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想让此吻又长又成功，但又不明白人家这样做是怎样呼吸的。结果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困难，只需斜着亲嘴，把两人的鼻孔错开便可以了。他听见基加尔在那里数数：“一——二——三——四——”直到第五十二秒他才放开莫德。“这个头开得不坏呀，”基加尔说，“但是我比你棒。”吕西安看着手表，也开始数起来：基加尔在第一百五十二秒时才松开法妮的嘴。吕西安非常生气，觉得这种比赛很愚蠢。“我是出于谨慎松开了莫德，”他想，“但是这并不是难事。只要掌握好呼吸便可以无限制地延续下去。”他建议再比一次，结果他赢了。当他们比完后，莫德瞧了瞧吕西安，并且认真地对他说：“你吻得很好。”吕西安兴奋得脸都红了。他弯腰说了一声“为你效劳”。但他本来是更想和法妮亲吻的。为了赶最后一班地铁，他们于午夜十二点半分了手。吕西安心花怒放，他在雷努阿尔大街上又蹦又跳。他想：“事情已有十分把握。”他的嘴角很痛，因为今天晚上笑得太多了。

现在他订于每星期四晚上六点和整个星期六晚上和莫德会面。她任他拥抱亲吻，但是不愿失身于他。吕西安向基加尔抱怨，基加尔安慰他说：“别着急。”基加尔说，“法妮肯定她会和你睡觉的。只是她还年轻，她只有过两个情人。法妮叮嘱你对莫德要温柔体贴点。”“温柔体贴?”吕西安问。“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吗?”他们两人放声大笑起来，基加尔肯定地说：“老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吕西安表现得十分温柔体贴。他不断地亲吻莫德，并且对她说他爱她。但是时间长了便有点单调乏味，而且和她一起外出他也并不感到很骄傲。他本想对她的梳妆打扮提一些建议，可是她有许多成见，并且很容易生气。在亲吻的间歇，他们手拉着手，两眼发呆，默默无语。“她眼神如此严肃，天知道她在想什么。”而吕西安总是在想着同一件事。望着莫德这个郁郁寡欢，捉摸不定的小小存在，他不禁想到：“我想成为勒莫尔当，他是一个找到了自己道路的人!”在这一时刻，他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自己坐在热恋他的女人身边，两人手拉着手，他的嘴唇还因刚才频频的亲吻而湿乎乎的。他拒绝她献给他的微不足道的幸福：孤独。于是，他紧紧抓住小莫德的手指，眼泪夺眶而出。他很想使莫德幸福。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摆脱毫无结果和危险的冥想

十二月的一天早上，勒莫尔当走到吕西安面前，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你愿意签名吗?”他问。“这是什么?”“这是为高师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给《事业报》寄去了一份有二百人签名、反对义务预备兵役的狗屁文章。对此，我们表示抗议。我们必须至少征集一千人的签名。我们将要去圣西尔军校，海军学校预备班，农学院，巴黎高等综合理工学院，让所有一流学校的学生都签上名。”吕西安顿感身价百倍，他问：“这会登载出来吗?”肯定会登在《行动报》上。可能也会登在《巴黎回声报》上。吕西安极想立即签名，但又想这样不够严肃。他拿起那张纸，认真地看了一遍。“我想，你不是搞政治的，当然这是你自己的事。但你是法国人，你有权利表示自己的意见。”当吕西安听到“你有权利表示自己的意见”时，他立即觉得身上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感，他签了名。第二天他买了一份《法兰西行动报》，但是声明没有登出来。它星期四才得以发表。吕西安在第二版上找到了它，标题是“法国青年给了国际犹太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他的大名被压缩得很小，登在离勒莫尔当不远的地方，和周围的弗莱什、菲利波等名字一样陌生。它的样子很体面。“吕西安·弗勒里耶，”他想，“是一个农民的姓氏，是纯粹的法国姓氏。”他高声朗读了以字母f开头的全部姓名。当他读到自己的姓名时，他佯装不认识这个人。随后，他把报纸塞进口袋，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几天后，是他去找了勒莫尔当。“你是搞政治的吗?”他问。“我是联盟联盟，指民族主义右翼组织“法兰西爱国青年联盟”。成员，”勒莫尔当说，“你有时也看《行动报》吗?”

“不常看，”吕西安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对它不太感兴趣。但我认为我正在改变态度。”勒莫尔当用他那难以捉摸的神情淡淡地望着他。吕西安粗略地向他叙述了贝尔热尔称之为“紊乱”的故事。“你是什么地方人?”勒莫尔当问。“费罗尔人。我父亲在那里开了一家工厂。”“你在那里住过多长时间?”“直到上中学为止。”

“我明白了，”勒莫尔当说，“事情很简单，你是个背井离乡的人。你读过巴雷斯指莫里斯·巴雷斯。的作品吗?”“我读过他的《科莱特·博多希》。”“不是这部，”勒莫尔当不耐烦地说，“今天下午我把他的《背井离乡的人们》给你带来。它讲的是你的故事。你会在书里读到你的病证以及对症的良药。”这本书是用绿色羊皮做的封面。第一页盖有安德烈·勒莫尔当的藏书印鉴，那漂亮的哥特字体十分醒目。吕西安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他从未想过勒莫尔当会有自己的藏书章。

他满腹狐疑地开始了阅读。曾经有过多次人们企图给他解释，曾经有过多次人们借书给他，对他说：“读读这本书吧，写的全是你的事。”吕西安略带几分忧愁地笑着，他想自己并不是一个可以被人用几句话便能剖析的人。恋母情结，紊乱，多么幼稚可笑!这一切早已远离他而去，不复存在了!但是，刚读了几页书，他便入迷了。首先，这不是心理分析——吕西安对心理分析已经极其厌烦——巴雷斯谈到的年轻人不是抽象的人，不是像兰波或魏尔兰那样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更不是那些请弗洛伊德进行心理分析的无所事事的病态的维也纳人。巴雷斯开始时把他们置于他们的环境和家庭之中。他们在外省极其传统的环境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吕西安觉得斯蒂雷尔和自己很相像。“这可是真的，”他想，“我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他想到了弗勒里耶家族的精神健康。这种健康只能在农村，并且通过他们的体力来获得(他祖父能用手指把一枚铜币拧弯)。他激动地想起了费罗尔的黎明。他起床后悄然无声地下了楼，以免吵醒父母。他骑上自行车，于是法兰西岛柔媚的景色便悄悄地笼罩着他，抚摩着他。“我历来很讨厌巴黎。”他坚定地想道。他还读了《贝雷尼斯的花园》。他时而中断阅读，两眼迷茫地思索起来。在这里，人们又一次向他展示了一种性格，一种命运，一种能够摆脱存在于他意识中无休止的废话的办法，一种确定自我、肯定自我的方法。然而他是多么喜欢巴雷斯奉献给他的这种充满清新的田野气息的无意识，并且厌恶弗洛伊德的那些邪恶和淫猥的畜生!为了抓住这份礼物，吕西安只需摆脱毫无结果和危险的冥想。他必须研究费罗尔的地面和地下，寻找一直延伸到赛奈特河边这片起伏的丘陵的意义，诉诸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学。或者，非常简单，他必须回到费罗尔，在那里生活。那样，他将感到费罗尔就在自己的脚下，它无害而肥沃，伸展于广阔的田野上。在这片土地上，有树林、泉水和花草。它像一方养料丰富的腐殖土，吕西安终于可以在此汲取力量从而成为一名企业主。吕西安经过这样长时间的苦苦思索，变得兴奋不已，甚至不时感到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如今，当他一手搂着莫德的腰身，默默地待在她旁边时，脑子里经常回响起以下的词语和短句：“恢复传统”，“土地和死者”。这是一些深奥难懂，取之不尽的词语。“这多么诱人啊!”他想。然而他不敢相信，因为已经有过太多次人们让他失望了。他把自己的担忧向勒莫尔当倾诉。“太妙了，”勒莫尔当说，“老朋友，人们是不会立刻相信自己想要什么的，因为需要实践。”他略加思索便接着说道：“你应该来和我们在一起。”吕西安真心实意地答应了，但是他强调保留自由。“我来，”他说，“但是不做任何承诺。我想观察和思考。”

第四部分：一个企业主的童年诚挚和简朴的同志情谊

吕西安被这帮年轻保守派的同志情谊迷住了。他们对他表示了诚挚和简朴的欢迎。他很快便觉得在他们中间很自在，而且不久便熟悉了勒莫尔当的“小集团”。他们是二十来个大学生，几乎人人都戴一顶条绒的贝雷帽。他们经常在波尔德啤酒馆的二楼聚会，在那里玩桥牌，打台球。吕西安常去那里和他们一起玩。不久他便明白，他们已经接纳了他，因为对他的每次到场他们都欢呼“帅哥来啦!”或“这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弗勒里耶!”但是，尤其吸引他的是他们欢快的性格；没有丝毫的学究和严厉气氛，很少谈论政治。大家笑着，唱着；并且为年轻的大学生们高声欢呼或是有节奏地鼓掌。这就是他们的聚会内容。勒莫尔当本人则一面保持一种无人敢于挑战的权威，同时也自我放松一点，不由得笑了起来。通常，吕西安默不作声，目光扫视着这些正在大声喧哗的健壮的年轻人。“这是一股力量。”他想。生活在他们中间，他渐渐地发现了青春的真实含义。它不存在于贝尔热尔式的人物所欣赏的那种矫揉造作的风雅之中。青年是法国的未来，而且勒莫尔当的同伴们并没有青少年的那种难以言表的可爱。他们都已成年，其中好几个已经蓄须了。经过对他们的仔细观察，你便会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已经摆脱了同龄人固有的恶习和犹豫，他们无须再学什么，他们都已成熟了。起初，他们轻率和无情的玩笑颇使吕西安反感。本来可以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无意识的。当雷米前来报告激进派领袖迪比斯的夫人双腿被一辆卡车轧断时，吕西安原以为他们会对一位不幸的对手表示起码的同情。但是，他们却全体放声大笑，并且拍着大腿嚷道：“这个老僵尸!”“卡车司机真了不起!”吕西安有点窘迫，但他忽然明白了这种有净化作用的放声大笑是一种拒绝。他们察觉到了这种危险，不愿表示懦弱的怜悯，于是他们便拒绝了。吕西安也笑了起来。渐渐地，他们的恶作剧向他显示了其真实性质。它只有其轻浮的外表，实际上这是对一种权利的肯定。他们的信念非常牢固，如宗教般虔诚，因此他们有权利表现得轻浮，可以对一切无关紧要的事情心血来潮，突发奇想地开个玩笑。例如，在夏尔·莫拉斯冷峻的幽默和德贝罗戏谑性的玩笑之间(他的口袋里经常放着一块破旧的英式军大衣片，他称之为勃吕姆指法国社会党领袖莱昂·勃吕姆(1872—1950)，一九三六年人民阵线组阁时担任总理。的包皮)，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一月份，巴黎大学宣布将要举行庄严的仪式，向两位瑞典矿物学家授予名誉博士的学位。“你等着看一场好戏吧。”勒莫尔当给吕西安一份请柬，这样说道。会议大厅座无虚席。当吕西安看到共和国总统和巴黎大学校长踏着《马赛曲》的乐声步入大厅时，吕西安的心怦怦直跳，他在为他的朋友担心。几乎同时，观众席上有几名年轻人站了起来，开始大喊大叫。吕西安满怀同情地认出了雷米，他的脸涨得通红，像个西红柿。他正被两名彪形大汉抓住上衣往外拉。他一面挣扎，一面高喊“法兰西属于法国人”。但是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看见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正在拼命地吹喇叭，样子像一个捣蛋鬼。“太好了!”他想。他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固执的严肃和好动喧闹之间奇特的混杂。它使最年轻的人们显得成熟，最年长的人们显得调皮。不久，吕西安也试着开起了玩笑。谈到埃里奥指爱德华·埃里奥(1872—1957)，法国激进社会党领袖之一，人民阵线组阁时任议长。时，他说：“假如这一位寿终正寝，那就不再有仁慈的上帝了。”这句话取得了成功。这时他觉得身上产生了一种神圣的狂怒。于是，他咬牙切齿，一时间，竟感到自己和雷米或德贝罗一样坚信、一样执拗、一样强有力了。“勒莫尔当说得对，”他想，“需要实践，有了实践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他还学会了回避争论。基加尔只是个共和派，他对吕西安提出了一大堆反对意见。吕西安颇有风度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就不说话了。基加尔仍在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可是吕西安甚至不再看他，他在抚平裤子上的褶子，用烟卷吹出烟圈来取乐，一面盯着女人看。尽管如此，他还是听见了一些基加尔的责难，只是它们突然失去了分量，轻飘飘、微不足道地向他滑来。基加尔终于印象深刻地住了嘴。吕西安和父母谈起了他的新朋友，弗勒里耶先生问他是否会成为一名保守派。吕西安犹豫不决，他严肃地答道：“我很想，真的很想。”“吕西安，我求求你了，别干这种事。”他母亲说，“他们太狂躁了，灾难随时都会降临的。或是把你毒打一顿，或是把你投入监狱，你明白吗?而且，你实在太年轻了，不能搞政治。”吕西安只是坚定地一笑，没有作声。弗勒里耶先生却说：“亲爱的，让他去吧。”他和蔼地说，“让他去实践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得经过这个阶段。”自那日起，吕西安觉得他父母对他另眼相看了。然而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这几个星期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脑海里先后浮现出他父亲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