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o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遇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给，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

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脱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杨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悄然叹日：“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蒋介石的回忆，自然有大量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成分，但毕竟还是承认了基本实事--他被孙铭九等爱国军人从山上抓了下来。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蒋介石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陈诚、陈调元、蒋作宾、钱大钧、蒋鼎文等共计十余人。

蒋介石此来西安，事先也知道这里的情况不稳，他曾在12月2日的日记中说：“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货。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他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虽明知西安军心不稳，仍是亲赴西安，由此也可知蒋介石“剿共”的决心有多么坚决。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申明逮捕蒋介石的理由：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士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讲话中说：“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被扣留西安后，蒋介石的连襟、行政院副院长孔样熙代理行政院长主政，军权就落在军政部长何应钦手里。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活动，拉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何应钦看到看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是他取代蒋介石的极好机会。于是，他极力主张对张、杨采取强硬措施。12月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对西安的讨伐行动，并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只因亲英美派的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的坚决反对，轰炸西安城，怕将蒋介石炸死，才只轰炸了西安近效。中央军也开到华县，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发生战斗。12月17日，日本外相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日寇要求南京政府进攻张、杨，并提出日本愿予军事援助。又授意内蒙伪军李守信通电愿与南京政府合作，共同讨伐张、杨。同时动员汉奸、托派造谣破坏，以制造混乱。

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就给当时尚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致电，通报情况，并请派代表给予指导。

“西安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南京政府、中共中央、日本、苏联和英美等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命运的激烈斗争。

当晚11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接着又召开政治会议。这两个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会议作出了四项具体决定，基本上反映了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对“事变”的态度。这四项决定是：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行政院长职；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7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会议还决定“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伐叛乱。”

南京亲日派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日本希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因此，日本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华北日本外交官和日本驻军授意内蒙傀儡政权头子“德王”发出停战通电，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日本不支持在欧洲养伤的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何应钦看到这是他取代蒋介石的最好时机，便到处叫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要“不惜玉石俱焚”，“明令讨伐”张、杨。同时，他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一些国民党要员，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也主张“出兵讨逆”，新的内战危在旦夕，中华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

在这关键时刻，宋美龄到达南京。

事情发生时，宋美龄正在上海。当天下午，她在沪离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孔祥熙突然推门进来，告诉她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当天由国民党驻渲关部队的将领樊松前将张学良的电报转发南京政府的。因为当时西安与南京的电讯暂停，只好由渲关转发。当时，蒋逃离住处躲进俪山还未找到，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份电报只说蒋介石“失踪”。而到孔祥熙嘴上，为了谨慎，只好说“消息不明了”。

就在南京政府连夜开会的时候，宋美龄也彻夜未眠。此刻，她正在上海至南京的特别列车上，随行的有孔祥熙、端纳、蔡妈等人。夜像死一般的寂静，他们谁也没有睡意。宋美龄后悔这次没有跟随在丈夫身边，因为她一直是蒋介石与生活打交道中的缓冲力量。每当丈夫对下属粗暴训斥时，只要宋美龄在场，她一定会好言劝止，并对蒋的部下百般安慰。

无疑，蒋介石被软禁，确与他对张学良等部将的粗暴斥骂有关。事到如今，宋美龄追悔莫及，长叹说：“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盛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

13日凌晨，宋美龄一行到达南京。她发现南京政府一派混乱，人心惶惶。当她了解到何应钦等人的决定后，非常不满。宋美龄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遂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党其措置大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

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为了整个来氏家族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宋美龄一到南京，就立即与何应钦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应当说，宋美龄临此大事，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她能认识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对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的惩办张学良、杨虎城的决定给予了坚决的反对，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突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宋美龄为此曾与何应钦当面发生激烈的争执。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讨伐。”

宋美龄反驳说：“今日若遇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生命。”

何应钦：“委员长殆已不讳矣！再者，国家存在应重于个人之生命！”

宋美龄：“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厂’宋美龄向南京的军政要员们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宋美龄进一步询及军政要员们：“如果事态扩大，酿成内战，谁愿担当此责？”

这样重大的责任，当然没人肯于承担，何应钦恼羞成怒，指斥宋美龄：“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持冷静理智的看法，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宋美龄则回敬说：“我决非朝夕索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

宋美龄的话确是出自内心，她也绝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人，她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及其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的国内混战局面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因此，她的态度，得到了英美等国的支持--显而易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已经严重危及了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所以，事变发生后，英、美驻华使馆立即同宋美龄、孔祥熙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并表示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英美等国还在经济上给予援助，英国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批抛出外汇，以稳定“法币”的币值。

由于南京与西安的电讯中断，消息阻塞，使宋美龄等人无法作出解决事变的具体决策。为了尽快沟通宁陕之间的联系，宋美龄要求孔祥熙直接发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指定一个电台，以便随时联系。其后，宋美龄便发电报给张学良，告诉说，她拟派瑞纳前往西安，居中调解。瑞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从前曾任张学良的顾问，此时又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以这种特殊身份，赴西安调解此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2月14日，在得到张学良的允许后，端纳来到了西安。

端纳一到西安，立即会见张、杨二将军，并把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当面呈上。

经与张、杨二人接触，端纳放了心--张、杨二将军无意加害于蒋介石个人，他们的确只是想“劝”蒋介石站出来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后，端纳又去见蒋介石，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宋美龄在信中暗示了南京方面一些军政大员的态度对蒋不利，尤其是何应钦，简直就是要借此机会置蒋于死地。蒋介石见到夫人的亲笔信，情绪激动不已，竟哭了起来。端纳则趁机劝蒋介石说：“我到这里，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我已经同张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衷心拥护您为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势必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心思的一转。”这一席话，对蒋的震动不可谓不大。端纳于次日飞回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西安的情况和张、杨的态度，使宋美龄“发现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在这种情况下，何应钦仍不死心，他于16日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何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声称“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了十几个师开往西安，并派飞机狂轰滥炸。宋美龄则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伐行动，另一方面立即打电话给端纳，要他马上向蒋介石报告这边的情况，要求蒋介石下一停战手今。

5.劫波度尽--国共再携手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了正确判断，并决定立即倾全力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并揭露日本与亲日派利用“拥蒋”、“救蒋”的旗号挑起大规模内战的阴谋。同时，派彭德怀率红军主力进驻延安，并向潼关附近集结，准备配合张、杨的部抵抗何应钦“讨逆军”的进攻。

1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