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向死神、向戴着面具的宗教请求把我从偶然中解脱出来。我是教会的一员。作为活动分子，我想用我的著作解救自己。作为狂热的信仰者，我企图用令人不快的文字揭示沉默的存在，我把事物和事物的名称混为一谈，这也是信仰。我眼花缭乱，只要眼睛继续发花，我就认为自己太平无事。三十岁的时候，我成功地露了一手：在《恶心》中描写了我的同类多余而不快的人生——这完全是心里话，读者尽可以相信——同时为自己的人生开脱。我当年是罗冈丹《恶心》中的主人公。，通过他表现我生活的脉络。但并不感到得意。同时，我是我自己，命运不凡的人，地狱的编年史家，并对自己的原生质进行显微透视摄影。后来我乐陶陶地论述人是怪诞的。我自己就很怪诞，我跟他人的区别仅在于我被委任说明这种怪诞性。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怪诞性就改观了，变成了我内心深处的潜力，变成了我完成使命的对象和我获得光荣的跳板。我囿于这种自圆其说，没有看穿。我用这套理论来观察世界。弄虚作假已入骨髓，路子走错了，但我仍津津乐道地描摹我们不幸的人生。根据教条，我怀疑一切，只不怀疑自己；我用一只手恢复被另一手摧毁的东西，把不安视为我安全的保障。我那时候很幸福。

以后我变了。我准备将来叙述怎样的酸楚侵蚀了缠裹我、使我产生幻觉的轻纱，何时和如何尝试暴力和发现我的丑陋——这长期是我的消极因素，如同有腐蚀性的生石灰，摧毁着神童的心灵——以及出于何种原因我经常性地不论自己，甚至根据一种思想使我不快的程序判断其是否正确。追溯性的幻想已破灭，什么殉道，什么救世，什么不朽，一切皆倾塌，大厦成了废墟，我在地窖里逮住圣灵，然后把它逐走。树立无神论要经过长期而痛苦的努力，我认为已经彻底树立了。现在，我心明眼亮，不抱幻想，认清自己真正的任务，无疑配得上荣获公民责任感奖。近十年来，我是一个觉醒的人，久疯痊愈，铲除了甜酸苦辣的疯根，反而大吃一惊。我想起积习不禁好笑，但不知道此生今后留作何用，我又回到七岁时无票旅行的地位：检票员进入我的车厢，望着我，没有以前那么严肃了，其实他只想尽早走开，让我安稳地旅行，只要给他一个站得住脚的托辞，他就满足了。可惜我找不到任何托辞，况且我无心寻找，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尴尬地一直待到第戎，而我知道第戎没有任何人在等待着我。

我解除了包围，但我没有还俗。我一直写作。我不干这个干什么?

nulla dies sine iinea拉丁文：无日不写作。。

这是我的习惯，再说也是我的职业。我长期把我的笔当做剑，现在我认识到我们无能为力。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写书，将来继续写书，反正书还是有用的。文化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但文化是人类的产物，作者把自己摆进去，从中认识自己，只有这面批判的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的形象。此外这座破旧不堪的大厦，即我的假象，成了我的特性，我虽已摆脱神经症，但本性是改不了的。儿时的种种特性尽管大大减弱，遭到消磨，受到挫损，吃不开了，不出头露面了，但仍残存在五十来岁的人身上，大部分时间龟缩在阴暗的角落里，等待时机，趁你稍不提防，便抬头翘尾，以新的伪装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真心诚意断言只为我的时代写作，但我对现时的盛名很恼火。这算不上什么光荣，因为我还活着，仅此一条就足以推翻我往日的幻想。是不是我暗自还抱有幻想?不尽然。我想，我的幻想已改编过了，因为我失掉了默默无闻死去的机会，有时反倒庆幸被人误解哩。格里塞利迪斯没有死，帕达扬仍跟我形影不离，斯特罗戈夫阴魂未散。我隶属于他们，他们隶属于上帝，而我不相信上帝。请你们想想如何理清其中的关系吧。就我来说，我理不清，有时怀疑我是否在玩输家算赢家的游戏，竭力践踏往日的希望，为的是得到百倍的偿还。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成为菲洛克忒忒斯菲洛克忒忒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神箭手，参加特洛亚远征途中被蛇咬伤，伤口化脓，臭不可闻，被同伴抛弃在一座荒岛上，后特洛亚久攻不克，又把他请到战场，射死特洛亚王子帕里斯。，卓尔不群，但臭不可闻。这个残废者愿奉献一切，直至无条件交出宝弓，但可以肯定他暗地里在期待着报偿。

“随他去吧。”妈咪会说，“做人嘛，悠着点儿，别太费劲啦。”

我感到我的疯狂有可爱之处，那就是起了保护我的作用，从第一天起就保护我不受争当“尖子”的诱惑。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具有“天才”的幸运儿。我赤手空拳，身无分文，惟一感兴趣的事是用劳动和信念拯救自己。这种纯粹的自我选择使我升华而不凌驾于他人之上。既无装备，又无工具，我全心全意投身于使我彻底获救的事业。如果我把不现实的救世观念束之高阁，还剩什么呢?赤条条的一个人，无别于任何人，具有任何人的价值，不比任何人高明。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巨大的打击—再也不能写作

米歇尔·贡塔：一年以来，关于你的健康状况流传着一些说法，有些是好心的，有些却不那么好心。到这个月你满七十岁了。萨特，你身体好吗?

让—保尔·萨特：很难说我身体好，但是我也不能说身体坏了。这两年来，我遇到一些意外。特别是我的腿，只要我走路超过一公里就会痛，一般我不超过这个距离。另一方面，我的血压相当成问题，不过这个毛病近来突然消失了：我曾有相当严重的高血压，而现在，经过服药治疗，我恢复到一种几乎是低血压的状态。

最后，特别严重的是我的左眼后面出过血——我只有左眼看得见，因为右眼在我三岁那年就基本上丧失视力了——现在我还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形状，我看得见光线、颜色，但是我不能清晰地辨认物体和人脸。因此我再也不能读书和写作了。说得确切一些，我能够写字，就是说用我的手描出一些字，我这样做，眼前勉强还过得去，不过我自己看不见我写下的东西。至于读书，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了：我看见一行一行字和字与字之间的空白，但是我不再能分辨这些字本身。我已丧失阅读与写作能力，再也不能作为作家从事活动：我的作家职业已彻底断送了。

然而我还能说话。因此，如果电视台能筹到经费，我的下一项工作将是一套电视节目经与电视台商定，这套节目由萨特建立一个班子，独立制作，预定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分十次播出，每次一小时零一刻钟。脚本写成后，内务部长与内阁总理以萨特受到他的班子中某些成员的操纵为借口，拒绝批准经费。，我将设法在这套节目里谈论本世纪七十年间的事情。这项工作，我是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彼埃尔·维克多彼埃尔·维克多，即法国极左派组织的领袖贝尼·莱维。和菲利普·加维合作的，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见解要发表，此外他们还担负我自己无力胜任的编辑事务：我对他们口述，他们做笔记，或者我们在一起讨论，然后他们把我们商定的提纲写下来。偶尔我也动手写字，就是说我把这套节目应当包括的一篇演说的内容记下来。不过只有他们能辨认我的笔迹并且念给我听。

我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除此之外，我身体很好。我睡得很香。与同志们合作的这个工作，我干得很有效率。与十年前相比，我的智力也许同样敏锐——并非更加敏锐但也未见衰退，而我的感受性也没有变化。我的记忆力通常情况下是好的，就是人名不太记得住，往往要费很大劲儿才想得起来，有时候还是忘了。我能根据物体占据的位置来辨认它们、使用它们。我一个人上街困难不大。

——再也不能写作，这毕竟是个巨大的打击。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却显得很平静……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存在的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我本应十分沮丧，但是由于我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我自我感觉还不坏：我从来没有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消沉。

——没有任何反抗?

——你叫我反抗谁，反抗什么呢?别以为这是斯多噶主义——虽然你知道，我素来对斯多噶派有好感。不是的，既然事已如此，我无能为力，所以我没有理由难过。我有过难受的时刻，因为两年以前，有一个时期，病情比较严重。我患过轻度的谵妄症。我记得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同在阿维农的时候，我曾在外面转悠，寻找一个与我约定在某个场所一条长椅上会面的姑娘。当然，根本没有什么约会……

现在，我能做的全部事情是将就我的现状，对之做通盘的考虑，衡量各种可能性并且尽量利用它们。当然，最使我感到不方便的，是我失去视力。在这件事情上，我请教过的医生们都认为无法挽救。这叫人恼火，因为我感受到的东西足以使我产生写作的愿望。这种愿望并非始终存在而是随机触发的。

——你感到无所事事吗?

——是的。我散散步，听人家给我读报，收听广播，有时候看点电视。这确实是无所事事的人才干的事情。我生活的惟一目的是写作。过去我预先想好了再动手去写，不过主要的时间是写作过程占据的时间。我现在仍旧在思索，但是，因为我已不可能写作，思维的实在活动已以某种方式被取缔了。

从此以后不允许我去做的，正是今天许多年轻人轻视的事情：在文体上下工夫。不妨说文体是表达一个想法或一种现实的文学手段。讲究文体就必须反复修改，有时候要改上五六次。我连修改一次都办不到，因为我不能复读我写下的东西。因此，我所写的或者我所说的必定停留在最初的状态。另一个人可以复读我写的或说的话，实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些细节上的改动，但是这一切和我自己动笔重写，实在不能相比。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说话和写作巨大的区别

——你不能使用录音机，口述，听自己的录音，再录下你要做的改动吗?

——我以为说话和写作有巨大的区别。人们可以复读自己写下来的东西，不过读的时候或快或慢；换句话说，你并不预先规定你将在某一句话上停留多久，因为你可能一下子觉察不到这句话里有不妥之处：这可能是话本身不妥，也可能是这句话与前面或后面的句子，或者与整段整章的文字的关系没有摆好。

这一切就要求你看待你的文章有点像一本天书，要求你依次在这里那里改动几个字，然后你又推翻原来的改动，另起炉灶，接着你又变动下文隔得很远的地方的某一成分，如此等等。倘若我听录音，听的时间的长短是由磁带的转速而不是由我的需要规定的。因此录音机给我的时间不是有富余就是不够用。

——你试过没有?

——我将要试验，我将要老老实实地去试验，不过我确信这不会使我满意的。由于我的过去，我的教养，由于我迄今为止的主要活动，我首先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人，现在叫我改弦易辙已经太晚了。假如我四十岁上失明，情况可能不一样。我也许会学会其他表达技术，例如使用录音机，我知道有些作者是用录音机的。但是我不认为，对我来说，录音机不能提供写作给过我的东西。

在我身上，智力活动仍和过去一样，就是说对思考保有一种审查能力。因此我在反省的时候能对我的思考结果加以改正，不过这一改正活动是严格的主观性的。我再说一遍，如我所理解的文体工夫必定要求写作。

今天许多年轻人毫不留心文体，他们认为人们想说什么就应该直截了当说出来，这就够了。对我来说，文体首先是用一句话说出三个或四个意思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排斥简洁，恰恰相反，有些简单的句子首先带着它的直接含义，同时还包含着在深层相互配合的不同涵义。如果人们不能使语言表达这种多义性，那么大可不必去写作。

文学与比方说和科学报告的区别，正在于文学不是单义的：语言艺术家有一种本事，他巧妙地遣词造句，结果他用的词的意义随着他为它们安排的照明强度和赋予它们的分量的不同而变化，它们表示一件东西，又一件东西，还有一件东西，每次都在不同的层次上。

——你的哲学手稿是一气呵成的，几乎文不加点；相反你的文学手稿却是用心推敲，十分精练的。为什么有这个差别?

——这是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