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克服上述缺点呢？蒋介石说：

“今天我们要彻底改革过来，振作军队的精神，转移部队的风气，根本着手之点，还是要着重于建立制度”，特别要“确立一种健全的监察制度”。“要确立军队的监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工制度”。因政工人员多为主管推荐，“今后军队的政工人员应由党部选，通过政府予以委任，决不能听由部队主管擅自任用，并且对部队负起监督的责任，来挽救今天一般军官腐败贪婪、无法无天、自由行动的流弊。”

（4）官兵对立、军民脱节是军事崩溃的另一原因。蒋介石指出：“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间，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你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任呢？而且，一般的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在军民关系方面“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军队每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针对军队存在的上述弊端，蒋介石提出必须予以“纠正”。如何“纠正”呢？

须要“官兵一体”，“生活一致”。蒋介石要求各级首脑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军民关系方面，蒋提出了“军民合一”的口号。

（5）军事失败的原因，乃是由于战略的错误。蒋介石将战略上失败的错误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处。他说：战争爆发之初，“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保战略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

（6）历史定律失败论。在蒋介石头脑中有一失败的定律，即：“我们中国历史上同一系统的军队，只能一个特定的任务，当这个任务达成以后，就一定要腐化堕落，终至于失败消灭，这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定律。”

蒋介石还列举了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军，但却不能征讨捻军的例子来说明。

蒋介石还认为：

“抗战胜利后，我们军队的腐败现象更加显著，在整个军队，都表现一股虚骄之气；这种军队我早就知道非失败不可。”

（7）国事崩溃是“失败在外交上”。蒋介石在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称：从军事方面检讨，首先要知道打仗是求胜利的；而俄帝的诈术，乃使他的敌人不能打仗，欲又使他不能求得胜利。”

抗战胜利后，“我们克敌军事是无往不利的，国军处于这样的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而军事调处的三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制，无所不至。因之，每逢我国军前进一步，便要受到进一步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而敌人受了致命打击以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机会，反而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剿共’事业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

第二、蒋介石认为“勘乱最后一步就是党的失败”。他在《复职的使命与目的》的讲话中说：“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得廉耻沦丧，丑态百出，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势。”

“我们今天失败到如此地步，最主要致命伤”，就是因为党的“一般干部普遍犯了虚伪的毛病，相习于虚浮夸大，而不能实事求是。这种风气流行的结果，使得部队、机关和学校一切办事、命令和报告，都是互相欺骗，互相蒙蔽而没有几件事是完全实在的，可以相信的。”

第三、蒋介石认为“政治上的失败”，也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总崩溃的原因。

他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演说时称：“按照总理建国大纲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环境的关系，使得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制度还没有建立。简单地说，就是新的制度未曾建立，而旧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

第四、蒋介石在多种场合讲话时称：

“组织不严”是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1950年1月5日阳明山演讲《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时说：“军队腐败、政治贪污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

军民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上为什么有人会贪污，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

第五、“经济上的失败”导致了政治、军事与社会的瓦解。蒋介石认为，经历了八年抗战，中国“农村凋敝”，“而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国民就业的机会不能增殖”；“特别是民国36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趋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这是经济失败内在的原因，至于外在的造成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就多了。”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经济方面又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为克服这一危机，解决生存问题，并奠定“反共复国”基础，蒋介石今台湾省主席陈诚加紧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土地制度等。蒋介石还提出将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时。

第六、蒋介石认为，“国际外交上的失败”是与苏俄对华的侵略政策和美国的妥协主义分不开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用较大篇幅总结外交失败的教训时说：斯大林利用雅尔塔会议，以恢复“日本 1904年对俄背信攻击所取得的俄国前有权利”作为他对日作战的条件。苏俄无权提出这一要求。蒋还认为美国人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苏立场是错误的。美国的妥协立场助长了苏俄的侵略行动，同时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向苏俄妥协。

国民党之所以在外蒙古问题上对苏妥协，蒋介石认为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希望要求一时的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

蒋介石还说：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成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20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承认外蒙独立还由于外蒙已为苏俄所控制，中国对外蒙领土已名存实亡”。且“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蒋说当时的想法，现在看来“实在是一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

蒋介石还认为：在外交方针上过分信赖美国导致了“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那就是我们铸成今日悲剧的一个大错”。然而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对台的“袖手”政策，蒋介石则又能立即捐弃“前嫌”，仍倒向美国的怀抱。

第七、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大失败，就是在“教育和文化”。并且认为：政治、军事、经济等项的失败，其影响无非是一面和一时的，只有教育的失败，则其影响将及于整个民族。”

蒋介石认为：教育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学校教育当局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失控。

他指责说：“人生处世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大专院校里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或“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净颈，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遭致“讽刺讥笑”和“破坏反对”，学校做了“中共‘城工’的大本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实”和“消灭我民众精神的手法。”

蒋介石还说，抗战胜利后，党国离开学校，中共乘机而人。当时在学校的青年教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匪”的外围，成了“共匪”的工具了。

为防止重蹈大陆失败覆辙，蒋介石特别强调整顿教育，强化对教育的控制。当时，蒋介石提出：“教育是救国图存的教育”，“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如何复国的精神教育和生产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蒋介石还提出“要建立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的思想精神，完全使治于每一个学生的精神、思想、生活和各种学术、课程之中”，使其“结合在本党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一致的消灭共产主义”，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第八、蒋介石认为他的下野是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蒋介石在许多场合反省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虽然强调他个人“德薄能鲜，领导无方”，要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负责任。但同时又认为是自己下野后中枢无人主持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如果他不下野，就可以驻守南京云云。鉴于他下野的教训，蒋于1950年3月1日以“一惟国民公意是从”为由，在台复“总统”职，以“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

以上八个方面是蒋介石返台前后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所做的“反时。

他的结论是：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蒋介石到台后提出5项努力目标，即：“稳定经济”、“整顿军纪”、“安定社会”、“团结内部”、“建立民主制度”。

蒋介石的“反思”，只不过总结了他在大陆失败的表象的原因，却根本不知他的反动立场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失败的原因。“反思”之余，蒋介石仍坚持其反动立场，不断叫嚣要“反攻大陆”，如他在196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谷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首’运动。本来，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优启圣，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首’四字，题名于金门太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苦’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蒋介石到台湾后，时刻不忘“反攻大陆”，成立了“反共救国联盟”，并在岛内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为其“反攻大陆”筹措经费，甚至由蒋介石亲自出马，向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

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干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大陆中共决一死战。此时，蒋介石不顾70多岁的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当时最先问到“陆军总司令”罗列时，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并改由刘安棋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龙心大悦，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后蒋介石改变主意，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经蒋介石同意，台湾“情报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的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据时任台湾“情报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在1990年承认，从1961年至1965年4年间，台湾共派出1800余武装特工人员，最后生还的还不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