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和艺术规律太多了，岂止人物写得好，其他方面也不乏独创之功，不愧为文艺学极为丰富的原料的宝藏，从这方面深入发掘，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是很大的，红学研究在这里尚有不易穷尽的用武之地。

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

红学之所以具有学科价值，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特殊经历也有一定关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的这番经历，使他在转折中和对比中了解了人生；后来走出家庭，东渡留学，然后又弃医学文，投身文学事业，终于成为中国文化的巨人。这和他早年的经历直接相关。一个大作家的造成，除了必需的其他条件，作家本人的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至关重要。

曹雪芹的一生是富于传奇性的，生活道路比鲁迅不知曲折多少倍，遭遇的家庭变故和政治打击，为文学史上许多作家望尘莫及。他的祖上是从龙入关的皇室近臣，特别是曾祖父曹玺和祖父曹寅时期，他的家族达到鼎盛，如《红楼梦》中形容贾府时所说的：“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种极度荣华富贵中度过的。但是后来，随着康熙和雍正的政权交替，曹家受政治牵连，被抄家没产，从此雪芹社会地位大降，晚年竟流落北京西郊，过着身微运蹇、贫困潦倒的生活。由饫甘餍肥的富贵之家，一变而为“举家食粥酒常赊”；从地处江南的“温柔富贵乡，花柳繁华地”，到“寂寞西郊人到罕”；原来是朝廷的宠儿，现在是“坏了事”的罪犯的后裔。这种“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的生活巨变，这种堪称“大阅历、大悲欢”的人生经历，这种“翻过筋斗”的社会阅历，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直接契机。

大作家是需要有大阅历的，没有大阅历绝成不了大作家。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阅历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代表性。中国过去讲究穷愁著书，认为文穷而后工，不是没有道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迁这段名言，经常为人所称引，其实后面接下去还有“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明确提出著书舒愤的观点。司马迁身受腐刑而撰写《史记》，就是实践他的主张。作为参证，恩格斯也讲过“义愤出诗人”的话。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就是穷愁著书、发愤著书的典型，研究曹雪芹可以启发我们了解世界上一些伟大作品产生的一般过程。

最后，我想强调《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成熟形态，这一点，对认识红学的学科价值有关键意义。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是成熟形态还是不成熟形态，直接关系一门科学的理论建设。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就因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十九世纪的最成熟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725页至726页。《红楼梦》自然不同于《资本论》，我引用马克思的话带有一定的比喻性质，但马克思概括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

《红楼梦》是古典文学的总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古代文学中某些“只是征兆的东西”到《红楼梦》里“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这方面的例证是很多的，比如语言的艺术和写人物的艺术等等。因此，研究《红楼梦》犹如解剖高等动物，可以为理解整个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一把钥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红学是一个有一定典范意义的学科。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学的缘起（1）

红学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因此小说《红楼梦》自然是红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否则红学的“红”字就落空了。研究曹雪芹，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准确、更深刻、更丰富地理解《红楼梦》。这是文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不独《红楼梦》如此。但是，红学还是有其特殊性。长期以来，许多有名望的红学家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上了，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远远超过研究作品本身，所以才有曹学之称。

最早提出曹学这个概念的是余英时教授。他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写道：

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难题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胡适的自传说的新“典范”支配了《红楼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九五三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趋向。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2见余英时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8页、第1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增订版。《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最初刊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二期，属稿时间还要早些，这之前红学书刊中未见曹学的说法，故曹学一词实系余英时先生首创。

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又说：

本来材料是任何学问的必要条件，无人能加以忽视。但相对于研究题旨而言，材料的价值并不是平等的。其间有主客、轻重之别。就考证派红学而论，对材料的处理就常常有反客为主或轻重倒置的情况。试看《红楼梦新证》中“史料编年”一章，功力不可谓不深，搜罗也不可谓不富，可是到底有几条资料直接涉及了《红楼梦》旨趣的本身呢?这正是我所谓曹学代替了红学的显例。2

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近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目的是寻找红学研究的突破口，从行文语意看，似乎并没有想从理论上对红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界说。曹学的提出带有偶然的性质，是检讨考证派红学的利弊得失逼出来的逻辑概念。可是，他的文章却在红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一场有好几位著名红学家参加的关于红学的对象和范围的争论。前面谈到的《文艺报》1984年接连发表应必诚、周汝昌、赵齐平的论辩文章，实际上也是这一场争论的继续。

国内读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比较晚，率先起而辩难的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赵冈教授。赵冈先生是海外成就很突出的《红楼梦》考证专家，他的辩难文章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余英时先生的“两个世界”论，但忍隐着对“曹学”一词的很大不满。他说：“英时兄说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他并且认为这样做所付的代价很大，最大的代价之一便是模糊了《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界限。‘盛衰论’的红学家是想弄得‘真事存，假语隐’，这种舍从攻主，去假存真的还原工作，不可避免要使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在短期内变得模糊一点。但这样做是得是失，现在下结论还略嫌太早一点。这要看基本假设如何而定。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气做的，研究面粉当然是错了。”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两个世界》，载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字面上没有就“曹学”的提法正确与否进行辩驳，态度和意向是明确的，即不赞成余英时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的观点。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学的缘起（2）

余英时先生使用“曹学”一词究竟是褒是贬，可以姑且勿论，但在理解上，一些以考证见长的红学家，显然以为余先生对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估计不足，所以赵冈才有面粉和面包的比喻。当时国内学术界也酝酿着对红学考证的不满，特别对考证雪芹远祖存在反感，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介绍过来后，很得到一些研究者的共鸣。而近年来一直在从事曹雪芹家世研究的冯其庸先生则首当其冲，他不得已著文论辩，写道：

红学的内容既如此广泛，我们就不可能要求一个“红学”研究者去研究“红学”的一切，而应该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曹雪芹本身，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红楼梦》本身，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曹家上世的历史，如此等等。对于研究中的这种各人的爱好和专长，应该尽量各尽所好，扬长避短，而不要强人所难，不要指责他为什么老爱研究这个而不爱研究那个。我们可以评论研究者的成果，指出他的得失，却无权规定他只能研究什 么，不能研究什么。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49页、第40页至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他接下去还说：我认为世界上学问之大，无奇不有，《红楼梦》本身包罗万象，它所涉及的面实在太广泛了，《红楼梦》所描写的任何一个侧面，都可以使你花费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所以我们切不可抱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来对待科学研究事业。伟大的曹雪芹曾经说过：“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觉得研究者也历历有人，决不可因为我们自己的局限，而有意无意地去限制别人的研究，一并使其泯灭。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49页、第40页至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的，内在情绪溢于言表。文章虽然写于 1981年初，但这些想法是冯先生憋了很久的意见，他1979年和 1980年曾多次谈起过。对考证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的说法，冯先生尤其不赞成，他说：“我们不能断定今后永远也不会出现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任何新材料了，只要有新的材料出现，我们就要鉴别它的真伪，这就离不开考证。”同上，第51页至52页、第47页。这与赵冈先生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而与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是相左的。

当然余英时先生也不是反对红学考证，以他的国学根底不至于做出这种简单论断；他的意思只是觉得考证受客观材料的限制，再有新的发现已经很困难了，按曹学的路子走下去红学不会有光明前途。我个人是颇同情余英时先生的观点的，但现在写《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这本书，需要我超越于红学之外来看待红学的论争，因此对赵冈先生和冯其庸先生的看法同样抱有好感。我想探寻的是，他们何以对考证曹雪芹的经历和家世有如此浓厚的学术兴趣。

有一件事很值得深思。这就是几位以考证曹雪芹家世见长的红学家，不管对曹学的提法持何种态度，都不否认自己研究的是曹学。不仅不否认，后来还理直气壮地张扬曹学。冯其庸先生说：“我个人认为研究曹雪芹而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得列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也是曹雪芹的光荣，我们不应该用讽刺鄙视的眼光来对待‘曹学’这两个字，不承认它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51页至52页、第47页。周汝昌先生在威斯康辛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甚至说自己是“曹学家”，并提出“内学”和“外学”的概念，认为以作品本身为主的研究可以叫“内学”，侧重时代背景、家世历史的研究可以叫“外学”海炯：《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情况综述》，《红学文丛·我读红楼梦》第373至37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果余英时先生站起来声明：“曹学这名词也许是因为我说的，但是我并不是反对曹学，我很尊重曹学。不过，我个人觉得考证应受材料的限制，今天我们所能发掘到的有关曹家的家世，至少关于曹雪芹本身的，还是很有限。”参见胡文彬、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