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是在1931年9月到达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之前，想靠在《经济学》上发表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靠反凯恩斯进入英国经济学界，对此，凯恩斯“显然极不喜欢，因为他自己看过的那期《经济学》，是保存下来的他看过的期刊上评注最多的一本，在哈耶克总共26页的书评文章中，有34处凯恩斯用铅笔做了记号和评论。在哈耶克那篇书评的末尾，凯恩斯概括了自己的反应，他写道：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而作者是有理由期待读者保持这种心态的。假如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显然，有一种激情驱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但我搞不明白，这种激情到底是什么。”{11}

哈耶克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批评凯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识到———可能是受到了罗宾斯的怂恿———通过挑战凯恩斯，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位置。罗宾斯请哈耶克为《经济学》撰写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的文章的时候，是凯恩斯和罗宾斯在麦克唐纳首相召集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上激烈争吵仅一个月之后{12}。哈耶克无疑也自视甚高，他在1月份发表了非常成功的演讲后，伦敦经济学院主动聘任他，接着又出版了他的《价格与生产》，他的文章也在《经济学》上频频露脸。

1931年11月，凯恩斯在《经济学》上对哈耶克的书评作出响应后，凯恩斯和哈耶克进行了私下通信。凯恩斯试图搞清楚哈耶克的说法。从1931年12月10日———凯恩斯写第一封信———到1932年1月23日———哈耶克对凯恩斯提出的问题作了最后的回复，他们你来我往各写了五封信。

凯恩斯对这种交流不很满意，每一次，都是凯恩斯写来信，哈耶克才写回信。1932年2月11日，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第六封、也是最后一封信，信中说：“你的?穴最后?雪一封信对于我搞清楚你的想法有很大帮助。我觉得，你已经把我在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告诉了我。但我仍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读你的东西的时候，几乎搞不清楚你经过简化的假设是什么，也不清楚如果去掉这些经过简化的假设，会对你的论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回到我们这次通信的起点，我都忘了我是从哪儿开始的，我对你的说法仍然表示怀疑……非常感谢您对我如此完整的回复。”{13}

哈耶克过高估计了凯恩斯对他的专业经济学水平的评价。1932年2月1日，凯恩斯写信给他在剑桥的朋友理查德·卡恩和皮埃罗·斯拉发谈到了哈耶克。他问：“下面该是什么动作了？我觉得要打个大呵欠———就是这样。”{14}也就是说，凯恩斯对与哈耶克书信来往很厌烦。1932年3月29日，在回哈耶克的一封信时，凯恩斯说，“我没有那么认真地研究你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穴哈耶克评论《货币论》的第二部分?雪”———而这篇评论，他应该已经拿到手几个星期了，而哈耶克也曾经在两个月前的一封信中提到过。

凯恩斯在哈耶克1932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道：“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16}；在写于1933年的一封信中，他说，“哈耶克周末都呆在这儿?穴剑桥?雪。私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17}；在1935年的一封中，他又说：“天知道奥地利学派说的‘生产周期’是什么意思。反正我是无话可说。”{18}据罗伯特·斯克德尔斯基的说法，1933年3月5日，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书信中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尽管他们后来继续书信往来，“亲切地交流古董收藏上的新发现”{19}———哈耶克跟拉斯基、跟凯恩斯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都喜欢收藏书籍。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后，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赞许他的信，但一上来凯恩斯先警告哈耶克说，“你不要指望我会完全接受你书中的那些经济学思想。”{20}

凯恩斯对哈耶克的专业经济学思想看不上眼———而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也没有能够领会他的立场———凯恩斯的这种心态最集中地表现在一条脚注中， “获得哈耶克教授的同意”，这条脚注附在凯恩斯编辑的剑桥《经济学学报》发表的哈耶克的一篇文章后面。哈耶克这篇文章是回击皮埃罗·斯拉发对他的批评的，他最后指出：“我大胆地推测，凯恩斯先生会完全同意我反驳斯拉发先生的观点……这个新的、出人意料的事实是，斯拉发先生对凯恩斯先生的理论的理解，甚至不如对我的理论的理解。”凯恩斯对这句话作了一条注解：“我想说的是，根据我的粗浅理解，斯拉发先生已经准确地理解了我的理论。”{21}

1931年到1932年间哈耶克与凯恩斯间的往来被人视为一场“论战”。实际上，诚如经济学史家贝尔特·梯也本所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辩论，一点都不像是大论战。”{22}双方都对对方给予猛烈抨击，也就仅此而已。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富有成果的观念之间的交流。双方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改变看法，甚至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立场确实具有很高价值。

曾做过哈耶克助手的库尔特·洛伊贝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兹拉宾格尔写道，哈耶克的研究仅仅“在短暂的时间中沾了凯恩斯的新观念的光，因而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东西”{23}。哈耶克的追随者在伦敦经济学院最多，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几年前曾经信奉哈耶克观念的人，都纷纷投奔到凯恩斯门下。路德维希·拉奇曼是个具有奥地利学派倾向的经济学家，这个时期曾跟从哈耶克学习，他回忆说，20世纪30年代初他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哈耶克和我本人”{24}。希克斯也说，哈耶克的“听众烟消云散了”{25}。

在1952年写的一篇书评中，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描写有助于了解两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思想。哈耶克说：“人们一般都认为，凯恩斯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了解他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他那一代英国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事实上，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之所以会那么广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总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由于他的兴趣无所不包，由于他的人格的力量和令人信服的魅力，以及他对经济学贡献的原创性和理论上的健全。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他把思想的卓越和敏锐，与旁人无可匹敌的娴熟的英语语言技巧罕见地融为一体……作为一位学者，他受着一种强烈的直觉的引导，因而，他的特点是敏锐，而不是深刻和彻底，这使他努力地从不同的角度一遍又一遍地证明同样一个观点。”{26}

哈耶克这样形容凯恩斯，他“能够同时做无数的事情：教经济学，组织芭蕾舞演出，搞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样的细节问题”。{27}凯恩斯把哈耶克给震住了，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学术和私人关系并不很密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经济学院搬到了剑桥，他们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不过，在学术上，他们的关系可一点都不密切。据科斯说，20世纪30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失去支持，对哈耶克来说，“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表露出来”{28}。

哈耶克在30年代从事的大量专业经济学研究都是他与凯恩斯交锋的延续。他确信，为了反驳凯恩斯的看法，就必须重新研究基本的资本理论，然后他想将该理论应用到货币问题上。尤其是在资本扩张主要是指资本的“拓展”还是“深化”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哈耶克认为，后者是最精确的概念，它也最容易受利率调整的影响。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9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1)

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的学生们的记录，能让我们了解哈耶克当时的情形。拉尔夫·阿拉奇在193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昨天读到一本书，是老哈耶克写的，在这里，人们称他为冯·哈耶克。今年他将用蹩脚的英语（上帝啊，帮帮我们吧）讲二十多节课，他竟然建议我们读一本荷兰语书籍！还有三十多本厚书。不过，他确实是个聪明的家伙。”阿拉奇在次年的一封信中又说：“上完一节非常漫长的课，我刚回到家，在这堂课上，哈耶克搞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些人又高兴，又有点难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开始从牙缝里挤英语，而不是说英语，他也非常激动。我们实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阿拉奇说，1932年，哈耶克到大学学院的社会主义学会发表演讲，讲了“一番非常精彩、也很诚挚的话。不幸的是，听众中有一些小流氓，他们非常的无礼”1。

西奥多·德拉敏于1932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他回忆说：“听到哈耶克要来给研究生开一门课，我们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去听他的第一堂课，他开始用英语说话。几分钟后，我们都看出来了，没有一个人能搞懂他说的一句话。有人建议他用德语讲。他照做了，但有些人听不懂德语，只好放弃了这门课。”2奥布雷·琼斯也是哈耶克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生。他回忆说，哈耶克“面带和善的微笑，大家相信，这并不是装出来的。但他用英语说话时声音实在太小了，而他的想法又很纷繁，为了听清他的话，跟上他的思路，我不得不坐到前排”3。

本·希金斯从1933年到1935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学，关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大学的关系，希金斯写道，有一个“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合办的讨论课，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我们伦敦来的人觉得，跑到剑桥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是很危险的无益之事。我们都知道，那个具有风度、智能、魅力的人?穴指凯恩斯?雪再加上他的才华，完全会成功地说服有些人相信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这实在是个可怕的前景。伦敦与剑桥之间不大可能有什么激烈的辩论，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交流可言。我们都深受哈耶克的影响。他是我们的神灵”。希金斯又说，“哈耶克用一张三维示意图表示他对生产结构的看法，看起来有点像工程领域中的东西”4。

p.t.汤姆斯在1934年到1936年上过哈耶克的课。她回忆说：“我觉得他看起来至少有50岁了，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刚三十多岁。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部分是因为他穿的都是老款式衣服，薄花呢外套，还有马甲，高领夹克。我送给他的外号是‘波动先生’，因为他经常用这个词，而且也是那么发音的。”5薇拉·赫维特是位行政管理人员，1936年开始上学，她回忆说，哈耶克“是那么宁静、深思，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6。

罗伯特·布莱斯是剑桥大学学生，他不仅是凯恩斯的“铁杆”信徒，也是“改邪归正的”信徒。他改邪归正得非常彻底，他“在1935年春天，每周有一两天跑到伦敦经济学院去传道。我在那儿参加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货币理论与周期理论的讨论课。这可是异教徒的巢穴了，我要在这里展示剑桥的理论，我鼓足勇气跑过去，告诉他们这件事。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哈耶克非常大度地在他的讨论课上给我几节课时间，让我向他的学生宣读我的论文。我得说，这确实是一次让人兴奋的经历，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很严肃地对待我的那篇论文。”7

希克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时说：“一开始，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信念，甚至是一种共同的信仰。我们所信仰的是自由市场，或者说‘价格机制’———竞争性制度，不受政府或垄断性集团———不管是资本还是劳工———的‘一切干预’，这样的制度可以很快找到某种‘均衡’。（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该均衡的福利特征并不很感兴趣；就像罗宾斯说的，‘均衡就只是均衡而已’），哈耶克加入我们的行列时，对这个学说加入了一个重要的限制———为了使这个机制能够平稳地运行，（不知怎的）货币必须保持‘中立’。”8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9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2)

20世纪上半叶，学院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活动的最普遍的假设是：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从1860年到1940年这八十年时间中，西欧、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收缩和扩张。当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失业会大幅度增加，而产出会急剧地萎缩。而在兴旺的繁荣期，失业和产出会迅速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