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驻军对着它猛烈地开枪射击，油箱破裂，汽车打翻，两名卫士被打死，排长黄文友手臂受伤，从汽车里爬出来，逃至办事处向我报告。我大为惊讶，心想这下子好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人干的呢？其中大有文章！便急忙将此情形报告蒋介石。他一听，也很惊讶，似乎想克制而按捺不住，遂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向东坡楼附近驻地查询。该军代理军长梁鸿楷很快就来到。蒋介石即将东坡楼发生的流血事件告诉他，命他查明真象。梁鸿楷非常惶惑，这件事不是他自己干的，自已却有嫌疑；是自已部下做的，自己就有责任。他局促不安，十分紧张，当即带领入伍生总队一中队长黄埔军校旧卫兵连连长胡公冕等，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直奔东坡楼驻军部队，进行查究。约一时许，他们回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报该驻地两个连长说，他们是泰旅长杨金龙的命令，叫他们如发现插青天白日旗的汽车，即集中火力将它打翻，把里面所有的人都打死。他们看见后面来的汽车，插有青天白日小旗子，便开枪射击，这是执行上面命令这样做的。”还说，上面命令：‘把这辆汽车打翻，把人都打死，就有重赏！’蒋介石听了，表现出既恐慌，又愤怒，他极力克制，对梁鸿楷说：“这件事由你负责处理，首先将杨金龙扣留查办，并将他的部队限四小时内全部撤离广州市区；驻在东坡楼附近的两个连长，也扣押查办。”

梁鸿楷当时很紧张，此事他有责任，引起什么样后果，难以预料。所以很快地接受下来前去执行。他走后，蒋介石即对入伍生总队长陈复说：“你暂时不要回总队部，在这里待命，担任警戒，等待杨金龙旅撤离广州市区后，再回总队部。”这时蒋介石力持镇静，照常办公。有时踱来踱去，不作声，而整个办事处，处于紧张状态。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第四军代军长梁鸿楷来到军校办公室，向蒋介石报告：“已将旅长杨金龙和东坡楼驻军两个连长都扣押，所有该旅的部队，已撤出广州市区。”

蒋介石点点头，也嘉勉了几句，梁鸿楷走了。入伍生总队也回到北教场总队部去了。

当天晚上，我们由军校办事处回到黄埔校本部。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这件事被称为“东坡楼刺蒋案”，曾经被作为蒋介石“有神明护佑”的有力佐证而大事宣扬。“东坡楼”案后不久，又曾有一次刺蒋未遂案发生，密熙对此详述如下：在东坡楼事件后不多天，就是黄埔军校第二期举行毕业典礼和第三期开学典礼举行之后，他不在住在军校，而住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去了。原来蒋介石是兼这个长洲要塞司令的，东征出发时，他保举林振雄代理司令职务。林是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先生的旧部，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与蒋介石同学。由于这种关系，蒋介石认为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他每天乘汽艇到省城办公，晚间回长洲要塞。不久。他的第三个老婆陈洁如听说蒋介石东征回师，由上海来到广州，先也一同住在长洲要塞司令部。

这时，廖仲他和夫人何香凝在东城门外山脚下--东山建有两幢小洋房，自住一幢，另一幢让给蒋介石带着陈洁如去祝蒋住了进去，一个大门进出，一起吃饭。蒋介石每天早饭后到省城办公，中午有时回来吃饭，晚饭总是回来吃的，时间不一定，有时开会，有时还被别人约去吃饭，回来就迟。有一次同廖仲饱一起在汪精卫家里吃饭，饭后便一起回来，大约每天吃晚饭的时间不固定，或迟或早，或两个人一起回来，或有先有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是如此。也没有见到谁来访，他也很少去访别人。东山这个地方，距离热闹市区比较远，很清静，来往人等也容易注意。

1925年 8月间，有一天，我跟随蒋介石在外面开会，回东山吃中饭。便衣卫士告诉我说：“今天早晨在你们进城之后，这里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不像商人，也不象工人，鬼头鬼脑，来去徘徊三次，不断向蒋介石的住房注目，东张西望，一连两天都发现这种情形。”我听后，即到住地警察派出所了解，据警察说：“是有这么两个人，我们已经注意！”我回来便同卫士排长和全体卫士说明了这种情况，并说：“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意周围能接触到的人的一切行为。”自从东征胜利后，原来的宪兵排即扩编为卫士连，我担任卫士连长。平常蒋介石出入行动，都由我带一个班和一个卫士随从，在东山住的时候，也是如此。

在发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之后的第三天，当蒋介石由省城办事处回东山吃中饭时，我同他坐一辆汽车，我坐在前头同司机并排，还有一个卫士。后面一辆卫士汽车，卫士排长带着卫士坐着。当我们汽车开进城门约一百米的时候，我和卫士都发现一个穿长衫的，一个穿短装的两个人，向我们汽车注视。我立即转脸向蒋介石轻声报告说：“发现两形迹可疑的人，我已作警戒准备。”同时迅速地把汽车门上层的玻璃板摇下来，把二十发的快慢机盒子枪作好射击准备。时间只有几秒钟，当汽车开进城门洞约三十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穿长衫的，对着汽车举起手来，我迅速而敏捷的先发制人，举起盒子枪伸出玻璃门外，对准那个穿长衫的连续发射，卡！

卡！那个人就倒在地下。我不叫停车，继续开出城门洞，风驰电掣地开回东山。同时后一辆卫士车听见我的枪一响，他们马上停车，卫士们蜂拥而下。当那个穿短装的人举起手来，还未来得及发枪的一刹那间，被一个卫兵一脚正踢在中膝盖后面，另两个卫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他动弹不得了。卫士排长把他拖到汽车上，那个被打伤已经垂死的穿长衫的人，也一同拖上汽车，很快也开到东山，立即审讯，供称是以前商团陈廉伯的人，来行刺的。蒋介石即命令将该犯押交军法处查究。其中内幕究竟如何？以后怎样处理？我就说不上来了。当天晚上，陈洁如嘉奖我卫护有功，赏我硬币二百元；对其它人也有奖赏。

这两次遇险，倒真可说是蒋介石命不该绝了。在“东坡楼”一案中，假使不是那头一辆汽车鬼使神差般地出了故障，则蒋介石很可能就“当场殉难”了；“城门口”一案，是陈廉伯用人失当。若是请几位老谋深算的杀手，也不致于因为事前太着痕迹而引起卫士们的警觉。倘若卫士们事前毫无觉察，则“城门口”也许又蒋介石“为国捐躯”的所在了。

世界上的事情，千变万化，往往受限于某个极微孝极容易被忽略的主观或客观因素而改变事物发展轨迹。前述的几次蒋介石“逢凶化吉”的事例，基本都是因了某种微小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使蒋介石化险为夷的。马屁文人们事后极尽渲染，把一切都归于蒋介石“命大”，纯属无稽之谈--这是就“道理”而言。

然而，就“事实”而论，又不能不承认蒋介石的“命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恰恰是当时的中国需要有一个“蒋介石”，假如蒋介石不合时宜地夭折了，中国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或者更好，也许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车轮的转动使蒋介石“命不该绝。”

用中国民间的传统说法，蒋介石屡屡大难不死，叫作“恶人长寿”，或谓“恶人命大”。这种唯心色彩较重的解释是难以服人的。蒋介石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有人怕他，有人喜欢他，有人深恐他身陷险境，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这也许是蒋介石“恶人命大”的另一个原因。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中曾透露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蒋介石有过一次自杀的念头，但被陈洁如成功地预先制止了。

那是北伐军占领南昌以后，蒋介石为了独揽大权，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办公。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挫败了蒋介石准备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并通过了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

会后，廖仲他先生的遗幅何香凝女士专程赶到南昌，向蒋介石转述了二届三中全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并传达了有关限制蒋介石权限的有关决议。何香凝向蒋介石介绍了大会的有关情况，并说明汉口政府是合法组成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已经宣布，汉口政府是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正当诠释者。也就是说孙夫人是支持这个政府的。同时，何香凝给蒋介石看了一份传单，上面印着：“革命若要成功，须先打倒蒋介石”。

当时的蒋介石，本已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本来是想在北伐军攻克南京后，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突然间，汉口政府宣告成立，并对他的独裁行为进行了批评，将他已有的权力剥夺了，蒋介石经此骤变，气得面色苍白，双手抽搐。

目睹蒋介石的表情变化，心细如发的陈清如忽然预感到了什么。她悄悄走进卧室，把蒋介石的手枪从枪套中取了出来，藏在了蒋介石的长筒马靴里面，又偷偷提醒卫士和仆从们，让他们留意蒋介石举动。

何香凝在客厅里继续同蒋介石谈话，她把已经当选为汉口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写的一封公开信交给蒋介石过目，这封信中，首次提出了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的说法。接着，何女士又告诉蒋介石：“汉口政府已下令撤除你的所有公职，并将你开除党籍！”

关于蒋介石盛怒的情况，陈洁如曾作如下描述：他看得出他已大难临头。他看得出他的地位、前途、名誉在迅速滑落，离他而去。原本，他还以为国家如果没有他，绝对搞不下去。他是继承孙先生衣钵之人，本党本国需要靠他领导，以求实现孙先生的主义。而如今呢？他就如一只旧鞋子一样，横遭抛弃。一切都完了！他走向我们的卧室，我感觉到他万念俱灰、绝望透顶。如我刚才所虑，他进去找他那支手枪，但它却不在平常放置地方。他像一个梦游人似的，将抽屉一个个拉开，又搜查衣柜，仍找不到那支枪。

如此饱受折磨，他全身迸发强烈.的恨与怒，已经完全乱了方寸，他魂不守舍，怒气冲天，把两只旅行箱从椅子上拉下来，将箱子里的东西统统倒在地板上，然而还是没有枪。廖夫人和我立在门前，身子颤抖不已。他狂吼起来：“我的手枪呢？”

我看见他双眼正射出一股奇异之光。这时，我已在哭泣，廖夫人则在设法使他镇静下来。

“我的手枪哪里去了？”他失望地又说一遍。这里我看见他的脸像猪肝一样红，他的手在抖。

“它应该在平常放的地方。你把它放在哪里？”

“我最亲爱的，你没有把枪交给我呀！”

此时，他真的发疯了。他桌上的东西统统扫落地上，打烂椅子、推翻桌子，大吵大闹起来。

廖夫人拉他臂膀，想制止他。她厉声喊道：“不要像个宠坏了的孩子！只有耐心和容忍才能使你转败为胜。这里不是你的家，你怎可毁坏别人的财产？不要失去理性！”

他经此训斥，就像个婴孩一般，整个崩溃了，嚎陶大哭起来。

设想，若不是陈洁如事先把蒋介石的手枪藏了起来，蒋介石盛怒之下丧失理智，很可能会一枪毙命，把中国现代史自1927年以后的所有页码全部改写！

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在那怒不可遏的情况下，我真的可能举枪自杀”。他对陈洁如说：“恐怕果真是天意使你想到藏起我手。枪，因而救我一命。我如今已是一个重生之人。”

天意也好，人意也罢，蒋介石屡遭大难而未死，也许正是应了老百姓那句话--恶人命大。

3.磨刀霍霍小试锋芒

第二次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之后，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由此，他的权力欲开始恶性膨胀。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曾对当时形势有过如下概括：“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的右派的退让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返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遥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

邓中夏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退让政策”，系指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未批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对国民党采劝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从而使国民党右派限制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得以成为现实。陈独秀错误地认为当时的革命活动在全国各处都遭受打击，力主向国民党右派让步，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叶楚化邵元冲三人进行谈判，甚至同意了右派提出的两项议案：其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其二，由中共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召开二大。在此前提下，一部分右派人士回到了广州，如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这些右派代表竟进一步当选为执委，把蒋介石“向右转”的腰撑了起来，终至酿成“中山舰事件”。

用周恩来的话说，中山舰事件“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

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曾避难的永丰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