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还替蒋圆场，说他的根本思想不是反俄反共的。

中山舰事件表露出蒋介石公开向汪精卫争权，蒋介石。

汪精卫关系趋于恶化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国民政府核心领导人之一的谭延阁对“事件”曾有直接了当的评估，他说：“什么共产党，这是蒋介石反对汪先生罢了！”谭延间还认为这还关联到蒋介石主动攀附汪精卫要求结为拜把兄弟遭到陈壁君的阻挠，“大概介石不满江夫人，因而连带反对汪先生。”这种说法不免有些片面，但反映了当时有些人对蒋介石的一种认识。这一对未能结成把兄弟的政治人物，从此由辅佐孙中山的文武干才逐渐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冤家对头。

3月20日夜间，蒋介石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他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宣布全城戒严，并于次日上午将汪精卫逮捕，扣押在观音山。李之龙和其他涉及此事的共产党员遭到监禁。由共产党人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所有成员均被缴械，一切罢工均被取消。

3月22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全体会议，命人把汪精卫带到了会常在80位国民党委员面前，汪精卫怒视蒋介石，大声说：“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25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你不过是一个新进者，一个后辈委员，但是你却以你那无耻的军阀作风来叱责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夺取我的地位，你就干下去嘛！我们敬爱的总理会自上苍看着你的勾当，全国人民都会看着你于，历史会予以记录！”

当年5月，汪精卫称病前往法问。蒋介石取代了他，成为广州最主要的领导人。

蒋介石摘的这套把戏，不但博得厂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喝彩，也得到了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远在上海的张静江闻讯后，“不辞道远，刻日南行”，希望能在这场变故中，为蒋“稍尽其献替”。

张静江此行是受双重因素的驱使：其一，他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其二，他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张静江身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是其诚心所愿，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抱敌视态度。尽管早年他在《新世纪》周刊上，曾专门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概况，甚至登载赞扬巴黎公社的文章，但其目的，只在汇集反清革命的力量。他是决不允许无产阶级危及本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蒋介石具有先天的一致性。因此，他对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极为关注，得知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他唯恐骤行不义的蒋介石会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境，遂急驰广州，扮演起蒋氏军师的角色。他到达广州的当晚即赶到蒋介石的住地，鼓励蒋介石‘’止其（共产党）包办之运动而约束之”，对蒋在中山舰事件中采取的阴谋手段大加赞赏，称蒋介石为“天才”。

张静江的到来，使深陷孤家寡人境地的蒋介石顿时觉得有了支撑，每天一起商量反共计划。按照他们的预谋，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使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为下降，由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张静江担任，不久张辞职，此职又由蒋介石担任（后因蒋赴北伐前线由张静江代理主席职务）。至此，蒋权势大增，为日后实行军事独裁打下了基矗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率师北伐，张静江留守广州，成为后方策划反共阴谋的核心人物。当时任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在组织部内专行反共之事，每遇重要事项都请张静江决策。陈果夫曾计划以自己的亲信接管主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广东省党部，因感事关重大，问张是否应请示蒋介石。张静江对陈果夫说：“应该做的事，负责去做，不必请示，本党整个政策并没有变更，领袖不能表示态度。如果去电，叫他如何答复？我们的事只要审慎处理，不要增加蒋先生的麻烦。”在他的授意下，陈果夫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其反共计划，在改组广东盛市党部之后，又陆续向各地党部选派一批反共分子。这些人出发前，张静江总要亲自接见，讲些“救党的责任放在诸位身上”之类的话，以示鼓励。7月间，中山大学发生沈某组织法西斯组织残害共产党员的事件。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沈某时，张静江对其百般庇护。为培植从事党务活动的爪牙，陈果夫与张静江商议，由组织部创办了党政训练所。但诸事并非尽其所愿：一些共产党人也进入训练所学习，张静江和陈果夫对此耿耿于怀。当训练所发生风潮时，张静江要市公安局长李章达派警察镇压，因后者未予理睬，他竟请求政府将其免职。同时，借这个机会，把共产党员和参与风潮的学员全部开除，使原有的100名学员仅剩下50余名，而且多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年门月，张静江的父亲病逝。蒋介石在江西听到消息，特意致电张静江，请他暂时不要回上海奔丧，继续坚守广州主持一切党务。张静江果然听话，寸步不离，为蒋坐镇后方。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全国的革命重心移到了长江流域，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1926年12月中旬，谭延阁等中央执监委员启程北上，途经南昌时，被蒋介石截留。蒋介石无理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旨在置国民政府于自己的肘腋之下，挑起迁都之争。张静江支持蒋介石，留在南昌，拒绝赴汉。这期间，他和陈果夫指使亲信占据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大肆摧残工农运动。

为了扩大蒋介石的政治力量，1927年3月10日，张静江致书一年前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的汪精卫，为蒋介石说项，劝其捐弃前嫌，尽快回国，与蒋携手反共。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大耍两面派手法，他先是利用事件本身造成政治影响，然后又把事件本身解释为“误会”，貌似“公正”地处理了这一事件。由此完全取得了主动，既排挤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绊脚石”，又打击了共产党，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接着，他又在中山舰发生的原因及后果上大做文章，公开提出：之所以发生中山舰这样的事件，是由于共产党在这两年里“发展太快”，以致引起军队中国民党员的疑惧。言外之意就是要“吸取教训”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和活动，以避免再次出现“中山舰事件”这样的“误会”。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让步和妥协，事件发生后，虽然共产党员全部退出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但蒋介石却得寸进尺，认为这样还是不能解决两年来的党务纠纷，必须找到“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蒋介石又于4月2日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召开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加以切实解决。这个“整理党务案’’计有如下九条：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各该常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地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本党（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先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

／1、本党党员（国民党）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5月15日至5月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主持其事，提出了这个旨在排斥共产党、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并在会议上获得了通过。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张静江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任组织部长并兼任军事部长。鉴于这个议案已被“合法化”，原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中国共产党人只好纷纷辞职，毛泽东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长职，刘伯承辞去中央秘书处书记职，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长职。

这次会议，国民党右派大占上风。

会议发布了对时局的宣言，并决定北伐。

4，蓄叛变之势以待发

1926年 4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举行的联席会议l被推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5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张静江以“足疾”为借口提出辞职，蒋介石遂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至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

在两）”统一，）’东革命根据地巩w的基础上，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1926年7月6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迅速出师北伐案，并特任蒋介石统率各军出师北伐。

当时，北洋军阀吴佩革、孙传芳，分别拥兵割据湘、鄂、赣、闽。浙、皖、苏。

鲁、豫等省，张作霖则雄据黄河以北，这三支军阀总兵力七十多万。吴、张两支军阀在当时以“讨赤”为基础又联合起来，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的国民军的进攻，并积极准备向南方的革命势力进犯。而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只有十余万。为了先发制人，必须出师北伐，以粉碎北洋军阀的反革命“南伐”。鉴于这种形势，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当时敌人的态势，认为：“就当时情况而言，吴佩本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且野心勃勃，仍企图囊括我西南，是当前直接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着吴佩革。……孙传芳已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其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澳蚌之争，故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据此，国民革命军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李，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吴佩革”，“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当时，蒋介石为了稳住孙传芳，在北伐出师后于8月特地复电孙传芳，表明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失时机也”，同时对孙传芳提出希望说：“兄与弟爱国心同，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人，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人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制定了作战方略：“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贯澈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爱集大军，先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除以第一军主力在潮梅方面巩固粤边，第五军担任粤省后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两军，分由粤、桂出发，协力第八军消灭湘境之敌。7月1日，攻占长沙。随后，唐生智在长沙召集前敌各将领会议，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唐生智与李宗仁等主张下一步鄂、赣均同时进攻；胡宗锋等主张先攻武汉，对赣暂持监视态度。8月3日，蒋介石到了郴州，4日召集总司令部高级幕僚开会，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原先蒋介石在广州已接到唐生智、李宗仁和胡宗择提供的两种意见，认为胡宗锋的方案最能洞悉敌我情形，唐、李的方案适足促使孙传芳出兵及孙、吴联合行动。在4日的会议上，决定先攻武汉，相机并图江西。12日，蒋介石到了长沙，根据敌情，策定了会战计划，其方针是：“北伐军以先行占领武汉之目的，对江西暂取守势，以主力军直趋武汉，并以一部进出荆、沙，件使主力军尔后作战容易。”此外，对指导要领作战目标、军队区分、各部队行动任务，攻击开始日期，兵站设施、通讯设施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具体的，当时兵分三路，以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二、第三两军集结攸县、酸陵，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我主力军之右侧翼；以唐生智为中央军前敌总指挥，统率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由粤汉路北上，进攻武汉；另以第一、第六两个军为总预备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九、第十两个军，集结常德、造县，进取沙市、宜昌。8月1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并向前推进。至19日，中央军前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