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

用护法军削弱异已势力，使双方消耗兵力，自己则坐收渔人之利。

冯国璋则另有打算，他想与南方军阀周旋，排挤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夺 取中央政府权力，于是便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唱反调。

在冯国璋的命令下，直系军队在湖南实际上并不积极进攻，他们不想为 段祺瑞卖力地打仗。加之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地的直系督军联合通电，

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段祺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被迫辞去了国务总 理的职务。

燃而，段祺瑞并不死心，他又找到日本帝国主义做靠山，指使他的部下 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进关，对冯国璋进行武力威胁。此外，他也仿效冯

国璋的做法，唆使皖系督军团通电要求段祺瑞复职。冯国璋迫于无奈，只得 再任命段为国务总理。

段再次上台后，皖系占了上风，又大呼“武力统一”的口号，反过来再 次压迫直系军阀对南方作战。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在湖南打了胜仗，攻占长

沙，段祺瑞却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借机扩大皖系的地盘。曹、 吴二人对此当然恼火，便按兵不动。

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正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他们所以动用了一部 分军队参加了“护法战争”，不过是对付段祺瑞威胁的一种权宜之计，所以

他们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与直系暗中勾结。吴佩孚借机在湖南衡阳与佳系

军阀达成和解，湖南战事平息了。 这时，桂系军阀便不肯再按照孙中山的号令继续北伐。他们觉得孙中山

这个大元帅成了他们与北洋军阀勾结妥协的障碍，于是反过手来，拆军政府 的台，并图谋排挤孙中山。桂系军阀还将海军总长程壁光视作眼中钉，非要

把它拔掉不可。一天，程壁光乘艇横过珠江，在刚抵海珠对岸码头时，陆荣 廷派来的凶手向他连开数枪，程壁光当场倒在血泊之中。程壁光被暗杀，使

孙中山的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对西南军阀来说，除掉程璧光不是最终目的，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排斥孙 中山。他们勾结直系军阀，内外呼应，反对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直接提

出要改组军政府，把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

孙中山对此寸步不让。他打电报给唐继尧，表明了对北洋军阀不能作丝 毫让步的坚定态度，同时督促各军要坚持北伐，讨伐段祺瑞。孙中山还约请

了全体国会议员到军政府谈话，严厉地提出质问：改组军政府这件事是关系 全局的大举措，国会怎能不事先征求军政府的意见就突然提议？这种做法符

合情理吗？孙中山态度坚决地表示：根本反对改组军政府，即便改组后当选 为总裁，也决不赴就。

在桂系军阀和其他政客的收买操纵下，1918 年 4 月 10 日，非常国会通 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

5 月 4 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于 5 月 5 日发表了 辞职通电。孙中山在通电中迫述了一年多来护法的过程，斥责桂系军阀们说：

“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 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

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

西南军阀们的阴谋得逞了。5 月 20 日，他们操纵了国会非常会议，根据 所谓的修正案，选举出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唐绍仪、

孙中山七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孙中山虽然也被选为总裁之一，但实际权力 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再也不可能贯彻他的“护法”主张。

5 月 21 日，孙中山怀着悲愤和黯然的心情离开了广州。

孙文学说问世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加上他自己毫无军事实力，只 是利用南北军阀的矛盾，采取联合南方小军阀反对北方大军阀的办法进行斗

争，结果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失败了。于是，孙中山被迫离开了广州，再次 来到上海。

1918 年 6 月 26 日，孙中山经日本返回上海。抵达上海码头时，很多归 国学生、新闻记者和各界仰慕孙中山的人士前来欢迎。人们见到孙中山离开

上海南下护法仅一年时间，须发已经斑白，纷纷议论起孙中山忧国忧民的奋 斗经历，对他更加尊敬。孙中山虽然护法受挫，但精神仍然饱满，他热情地

与迎接他的人握手致意，风度翩翩地回答记者的提问，没有一点灰心气馁的 神色。

这时，宋庆龄因为父亲病危，已经先期来到上海。5 月，宋耀如病故， 宋庆龄办完丧事后，就留在上海为孙中山落实回沪的有关事项。孙中山回沪

后，先与宋庆龄在环龙路（今南昌路）63 号往了一段时间，不久便迁到了莫 利爱路 29 号（今香山路 7 号）。

这所房子，是 1917 年的时拿大华侨赠给孙中山的。当时，加拿大有四位 华侨前来拜见孙中山。他们从卫士长马湘口中得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

任大总统，连住房都没有，每月要付六十五元房租。几位华侨大为震惊，回 去后召开股东会议，提议集资为孙中山购置一所住宅。再次来访时，他们向

孙中山说明了来意，孙中山却说：

“送房子给我吗？不可！不可！”孙中山连连摆手，“我怎能接受你们 这样重的礼物？”

几位华侨恳切相劝，说：“您这样的伟人，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总 得有个住处吧。”

劝了很长时间，孙中山感到盛情难却，不便再推辞了，便收下了这所房 子。

在这所幽静的住所里，宋庆龄始终伴随着孙中山，给了他生活上无微不 至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孙中山由于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曾患有比

较严重的胃病，经过宋庆龄的照料，身体日益健康。胃病也渐渐地好转了。 有时，孙中山因在家里呆了几天，心情烦闷，便与宋庆龄出来散散步，

但每次上街，孙中山心里都不痛快。出门所见，满目疮痍。黄浦江上行驶的， 停泊的，几乎都是挂着外国旗帜的轮船。马路上五花八门的汽车在横冲直闯，

没有一辆是中国造的。大街上，外国人在趾高气扬地评头论足，目无一切， 仿佛高人一等，而不少中国人却衣着破烂，满脸菜色，扶老携幼地沿街乞讨。

海关的钟声叮叮咚咚地响着，但中国的关税却不能自主，海关也是洋人把持 的。一种说不出的愤懑之情沉重地压在孙中山的心头，他有时仿佛被压得喘

不过气来。 有一次，孙中山不知不觉地来到外白渡桥，桥下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公园，

孙中山想进去闲坐一会儿。一抬头，只见公园门上挂着一块刺眼的牌子：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孙中山仿佛遭到电击一般，不觉浑身一震，热血直往脑门上冲。他悲哀

地呻吟了一声，宋庆龄赶紧扶住他，以免他跌倒。 他什么也不想再看了，喊了一辆人力车，闷闷不乐地回家去了。

这段时间里，孙中山每每想到大好河山支离破碎，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 中，真是忧心如焚，实在有说不出的痛苦，想到自己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

命事业，虽然推翻了一个专制暴君，但一转眼又产生出无数的专制强盗。他 一心追求的是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但现实情况却是“革命主义未

行，革命目的未达”。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依靠什么人？走什么样 的道路呢？他一时尚未理出头绪来。他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地读一些书，

从理论上系统地深刻地思索一些重大的问题。

孙中山一生爱好读书，青少年时代求学时是这样，革命受挫折或失败时， 他仍然能调整情绪，坐下来从容不迫地看书学习，研读有关革命书籍，并能

融会贯通，得其要领。

在莫利爱路这所房子里，孙中山买来了很多新书，连同他原有的藏书， 将他的书房兼工作室塞得满满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天清晨，宋

庆龄经常陪伴他打网球，锻炼身体。早餐以后，孙中山便开始办公，有时接 待来人，在一起讨论革命理论。晚上，则是孙中山读书的时间，几乎每天都

看书、看报或写作到深夜。看书报时，孙中山特别喜欢铺开中国山水、运河 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有时看书累了，便要宋庆龄给他读马克

思、恩格斯以及其他著名科学家写的书。

孙中山读书的范围很广，在国防问题上，他精心收集了成套陆军、海军 的年鉴；在经济学方面有许多关于财政和货币的书籍；在技术方面有各种工

业、运输和城市建设的书籍；地质学的书籍也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还有很 多文学作品，外语手册、指南和修辞学著作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恢复和身体调养，孙中山认真读书思考，他意识到， 仅仅依靠暴力手段进行革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理论上加强革命党人的

心理建设，提高素质。

还是在护法运动开始的时候，孙中山曾在广州全省学界欢迎大会上作过

《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著名演说。经过反复琢磨，他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 性越来越突出。因为革命党内有不少人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正是革命的大敌，它能夺人之 志，惑众之心。要继续革命下去，就必须要驳斥“知易行难”的谬论！

孙中山认真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历，认为不是“知易行难”，而 恰恰是“知难行易”。当初，他曾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幻想，多次托人疏通

日本政府，请求它支持中国革命。谁知道结果总是和自己的愿望相反，日本 政府先是支持袁世凯，后来又扶植段祺瑞，目的就是想独霸中国。武昌起义

胜利以后，他曾奔走呼号于英、美、法等国，然而这些列强根本就不支持中 国革命，即便表态也只是空头支票。在对待袁世凯的认识上，开始也看不清

这个独夫民贼的真面目，多次受骗上当，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篡夺。这些事实， 都深刻地说明要探求革命的真知是多么困难啊！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关心照顾下，于 1918 年至 1919 年间， 在上海发奋读书，闭门著书，写成了《孙文学说》，即《知难行易学说》，

作为《建国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设”。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一部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 学思想，在这部哲学著作中，他集中了很大的笔墨，历数了“知易行难”说

的种种罪状，详尽地论述了“行易知难”的道理，热情地倡导“知难行易”、

“以行求知”的实干哲学。他在《孙文学说》中明确指出，一切知识都是从

行开始的，“先行后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为了通俗地说明“知难行 易”的道理，孙中山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

化学、进化十件事为例来深入浅出地论述。

比如饮食，这是人们生活中最普遍，人人都会做而必须做的事。婴儿一 出生就能吃奶，不需要教。但是要真正懂得饮食的道理，并不容易，因为这

涉及到生理学、卫生学、医药学、化学和物理学以及科学的烹调技术等许多 专门知识。即使科学发达，也难以完全搞清楚。可见，行是容易的，知是比

较难的，而且是行在前知在后。

孙中山在书中列举实例之后，又进一步指出，一切发明创造，都是身体 力行的结果。他把自己的学说，归结到一个“行”字。“行”了才能发明创

造，才能科学进步。他认为那种先求知而后行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后者， 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而放弃了一切。

孙中山强调的“行”，就是“实践”。因此，他的“以行求知”的认识 过程，是他认识论中的唯物论。同时，他也注重知对行的反作用。在《孙文

学说》中，他又列举了很多说明“知”的重要性的例子。比如人们掌握了电 学的理论知识，就能以此制造出奇奇怪怪层出不穷的电机，为世界上各行各

业所用。进行革命事业，也要掌握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如果革命党懂得 了革命理论，又掌握了一个好的方法，那未，革命一经发动，便能够成功。

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而更进于行”，“知之则易行之”的道理。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还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武器，阐述人类 认识的总过程，指出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

孙中山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与革命斗争紧密结 合起来，号召革命党人破除心理上的大敌，坚定信仰，勇于实践，早日使革

命取得成功。他坚信，历史的潮流是滚滚向前的，民主革命必将获得最后的 胜利。孙中山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在革命处于困难的低潮时期，许多革命党

人面临信仰危机或产生动摇的情况下，起到了统一认识、鼓舞斗志的作用。

《孙文学说》一书完稿于 1919 年 4 月。当孙中山兴奋地脱稿联系出版时， 却遇到了不少困难。他先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联系，可商务印书馆认为北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