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的，是当时国民政府推一的一艘装备完全的兵舰。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实力。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经过多次的策划，事先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说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即派中山、宝壁两舰前往。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

其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军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后，又将中山舰调回，于19日下午6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诬蔑共产党阴谋举行暴动。更为离奇的是，蒋介石在后来说：“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军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就，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19日夜里一时（即20日凌晨三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加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动用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事变发生之后，帝国主义者异口同声一致欢呼，恭贺，大肆宣扬。香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喜气洋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工具--香港、上海、天津等处的英文、中文各报，都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登载这个事变，并以各种方式连续编选各色各样的有利于蒋介石的消息，给蒋介石以表扬和鼓励。美国联合通讯社更以喜悦的心情庆祝3月20日事变的发生，说：‘“蒋介石借伍朝枢等名人力助，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以称赞的口气在香港报道说：“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中国共产党怎么对待这次事变呢？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反击，以革命的“三·二o”来对付反革命的“三·二0”。当时进行反击是完全有条件的：第一，革命的力量很强，第二，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变。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都很不满意蒋介石的作法，正如周恩来回忆说：“当时谭延间、程潜、李济深等都对蒋介石不满意，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对干一下。”第三，蒋介石也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在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发表一连串讲话，反复进行解释。3月22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发表训话说：“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白的，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黄埔来。当19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回答的话，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后来我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来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把命令拿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息火，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动，所以即时派了兵登舰监视。这件事，是否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本党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但社会上一般不明了的人，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李之龙他自家说是个共产党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的学生。但是这回事情，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真正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李之龙这种行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阴谋的话，我倒以为不是本校的悲观，并且是一件很可能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育学生的方计，是要他们来监督我的，并且是要他们来干革命的。如果学生之中，有了要来革我命的学生了月p我的教育方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事业上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我对于此案只有乐观。”

25日，蒋介石又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了《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说：“惟此事起于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26日，蒋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答中央通讯社记者问。蒋介石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日前3月20日省中戒严之事缘何时起？”蒋介石说：“在3月19日夜中，余得有中山舰异动报告。因其犯有重大嫌疑，又事起仓狡，不及报明政府，当由余以非常处置，捕获嫌疑犯数人，嗣经查究，其中无嫌疑者一律释放。余现因办理此事先未得政府命令，近于专擅，已呈请政府严予议处。至于种种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所造，乘机煽动，以遂其倾覆政府、分裂革命势力之阴谋。”第二个问题是“当日举动是否牵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蒋说：“政府对于罢工抵制帝国主义，始终处于赞助地位。余更为拥护罢工政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不过当日因追究中山舰行动，适扎军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通，一切谣言遂由此起。……余甚望工友要心勿为所动，军民一致，最后之胜利终属吾人。”第三个问题是“东山之警戒情形又为何？”蒋说：“东山适亦在警戒区域，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人，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第四个问题：“外人有因此疑及联俄政策有变更者，果何如？蒋说：“苏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尽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谓革命同志而竟互相伤害，而竟不相联合，宁有是理？实则此亦敌人故散此谣言以惑我革命民众。吾民众果已认识革命主理，则决无受骗之可能。”当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举行所谓国民党二大并致电“训勉”蒋介石等，夸奖他们制造中山舰事件为“功在党国”，鼓励蒋介石努力“清理党籍”的时候，蒋介石即于4月3日发表为中山舰案驳西山会议派通电。电文说：“3月20日镇压中山舰一案，全系个人局部问题，已由中正个人完全负责，呈明政府，自请处分在案。……今又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破坏本党，摧残革命，不使吾同志同归于尽不止。其煽惑挑拨之技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曰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巩固党国，而慰我总理与已死请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4月9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复信中，不仅把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责任推给汪精卫，而且认为这是“自卫”性行动。蒋说：“当3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话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及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

所以3月20日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盖本出身之军官，对于共产党员幼稚者之行动，固多不满意，而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现在革命战线之不能撤散，与其杀共产党，不知谓自取灭之也。且当时事实，可证明其动作皆出于自卫，无攻人之行动也。”20日，蒋介石又就中山舰案发表演说，认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

他还故弄玄虚地说：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情形，“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

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

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会有这件事情。”蒋介石还就李之龙看管的情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他装模作样地说：“李之龙的事情，你不间我，我就忘掉说了”，又说：“他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李之龙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不能释放的。”到了6月，蒋介石在一次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我可明白：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除了发表这一连串讲话外，行动上也将王柏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陈肇英也被免去虎门安塞司令，并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被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欧阳格、陈策、徐授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还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象是负荆请罪的样子。总而言之，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可以反击的。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反击，而是采取让步。

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进而，在6月4日，陈独秀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由于陈独秀把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承认既成事实，蒋介石就成为当时的核心人物。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中山舰事件，既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开刀之前的“小试锋芒”，也是国民党高层内部争权夺位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丁贤俊曾撰文介绍了汪精卫对此事件的态度：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在家养病的汪精卫得知消息，曾愤愤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曾十分自负地向亲信们表示：自己的地位和历史不是蒋介石能够反得掉的。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功勋卓著，但在党内的地位毕竟居于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之下。如今他竟敢蔑视上级，擅自行事，这不能不使汪精卫震怒。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才写了一封信给汪精卫，表白自己是为了制止共产党“图谋暴乱”而突然采取的措施，至于“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过，诚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这些官样文章后面流露的桑骛不驯是显而易见的，以反共反俄情急失检的言词掩饰其反共争权目的，只能欲盖弥彰。

值得玩味的是，中山舰“事件”反俄反共的性质是清楚的，但却被大事化小了。蒋介石把所谓的“共产党图谋暴乱”，缩小为只是李之龙个人的“不轨”行为；对苏俄顾问也只抨击鲍罗廷独断专横，而不涉及反俄。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表示他对共产党仍抱有“亲爱的精神”，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是很赞成的”。又说联俄是国民党的生命，岂有轻易变更动摇之理。事后他将事件直接肇事人欧阳格等免职拿办，还通电谴责西山会议派“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竭力维护“左派”的面具。而汪精卫并没有站在维护三大政策的立场，对蒋的倒行逆施予以严厉制裁和谴责，而是借口有病表示消极，就连蒋介石的“专擅之过”也未予处置，便隐匿不出了。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