人送到香港。报纸出版后，大力鼓吹反清，

发挥了很大作用。孙中山又派兴中会员史坚如等人，回到国内，深入长江流 域，联络哥老会等帮会各首领。并派郑士良等人在香港设立机关，接待会党，

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珠江流域的三合会、洪门会等地方组织串连起来。年 底，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洪门会的首领在香港聚会，讨论合作，决定

各会合并，成立一个大团体，名为“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后， 宫崎寅藏携带着总会长的印章来到日本，亲手交给了孙中山。宫崎寅藏高兴

地说：“孙先生现在已经是公认的革命领袖了！”孙中山接过印章，便与他 商谈起今后的行动计划。

他们首先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都争先恐后地要在中国夺取一块地盘，国家已形成

被瓜分的局面：俄国占领了长城以北，英国占领了长江流域，德国占领山东， 法国占领云南和两广地区，日本占领了福建，美国则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同时，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 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

在国内，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入和影响的不断加深，外国传教士 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的殖民活动也猖狂起来。中国的北方，义和团运动大

规模爆发，不仅直接危及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而且使清政府失去了控制 能力。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对宫崎寅藏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想利用这 个时机组织武装起义，你看如何？”

宫崎寅藏表示赞同，建议道：“请先生再考虑成熟一些，作出布置，将 各方力量调动起来，不能匆忙行事。”

孙中山经过认真考虑，命令郑士良到惠州，召集会党群众发动起义，再 让史坚如去广州召集同志响应。

1900 年夏，孙中山率领同志前往香港，准备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不料船 到香港时，英国政府不准他上岸，整个计划只好临时改变。孙中山就在一只

舢板船上与兴中会的几个骨干人员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决定将起义的指挥 权交给郑士良，要陈少白等人到香港筹备军需接济，史坚如仍在广州组织策

应。孙中山则坐原船回日本，转渡台湾，组织人力与武器的补充。

根据起义计划，郑士良在惠州发动起义，占领惠州以后，即与虎门数千 名志士会师，攻取广州，然后挥师北上，直捣清廷老巢。

9 月 28 日，孙中山与支援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山田良政等到了台湾，准 备招收军事人员。当时，台湾仍为日本所占领，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

长官后藤新平认为中国的北方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利用孙中山反对清 政府的行动，可以向中国内地扩展本国的势力，便派出官员向孙中山表示“同

情”中国革命，可以相助。

孙中山特地拜访了儿玉，向他们讲述了攻打惠州，直取广州的计划，请

求援助。儿玉心怀鬼胎，要革命军从惠州北上，再 由厦门经福建省向北进军。 儿玉说：“如果这样，我将在海丰、陆丰供给武器。”

儿玉不仅是现职台湾总督，还是日俄战争时的日军总参谋长，是位武功 赫赫的大将。孙中山得到儿玉支持的允诺，心里感到踏实多了。接着，孙中

山又提出借款作为军费，被他们拒绝了。

后藤说：“孙先生，借款要订契约，多少年之后要加息偿还。孙先生现 在进行的革命，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所以谈不上借款。”

儿玉将军说：“如果大军挺进到海丰、陆丰，我们就在那里提供武器。 革命军拿着武器到厦门，那里有台湾银行的分行，在分行地下金库里，大约

有二三百万日元银币，因为是革命，可以抢劫嘛。”

孙中山对儿玉的建议大为惊讶，但听儿玉答应提供武器，而且相当于两 个师的装备，也就不再提借款之事了。

儿玉与后藤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的用心十分险恶，他们表示支援孙中 山，以至建议革命军进军厦门后“抢劫”日本银行金库，实质是要制造借口，

使日本能名正言顺出兵夺取厦门以至整个福建省。

惠州起义的烽火如期点燃了。郑士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以惠州的三洲 田作为起义地点，然后沿海东进，直趋厦门。待郑士良率众攻到厦门后，孙

中山即与之会师，然后回师广州，组织革命政府。

10 月 6 日，郑士良组织了六百壮士，以会党为主力，揭竿而起，成功地 举行了惠州起义。首战便旗开得胜，夜袭沙湾，一举成功。杀敌四十余人，

夺枪四十多支，弹药数箱，还俘虏了三十多人，革命军声势大振，继续向隆 镇挺进。

隆镇由清副将杜凤梧带领一千多名清兵把守，他们占据险要地点，死死 堵截阻击。革命军装备很差，大多数人没有枪弹，手持长矛、木枪，分左右

两翼，乘守敌没有防备，匍匐上山，夹击敌军。清军惊慌失措，不堪一击， 杜凤梧被活捉。这次战斗，缴获洋枪七百余支，子弹五万发，马十二匹，军

势更为之大振，参加起义的人数激增到六千人。

10 月 17 日夜，革命军整队向白芒花进发，在那里和惠州派来的五六千 清军打了一仗。革命军只有一千余支洋枪，却打得清军四处逃窜。几天时间，

革命军就占领了新安、大朋、惠州、平海等地。两广总督德寿听到这个消息， 大惊失色，六神无主，赶紧抽调人马前去镇压，连续几次战斗，均遭到失败。

革命军的队伍在日益壮大，进军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