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训正他们，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向导》当时发表文章评论了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产派说话的，说共产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蒋介石的这次演讲发表以后，南京、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路透社、匝天时报、宇林西报等，都大吹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宗昌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办的《江南晚报》，也先后发表社论，登出蒋介石的演讲，并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

3月7日，蒋介石又借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之机，再次发表长篇演讲，痛骂武汉政府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的制裁是：拿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是反对革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而且说：“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我们就要当作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

蒋介石还说：“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不言而喻，这里的客观标准就是对蒋介石的态度，拥蒋者即为“平等待我”，反蒋者即为“不以平等待我”。这种言论同西山会议派当时反对联俄和论调一模一样。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大会宣言就是这样说的：“吾人尝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甚至为仇”。

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论的同时，也在暗中加紧与帝国主义进行联络。早在1926年底，日本国即已派佐分利贞男（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汉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

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贞男向日本外相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l月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同时，蒋介石又秘密地派戴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其交换条件是答应镇压上海工人罢工。

蒋介石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派手法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高度警惕。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防止他叛变革命，国民党左派于2月9日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专门同蒋介石的军事专制独裁做斗争的领导机关。会议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发表了宣言，指出：“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标准”，主张“军队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并准备与某系武装决斗！”

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的运动，同时发动了“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运动。对此，蒋介石深感恐慌，曾先后两次派人到上海与中共中央谈判，并以最后通碟式的态度要求停止迎接汪精卫回国复职的运动。但谈判和恐吓都没起作用，汪精卫终于回国了。

汪回国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27年3月7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各地中央委员陆续抵汉，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们迟迟不来。会期临近，国民党中央主席张人杰拒绝参加大会，到上海去了。而蒋介石则主张要把会期改为3月12日他才能到会。这是明目张胆地蔑视中央的一种挑衅，遭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激烈反对。但因为少数人有顾虑，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争取团结蒋介石，决定把3月7日如期召开的会议算作预备会，3月10日再正式开会，以便等待蒋介石赴会。但蒋介石却始终未来出席会议。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常委会不设主席，由9人组成常委会主席团，对党务、政务、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这个新规定，实际上等于撤销了蒋介石在党内的领导权。

会议还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委员会也不设主席，而由7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之议决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和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议决议，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可交总司令部执行。这些规定，大大缩小了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力，实际上等于把这位总司令降职为一个“传令兵”。

会议还通过了“对全体党员的训冲案”，针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着重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为害甚多”。所以“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这实际上等于把蒋介石自北伐开始后所取得的党政军大权悉数剥夺了，只给他留了个“总司令”的虚名。前文曾提及蒋介石于盛怒之下寻枪自杀未遂一节，就是在他听到上述决议后发生的。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南京才是日后的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他之主张迁都南昌，不过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党政大权。誓师北代以后，蒋介石制下的军队迅速扩张。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只有6个师，北伐部队8个军中，他只有一个军。但当北伐军打到南昌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介石一手收编的军阀部队。蒋介石以高官厚禄收买了不少旧军阀，使他们忠实于自己。

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也膨胀了他的野心，所以他拥兵自重，独断专行，对武汉方面的决议嗤之以鼻，他认定：没有他的参与，是不可能组织一个合法政府的。何况自从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直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惟一的真正的继承人。因此，他视武汉政府为“伪政府”表面上虚以委蛇，暗地里却包藏祸心。他调动军队，加强九江、南昌的防御，以应付武汉方面可能的军事突袭。他紧张地忙了大约一个星期，却不见武汉方面有什么军事行动，遂更坚定了他的决心：表面上听命于武汉，暗中积蓄力量，一俟占领南京，取得英、美及江浙财团的财政支持后，再看我如何施展“雄才大略”。

4，蓄叛变之势以待发

1926年 4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举行的联席会议l被推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5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张静江以“足疾”为借口提出辞职，蒋介石遂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至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

在两）”统一，）’东革命根据地巩w的基础上，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1926年7月6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迅速出师北伐案，并特任蒋介石统率各军出师北伐。

当时，北洋军阀吴佩革、孙传芳，分别拥兵割据湘、鄂、赣、闽。浙、皖、苏。

鲁、豫等省，张作霖则雄据黄河以北，这三支军阀总兵力七十多万。吴、张两支军阀在当时以“讨赤”为基础又联合起来，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的国民军的进攻，并积极准备向南方的革命势力进犯。而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只有十余万。为了先发制人，必须出师北伐，以粉碎北洋军阀的反革命“南伐”。鉴于这种形势，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当时敌人的态势，认为：“就当时情况而言，吴佩本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且野心勃勃，仍企图囊括我西南，是当前直接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着吴佩革。……孙传芳已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其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澳蚌之争，故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据此，国民革命军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李，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吴佩革”，“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当时，蒋介石为了稳住孙传芳，在北伐出师后于8月特地复电孙传芳，表明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失时机也”，同时对孙传芳提出希望说：“兄与弟爱国心同，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人，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人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制定了作战方略：“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贯澈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爱集大军，先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除以第一军主力在潮梅方面巩固粤边，第五军担任粤省后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两军，分由粤、桂出发，协力第八军消灭湘境之敌。7月11日，攻占长沙。随后，唐生智在长沙召集前敌各将领会议，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唐生智与李宗仁等主张下一步鄂、赣均同时进攻；胡宗锋等主张先攻武汉，对赣暂持监视态度。8月3日，蒋介石到了郴州，4日召集总司令部高级幕僚开会，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原先蒋介石在广州已接到唐生智、李宗仁和胡宗择提供的两种意见，认为胡宗锋的方案最能洞悉敌我情形，唐、李的方案适足促使孙传芳出兵及孙、吴联合行动。在4日的会议上，决定先攻武汉，相机并图江西。12日，蒋介石到了长沙，根据敌情，策定了会战计划，其方针是：“北伐军以先行占领武汉之目的，对江西暂取守势，以主力军直趋武汉，并以一部进出荆、沙，件使主力军尔后作战容易。”此外，对指导要领作战目标、军队区分、各部队行动任务，攻击开始日期，兵站设施、通讯设施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具体的，当时兵分三路，以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二、第三两军集结攸县、酸陵，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我主力军之右侧翼；以唐生智为中央军前敌总指挥，统率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由粤汉路北上，进攻武汉；另以第一、第六两个军为总预备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九、第十两个军，集结常德、造县，进取沙市、宜昌。8月1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并向前推进。至19日，中央军前敌部队击破泪罗江之敌。22日，又攻占岳阳，并乘胜攻人鄂南通城。这是吴佩李亲率部队日夜兼程南下，企图挽回颓势，保持其在长江上游的力量，于25日到达汉口，部署抵抗北伐军地进攻。对此，唐生智基于蒋介石的指示，指挥部署对武汉的攻击。27日，破敌于汀泅桥。30日，破敌于贺胜桥。9月1日，进逼武汉，并以一部在嘉鱼附近北渡长江。6日，攻克汉阳，7日续占汉口，马上又进军围攻武昌。经过浴血奋战四十天，最后于10月10日大获全胜，吴佩李率领一部分残兵败将逃窜豫境，北伐军乘胜追击进据武胜关。右翼军积极配合中央军之进展，除逐次由湘东北进，确保北伐军右翼之安全外，协力粤北赣南部队于9月6日攻克赣州，赣南局势既定，遂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准备会攻南昌。

蒋介石在指挥北伐军作战过程中，的确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同时也逐渐暴露了他的军事独裁，独断专行的蛮霸作风。如9月3日晚，蒋介石乘车抵达武昌附近的涂家湾指挥攻城。在次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毫不考虑当时的敌我态势，直接下达攻击令，并“限于四十八小时攻下。”结果，攻城部队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虽然个个奋勇，却终未能攻破城池。在北伐将士伤亡惨重，破城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才无奈地下令停止攻击。

北伐中，蒋介石已明显暴露其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偏袒“嫡系”的作风。如对王柏龄，蒋屡次轻怒其咎，姑息纵容。蒋介石办黄埔军校时就任命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主管学生训育。北伐时，又任命王为代理第一军军长（辖第一、第二师），但这支被蒋介石视为嫡系中的嫡系的第一军进入江西后“即已堕落”。8月初，蒋介石曾“严电三通申斥其主帅”王柏龄。据说第一军官兵还有吸鸦片的，官长“冒名顶替吃空额”，“空闲时候就去嫖去赌”。为此，蒋曾痛诫一、二师官兵：“如果不能照我的话做到，我不再讲什么话，只有多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