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击破泪罗江之敌。22日，又攻占岳阳，并乘胜攻人鄂南通城。这是吴佩李亲率部队日夜兼程南下，企图挽回颓势，保持其在长江上游的力量，于25日到达汉口，部署抵抗北伐军地进攻。对此，唐生智基于蒋介石的指示，指挥部署对武汉的攻击。27日，破敌于汀泅桥。30日，破敌于贺胜桥。9月1日，进逼武汉，并以一部在嘉鱼附近北渡长江。6日，攻克汉阳，7日续占汉口，马上又进军围攻武昌。经过浴血奋战四十天，最后于10月10日大获全胜，吴佩李率领一部分残兵败将逃窜豫境，北伐军乘胜追击进据武胜关。右翼军积极配合中央军之进展，除逐次由湘东北进，确保北伐军右翼之安全外，协力粤北赣南部队于9月6日攻克赣州，赣南局势既定，遂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准备会攻南昌。

蒋介石在指挥北伐军作战过程中，的确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同时也逐渐暴露了他的军事独裁，独断专行的蛮霸作风。如9月3日晚，蒋介石乘车抵达武昌附近的涂家湾指挥攻城。在次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毫不考虑当时的敌我态势，直接下达攻击令，并“限于四十八小时攻下。”结果，攻城部队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虽然个个奋勇，却终未能攻破城池。在北伐将士伤亡惨重，破城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才无奈地下令停止攻击。

北伐中，蒋介石已明显暴露其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偏袒“嫡系”的作风。如对王柏龄，蒋屡次轻怒其咎，姑息纵容。蒋介石办黄埔军校时就任命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主管学生训育。北伐时，又任命王为代理第一军军长（辖第一、第二师），但这支被蒋介石视为嫡系中的嫡系的第一军进入江西后“即已堕落”。8月初，蒋介石曾“严电三通申斥其主帅”王柏龄。据说第一军官兵还有吸鸦片的，官长“冒名顶替吃空额”，“空闲时候就去嫖去赌”。为此，蒋曾痛诫一、二师官兵：“如果不能照我的话做到，我不再讲什么话，只有多预备几颗子弹，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

蒋介石虽然讲得“声情激越，喉为之情’，但第一师进南昌后，王柏龄竟夜宿妓馆，致使孙传芳军反攻南昌时第一师军无主帅，全师覆没。王柏龄犯下如此大罪，事后蒋介石不但未予惩罚，反而继续重用。这就是蒋介石的治军之方案。

当北伐军逼进武汉时，孙传芳虑及唇亡齿寒之虞，遂乘北伐军与吴佩革相持之机挥兵援赣。北伐军立即兵指南昌，中央军除以一部巩固武汉及封锁武胜关，并协力左翼军肃清鄂西之敌外，主力即由鄂南转向赣北，进攻南河路之敌，以利南昌之攻略。1926年9月23日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移到宜春，策定了收复江西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以第三军全力及第一军之第一师协力攻南昌；以第六军主力攻永修，一部策应南昌之攻击；以第二军之一部向峡江方面警戒，该军主力与第一军之第二师攻取樟树；以第七军一部沿长江南岸警戒，该军主力攻占九江；第十四军及第二军之第五师，攻击吉安。至9月底，基本上将赣江上游及赣西，鄂南东部地区内之敌荡清。

10月2日又将万寿宫之敌击破。当时蒋介石由清江移节高安，亲自到前线督战，向南昌进攻，与此同时又派白崇禧前往樟树方面督战。4日，蒋介石在奉新行营下达了攻击令，命令大意说：综合南行路方面的敌情，估计在南昌车站的敌军约有二千余人，乐化附近约有一个团，涂家埠附近大约有两个团，德安附近新到达的敌部队约有一个旅。南昌城的防守仍为邓如琢残部担任。我第七军于9月30日早晨，在筹溪附近将谢鸿勋的一个师全部歼灭，谢鸿勋和他的旅长庞广荫阵亡，于是我军10月1日又开始向德安前进。

第三军于10月2日在击溃万寿宫地区的敌人之后，又向嘉塘附近推进，并严密监视南昌之敌。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一个师，正在奉新及其以东的大路洪、长埠街、石宁街地区集结，要对乐化、涂家埠、安义、清安等地区进行严密地搜索和警戒。

二我军为了将南洛铁路一带的敌军消灭掉，随决定于10月6日发起向南得路之敌总攻击。三，第三军抽调一部分部队在赣江西岸，对南昌的之敌人严密监视，主力部队于10月15日由驻地开始行动，攻击南昌车站（牛行）至禾化（含车站）之敌人，右翼在包抄之时须注意南昌方面之敌，左翼部队须与第六军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四，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第一师，要于10月5日由现驻地开始行动，向禾化以北亘涂家埠之间的敌人展开攻击，右翼与第二军、左翼勺第七军要密切取得联络。

五，第七军要继续向德安及九江方面的敌人发动攻击，左翼与第六军取得联络。六，其余部队在奉新，于当晚急赴高安。5日和6日进攻樟树、丰城。10月10日肃清四郊地区溃散之敌人，并将南昌包围起来。由于据守南昌之敌顽强抵抗，所以激战数日，都未能攻克，敌我两方均有重大伤亡。因此，不得不在门日下令撤出对南昌的包围，对部队进行整肃，之后又重新进行部署，随后又拟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就是：“我军在肃清江西，完成本阶段之作战任务，以主力集中于南行路以西地区纵行整顿，并抽调一部份军队先肃清抚州方面之敌，然后再集中力量再将南行路敌人之主力攻击而歼灭之。”27日.蒋介石在高安行营又下达了对南行路总攻的命令，要求各军种部队，要奋勇前进，“计划于本月29日开始运动，务于10月31日以前驱逐当面之敌，向前推进，到达准备位置。”到了引日各军都如期完成了任务。右翼军右纵队之第二军已到达谢埠市、邓家铺之钱，并开始向南昌逼近；第十四军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进贤，并扫荡残敌；其左翼纵队亦推进至赤塘南北之线，准备肃清牛行车站外围之敌。同时中央军也已进抵店前街，正准备向禾化进攻。左翼军之第七军已到达抱桐树；第四军到达曹村；独立第二师也到达了宏家铺一带，并随时准备向德安、马回岭攻击。当时，蒋介石为了激励和鼓舞士气，激发军政部属等，以期一鼓气荡平孙传芳残部，达到本阶段作战之目的，就在高安又颁布了一道给各军将士的训令。

训令说：“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谋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报转，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博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

11月1日，部队向南昌及南行路一带发起总攻，右翼我军将敌围于南昌，中央军在牛行、乐化与敌厚战，左翼与敌血战于德安、马回岭。只数日，就将南行主力之敌击溃，7日即攻克南昌。孙传芳援赣之师到此丧失殆尽，其残余部队逃窜到皖南、鄂东，已不堪再战。北伐军遂底定江西，蒋介石于11月9日移驻南昌，又策划进军东南，以肃清孙传芳残部，以利渡江北上，直捣南京。

就在这时，蒋介石拥兵自重，与汉口方面发生了争执。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由于当时全国革命的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于1927年1月正式在武汉办公。

然而，蒋介石却坚决反对迁都武汉，竭立主张迁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而总司令应设在前线南昌。实际上蒋介石是企图把党政军控制在他一个人手里。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的这种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蒋介石未能得逞。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顾这段历史说：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激定东南的军政大计。

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会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迂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

而事实上，蒋介石的行为只是一种被迫的举动。当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后，11月初，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亲自接待。11月7日在庐山开会，没有议出任何具体方案，大家就下山回武汉去了。这些人一走，对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是一个打击。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1927年1月1日，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武汉执行职务，而蒋介石却在1926年12月31日在南昌宣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1927年1月3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同日，蒋介石致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不表赞同，于是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想说服武汉的国民党人。对此，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

当时的“风色”确实不利于蒋介石。蒋介石后来说：“1927年1月n日，他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由于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也只得表示拥护。

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他在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的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都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在这一时期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在1月u日，他在武汉参加群众大会时，就有人当众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

其后，鲍罗廷的讲话又更深地刺激了他，以致他恼羞成怒，跑回南昌，于1月19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发了一份电报，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并再一次重申了迁都南昌的要求。

徐谦见到这个电报，深恐大敌当前先起内江，于是又在2月初举行会议。会上，中共人士及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迁都逐鲍”的主张给予坚决回绝，蒋介石迫于压力，又不敢在这时公然叛变革命，所以，才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

蒋介石表面上服从了会议决定，放弃了迁都南昌的主张，这只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他一方面做了一副服从党中央的老实相，发表“拥护政府，拥护党”的演讲，一方面却加紧向国民政府占领的省份委派自己的亲信去做党的特派员，掌握基层的党权。同时，他制造各种借口，压迫农会，解散农民自卫军，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军事上，他调集部队，摆出向南京、上海进攻的态势，准备攻下东南沿海一带民丰物阜的地方，以期获得江浙财团的支持。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公开表示要求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1927年初，各帝国主义买办、北洋军阀的政客云集南昌，进行所谓的“政治南伐”。蒋介石的把兄弟张群、黄郭等也混迹其中，张群还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英、美在上海的买办代表人物虞洽卿也亲赴南昌游说，以同意增加关税、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为诱饵，条件是取消“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北伐口号。在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叛心陡生，胆子也大了。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

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进而他更露骨地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更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他还说：“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