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病房吗？让我上这儿来的电报上明白说着——‘许多伤员待医’。这儿只有三十个。其他的在哪儿？”

“是有其他的伤员，”古急忙地解释。“可是他们都在曲回寺。我们的医院分成两部分。这是后方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在曲回寺，在更靠北接近前线的地方。重伤员都在那儿。我们的计划是让你先检查这一部分，然后再陪你去曲回寺。我们想你刚走了很远的路，一定需要休息……而且从这儿到曲回寺，路是很难走的……”古支支吾吾地说，仿佛怕白求恩再发脾气似的。

“那是好几个小时的路程，”他恳切地对董说，他的声音很低，因此白求恩没听见他说什么。“你不能解释一下吗？我求你平平这位老人家的火气。他又行军又做手术搞得太疲劳了。倘使我们不负责任地把他拖来拖去，我们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的。”

“你们在说什么？”白求恩问。

“同志，”董平缓地说，“医院的那一部分离这儿有许多里路。现在时间也太晚了，不便出发。再说，他们也得准备一下才能走。我们不妨利用等的时间休息一下。他们照顾你也为的是伤员。倘使我们现在出发，你怎能够有精神去给伤员动手术呢？”

白求恩又看看表，想一想说：“好吧，时间太晚了，没办法。早上四点半能准备好吗？”他这句问话等于一个命令。他看着古，直到他点头同意。“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早上四点半一定出发。游大夫，我们要带着我们全套的手术器械。”

“现在也许，”古怯生生地问道，“白求恩同志和其他的同志们肯赏光来吃我们准备好的饭吧？”

外面一片漆黑，他们踏着雪走进了沉寂的村庄，身子往前弯着，顶着从街上吹过的山风。当白求恩走进卫生部办公室的时候，古把董拉住了。

“他当真要我们早上四点半出发？果真那样，他只有两小时的睡眠啊。他是不是像别的外国人一样，喜欢说钟点？”

“他认真极了，”董笑着回答。“他碰到伤员就像磁石碰到铁一样。”

古抬头看着漆黑的天，在冷风中打了一个寒噤。“他自己一定也跟铁一样——到了白热的程度。”

他们赶忙走进屋子，去吃那顿耽误了好久的晚饭。

早上四点，白求恩就在病房，在病床旁微弱的菜油灯光下检查着肖，那个让他截断了腿的年轻人。“好不好？”他用中国话问道。

“好。”

“痛不痛？”

“不痛。”

白求恩摸摸伤员的湿粘粘的额头，看着他那紧张的眼睛，憔悴的面目，紧闭着的嘴唇，以及一晚疼痛所留下的冷汗。“不对，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现在一定痛得厉害。但是你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这时候董悄悄地走进病房，到了他的身边，他于是用英文继续说道：“看到你情形好，我很高兴。在短时间内，痛苦是复原过程的一部分。我现在要到曲回寺去几天，但是他们会好好照应你的，我不久就回来看你。”他又对护士说：“你要像照应亲兄弟那样照应他……”

四点二十五分，白求恩和董骑着马，在那改作医院的小庙外面一座胖佛像底下等着。过了几分钟，王、游、贾、其他的人员以及驮子就都来了。到了四点半，古急急忙忙地从村里赶到，他喘着气，皱着脸，很吃力地爬上了马，低声向董说：“可别叫我再过这样的一晚啦。我怕起晚了，从离开你以后，就一直在屋里踱来踱去，把灯放在表旁边，深怕误了钟点。怎么白大夫睡觉起床就像机器一样准呢？”

等到天放亮，朝阳在白雪上闪耀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深山里了。白求恩和董骑马走在前头，他把视线从路上移到他的伙伴的没有表情的脸上。“同志，”他说，“从我们出发到现在，你还没说过一句话。你是我的化身，你知道，你要是不说话，我就也只好一声不响了。”

董掉过头看看后面离着我们有几百码的长长的队伍。他勒住了马，让它慢慢走着。“大夫，我心里在思索方大夫的问题。”

白求恩急速地看了董一眼。他的伙伴的愉快的宽脸上的每一个表情，他都熟悉。从董脸上若无其事的神气，他看出了董一直在准备如何委婉地提出一件难于启齿的事情。他于是简慢地说：“那是白费时间。这个人不中用——他不是个医生。而且他还不能接受批评。”

“是呀，问题就在这儿。也就是为了这个，他才叫我心里难过。”

“什么问题？”

“问题就是他并不是个医生，他——”

“不，那不是我的意思，”白求恩插嘴说。“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个好医生，没有正确的态度。”

“但是他根本就不是个医生。”董温和地继续说。

“你在胡说些什么？”白求恩有点不耐烦了，“他是河淅村后方医院的外科医生。可是任何刚毕业的医科学生都会比他把那个腿伤治得好些。”

董点点头。他们继续在雪地上走了一会儿以后，董漫不经心地又谈了起来：“可怜的方。倘使他过去上过大学，他一定会比现在懂得多些。他一辈子就没正式学过医。他一向只是靠用心看，用心听，学到了一点医学知识。他的一点外科技术是从临床上得来的。”

白求恩勒住了马，抓着另外那匹马的马衔，把董拉到他的旁边。“他怎么可能从来没学过医呢？董，从你那副装得若无其事的神气，我看得出你是在打主意让我上圈套。你在胡说些什么？难道你想袒护他，让他不受处分吗？你没有亲眼看见这个人的疏忽的罪行所造成的后果吗？你肯原谅这样的事情吗？”

“同志，”董柔和地说，“昨天晚上在你熟睡的时候，我和方谈了很久。他把他的悲惨的一生，从小到大都给我讲了。我一早上没话，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同志，我可以给你讲讲方大夫的身世吗？”

白求恩放开了董的马，噘了噘嘴。在董说着的时候，他们两人骑着马慢慢地走着，离得很近，踏镫贴着踏镫。

“方出生在一个小村子里。他家很穷。村里没有学校，因此他没有学习认字和写字的机会，还是个娃娃的时候，他就学着看水牛。整个童年，他一直在田野里放牛。他从来没看见过一本书。后来有一天，八路军的一个支队从村子里路过。他们在村里演戏，讲战争，讲国家大事。方就加入了八路军。他自己学念学写，有不懂的就去请教别人。他一开始当警卫员。等他能读能写了，他就当上了护士。然后当上了护士班长。接着他就开始请医生们给他把药品的拉丁文名称写下来，用中文注着。有人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他却一个人在晚上学习这些外国字……一直等到他把它们全记住了。然后他就在手术室留心看医生们工作，逐渐地由于经验而成了一个外科医生。我们来到河淅村的时候，他已经在像学拉丁药名似的学英文单字了，以便更好地向你白求恩学习。”

董说完了，把拉着缰绳的手往鞍头上一搭，仿佛刚说完了一件对于他已经失掉兴趣的轶事似的。

白求恩惊奇地望着他。这事可能吗？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一个放牛的娃娃吸了一口外边吹来的空气，就让一个在前方作战、在后方教育人民的军队给带走了。他完全靠着苦学，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外科医生，因为他知道有战争就有伤员，而且能治好伤员就能使抗战胜利。因此在抗战中，方这个本来一字不识的人变成了方大夫，一个掌握生命和学问的人。

白求恩在心里咒骂自己。他为什么就不知道呢？在方不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还猜不到呢？而且这儿有多少像方一样的人！肖，那个失掉了腿而不肯喊痛的游击队员。平山的女县长，她摆脱了上千年的奴役来领导一个县政府。松岩口的那个护士，他克服了比死亡还可怕的恐惧来输血。多少年轻的学生忍着饥饿从敌人所占领的城市徒步走到延安进抗大，一路上偷越敌人的防线，在经过的村子里传播他们从书本上吸收来的智慧。他身边的董，是个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曾荣任县长的人，但他却愉快地陪他来到荒野的地方。无数村里的男男女女，在敌人的进迫下烧毁了自己的房舍，背着少数几个包袱撤退，加入游击队，然后手里拿着枪回到家乡。他们正在从黑暗中奋起，这些一声不响的、百折不挠的、像方一样的五亿人民。他们为一股伟大的热情，一种与方一样强烈地要求学习、要求生活、要求收复国土的愿望所激励。而他——白求恩想——却竟然羞辱了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几个星期以前，他曾把一句深刻的中国格言写进了他的日记：“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他也曾努力把这句格言的意义贯穿到他在松岩口的讲演里。他以为自己懂得了这句话。但是学无止境！永远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了解，需要学习，需要传授，需要亲身体验……

他的沉思给董打断了，董忽然在他面前停住，回过头来喊道：“下面的山谷就是曲回寺了。”

他们已经走出山沟，走上了一条长坡，坡底下是一片闪烁发光的平原。平原中央白茫茫的雪地上有一堆深褐色的房屋，前方医院就设在这里。他们下了马，伸伸腿，活动一下筋骨，一面等候后面的人。

白求恩一面注视着下面的村子，一面说：“我很高兴，你把方的情况告诉了我。”董瞟他一眼之后，他又接着说：“你知道，在西方，在许多关于中国的书里，都特别提到中国人认为要保持荣誉就不能‘丢面子’。还有很多中国人是这样吗？我在解放区里并没有看到多少这样的现象。”

董笑着说：“有些人还是非常怕丢面子的。但是在中国许多事情都变了。你亲眼看到，在八路军以及在边区的各种组织里，我们教大家做自我批评。只有地主和有钱的人注重‘面子’。在战斗当中，没有人有工夫去想这种事。”他调皮地加上了一句：“当然，各处都知道，白大夫是不给任何人留面子或者丢面子的机会的。”

白求恩大笑起来，他伸出胳臂抱住了董。“等我们回到河淅村以后，同志，我要去找方，并且一定要在他面前‘丢尽我的面子’。”

第二天，他们沿着不久以前才被他们的马蹄踏过的山路回来，傍晚光景回到了河淅村。白求恩领着董飞驰着进了村子，远在其他的人前面。他带着董一直奔向方寄宿的那个老百姓家里。

方在暮色苍茫中躺在炕上。“好不好，”他一面招呼他们，一面一骨碌地爬起来点了一盏油灯。

白求恩挨着董在炕上坐了下去。“方同志。”他开门见山地说，“昨天董把你怎样学成了一个外科医生的经过给我讲了一点。”

方急速地看了白求恩和董一眼，随即又低下了头。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成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白求恩平静地接着说。“现在我知道了一点你的遭遇，我愿意给你讲一点我自己的经历。你知道，当初我开始行医的时候，年纪比你大得多。而且做了医生以后，我又害了两种难治的大病。”

方好奇地抬起头来。他本来以为白求恩是来着手正式检查他的工作的。但是白求恩这番话却又不像有那种意思。

“我刚开始做外科医生的时候，忽然得了严重的肺结核。那是——嗯，十二年前，那时候，关于治肺结核的外科手术有许多还是新发明的，或是大家所不知道的。看样子我的病是没有办法了。我把自己埋在一所疗养院里，以为必死无疑了。可是结果我居然想办法让自己治好了。就是在那时候我决定要做一个胸外科医生……多年来我只靠一叶肺活着，可是我学习，我钻研，我在本国一位世界知名的医学大师的指导下工作。最后，我终于战胜了这个大病，并且成了一个胸外科医生。”

白求恩停了下来，点起一支烟。有好一会儿两个人都没讲话，方静静地坐着，随后就抬起头来看着白求恩。他看见白求恩脸上现出一个谜样的笑容，使他自己也不由得神经质地跟着笑了起来。最后他支支吾吾地问道：“你的第二个疾病是什么？”

“我的第二个……‘疾病’……哦，这可不那么简单了。这个病我不是从任何人身上沾染来的——而是从所有的事情上沾染来的。我从小到大，一直到当了医生以后，时时刻刻都在沾染着这个病。它比肺结核要厉害得多。它就是——我的脾气。这可和治传染病不一样。我不能用药来去掉它。而且我行医时所看见的许多事情反倒使它加重了……正像我一度向肺结核屈服一样，我有一度也曾经向我的脾气屈服。但是到了后来我就不再屈服了。这是在我明白了肺结核不仅仅是一种人体的疾病，而且是一个社会的罪恶以后——这是我在我国看到了少数人很富，而大多数人很穷以后；在我到了西班牙以后，那儿的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正在进行着斗争。我看见人们为了争取生存而牺牲了生命。现在我在中国已住了九个月了……我已经明白怎样才能把我这第二个大病治好……可是有时候它还是发作，我还得和它斗争才能把它控制。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