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政府的言论出版太不自由,担心此书出版会带来麻烦,婉言推辞了。孙中 山十分气愤,只得自己掏钱,找华强书局给予印刷。书稿的清样出来后,孙
中山与宋庆龄十分认真地校对了三次。6 月上旬,《孙文学说》终于问世了, 上海《民国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对该书作了介绍,题为《破天荒之学说,救
国之良药》。
《孙文学说》脱稿以后,孙中山又以巨大的精力写成了《实业计划》一 书,即《建国方略》之二的“物质建设”。早在 1912 年,孙中山为了振兴中
国的实业,奔走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已经比较系统地思考过中国的经济 发展问题。时至今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西方经济萧条,面临解决
过剩资本的出路问题,而中国要进行经济建设,迫切需要资本。因此,孙中 山认为可以采用国有方式和借助外资,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就必须
要开发资源,发展实业,改变中国落后的手工业生产,进入工业化社会,这 是中国存亡的关键。
在《实业计划》一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交通、都市、水力、工业、农业、 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建设计划。他希望在十年至二十年内修建十万英里
的铁路和一百万英里的公路,建立和发展包括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水
泥等在内的大工厂、大企业。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孙中山还提出建立渤海湾、 杭州湾和珠江口等三个巨大的海港。同时,治理河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
农、林、牧各业,发展纺织品、食品加工、印刷等多种轻工业,提高人民衣、 食、住、行的生活水平,以及移民于东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 等。
孙中山提出,吸收外资来发展实业,主权必须操在中国人手里,要以维 护国家的独立为前提。发展实业的目的是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
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一书,不仅需要参阅大量中外图书资料,还要 绘制各种有关的地图和统计图表。宋庆龄多次陪同孙中山到四川北路购买需
要的书籍、地图和绘图器具。宋庆龄有时还帮助孙中山查阅英文资料,打字 和抄写英文原稿。《实业计划》一书凝集着孙中山的无数心血,体现了他热
切希望祖国早日富强的强烈愿望,描绘了一幅具有宏伟气魄的经济发展蓝 图。从这些细致明确的计划中,人们可以看出,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
治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1917 年,孙中心曾经在上海写成《民权 初步》一书,即《建国方略》之三的“社会建设”。这本书,最早名称是《会
议通则》,这是一本关于民主政治的专著。后来为了名实相符,就将书名改 成《民权初步》。
《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与《民权初步》三本书,合起来称为《建 国方略》。随着这部重要著作的产生,孙中山对未来的设想越来越清晰了。
然而,现实与孙中山的设想之间还有着巨大的差距,革命党人组织涣散、毫 无生气的状况依然如故,军阀之间的争斗厮杀也未停止,经济建设的资金和
人才更无着落,但孙中山坚信,革命最终必将取得胜利,《建国方略》中的 计划也一定能够实现。
尽管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由于种种局限,还有一些缺憾或消极的东西, 但是后人应该看到,在历尽艰险之后,他仍能矢志不移地忠于他的信仰和事
业,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在上海集中精力著书期间,表面上是“不理外事”,实际仍然关 注着局势的发展。这时,国内外都出现了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 变化。
就在孙中山感到十分苦闷孤独的 1919 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5 月 4 日早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们,勇敢地走上街头,高举起民主 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和北洋军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
广场集会,通过了宣言,其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他们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
“同胞们,起来呀!”
“向专制、黑暗、血腥、愚昧的社会宣战!” 五四运动唤醒了千千万万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天安门广场轰轰烈
烈的集会,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像一场猛烈的风暴,冲破了北洋军阀 卖国政府的高压。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开始登上了民
主革命的政治舞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及各种示威游行。 北洋军阀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面前,被迫作出了让步。6 月 10 日,
军阀政府不得已下令免除直接参与卖国条约活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的官职。
此后,北京、天津的学生又组织了一万多人的示威队伍,包围了总统府, 要担任总统的徐世昌责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能在卖国条约上签 字。
青年学生们的英勇的呐喊,给了孙中山新的勇气和力量。这一爱国运动 一发生,立即被孙中山所重视,他深切同情、支持学生和工人的正义行动。
当他得知北京政府逮捕游行学生时,立即打电报给段祺瑞,要求他释放被捕 的学生。7 月中旬,孙中山又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学
主代表,并指出:“人民反抗的怒火愈烧愈烈,如依靠武力摧残,不仅引起 广东人民的愤怒,也为全国人民所不容。”严厉遣责了在桂系军阀支配下的
广东政府对革命群众运动的镇压。
五四以后,北京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上海学联于 5 月
11 日正式成立,随后组织了全市四十多所大、中学校的两万多名学生,聚集 在西门外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罢课救国宣誓典礼,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
行示威。罢课后怎么行动,几个学联负责人正面临困惑。在这关键时刻,孙 中山打来电话,叫学联派代表到西藏路南京路口老晋隆西餐馆约会商谈。晚
上,孙中山派代表会见了学联负责人。这位代表告诉他们:“中山先生很关 心学生运动,要你们再大胆些进行活动,不要怕这怕那,要有牺牲精神,要
有突击行动,要扩大阵线,设法激起怒潮来。”
孙中山考虑到,上海工商局不允许学生在租界游行,万一学生与租界发 生冲突,根据“领事裁判权”,中国的律师不得出席租界的法庭为学生辩护。
从保护学生安全出发,他特地聘请了两名外国律师,如发生纠纷,由他们出 庭交涉。
北京的学生代表许德珩等人也来到上海,准备联合上海学联掀起更大规 模的游行示威。许德珩等人一同谒见了孙中山,向他汇报了北京学生运动的
具体情况。孙中山听后,对许德珩等人予以鼓励,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界的斗
争。
6 月 2 日,孙中山在莫利爱路的寓所里亲切接见了上海学联的负责人, 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后,非常兴奋地赞扬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斗
争精神,对上海学生将圣约翰校长卜舫济破坏爱国救亡运动的阴谋活动彻底 粉碎与揭露的壮举予以高度评价,他兴奋地说:“他们能攻破上海这个帝国
主义的顽固堡垒,是很了不起的胜利!”
这时,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相继到了上海,6 月 16 日,在上海成立了全 国学生联合会。孙中山接见了全国学联的代表,并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支持。
全国学联约请孙中山为学生演讲,孙中山准时来到借作会场的“环球学生 会”,为学生们分析了巴黎和会,俄国的十月革命,对学生进行热情的鼓励。
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领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及时报导上海各工 人团体的动态,并发表社论指出:只要工人和学生结合,再唤起其他各界民
众,“便是解决山东问题的真力量”。 上海工人罢工后,孙中山在《民国日报》载文论罢工策略问题,强调指
出罢工应有预备,工人须分清敌、我、友,以便尽可能将罢工作为打击敌人 的有效武器。
五四运动使孙中山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在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一封 信中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
也不能正面硬碰,”这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改变过去对人民不信任、不依靠的 态度,并隐约地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不能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所以他在 当年 10
月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名称前加上“中国” 二字,是为了区别于 1912 年的国民党。这次改组废除了旧总章,采用新规约,
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虽然谈不上彻底改造,但孙中山是 打算用改组后的国民党新党,继续领导革命。
五四运动以前,对孙中山产生推动作用的另一重大事件,是俄国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介绍和赞扬
1905 年的俄国革命。1917 年春,孙中山在上海曾电贺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 皇政府,取得了革命的胜利。1917 年 11 月 7
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 党领导俄国工农群众举行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这是一次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孙中山领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就首先 以《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的醒目标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情况。
孙中山看到俄国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统治,废除剥削制度, 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的大革命,而这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相符合的。当
时,他正处于寻找走什么道路的困境之中,正当他为找不到答案陷于苦闷之 时,十月革命胜利的曙光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他真诚地欢迎十月革
命,把它看成是人类的伟大希望。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十分向往列宁,他们虽然从未见过面,但在漫长的 革命斗争中,经过函电往来,互相同情,互相声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18 年夏,孙中山在上海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一封贺电,电文指 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
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 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
这封电报由于帝国主义封锁,经过很多曲折,托美洲华侨打给俄国。列 宁接到这封贺电,极为欣慰,把它视为“东方光明的到来”。同年 8 月 1 日,
列宁委托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覆函孙中山,对他的贺电表示衷心的感谢,推 崇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领袖”。齐契林同意孙中山的提议,希望双方联合
起来,共同斗争。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认识到,利用军阀来打军阀,终非长久之计。 他进而认识到,中国革俞如果不借鉴俄国的成功经验,很难成功。孙中山准
备派人到苏联去学习,特意要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 文教师来执教。
十月革的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从困惑苦闷中兴奋起来, 他重新振作精神,劲头十足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在上海,他一方面抓紧
《建国方略》一书的写作、出版和发行,及时对革命党人加强理论指导,同 时分出精力具体安排落实革命斗争的重要事务。1919 年 8 月 7 日,孙中山致
函广州国会参众两院,正式辞去政务总裁的职务,声明今后对军政府的行动 概不负责。电文还强烈谴责了西南军阀可耻行为。在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
国民党时,孙中山还在上海出版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副刊《星期 评论》,由朱执信担任主编,大造革命舆论,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适时东山 再起。
孙中山一直苦于没有自己掌握的军队,这时,他打算通过他自己长期培 植起来的粤军,夺回广州这个根据地。因此,他作出了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
决策,派朱执信到漳州去敦促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回到广东去驱逐桂系,然后 在广东策动民军和农民起义。
1920 年 8 月,孙中山命令粤军首领陈炯明迅速行动。粤军在漳州誓师, 分三路进军。9 月 6 日,朱执信等占领了虎门要塞。可是,朱执信为了调停
虎门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不幸于 9 月 21 日在虎门要塞遇害。
朱执信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他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时期的卓 越人才,是一位政治宣传家和军事指挥者,追随孙中山近二十年,始终不渝
地为革命事业奋斗。孙中山在上海听到朱执信遇难的噩耗,深为悲痛地说:
“执信牺牲,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党失此长城,我也失去了左右手。”
10 月 29 日,粤军攻克广州,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军阀势力, 岑春煊逃往上海,陆荣廷等桂系残部退踞广西。
粤军将领许崇智等人请孙中山回广州主持政局。孙中山在莫利爱路寓所 召集伍廷芳、唐绍仪等军政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