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的有两点： (1)《红楼梦》是部‘按迹寻踪’的书，无虚构一切之理。(2)看书中叙述宁、荣两府及大观园秩序井井，不像是由想象构成的。而且这种富贵的环境，应当有这样一所大的宅第、园林。既承认《红楼梦》确有地的存在，就当进一步去考订‘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11页。但考订的结果，并没有使问题获得解决，相反，却陷考订者于荆棘丛中。俞平伯在文章的结尾处失望地说：

所以说了半天，还和没有说以前，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们究竟不知道《红楼梦》是在南或是在北。绕了半天的弯，问题还是问题，我们还是我们，非但没有解决的希望，反而添了无数的荆棘，真所谓所求愈深所得愈寡了!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20页。

考证派在大观园的地点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虽然此后涌起的新说仍不断出现，甚至形成主南和主北两大派别，但并不能使考证派在这个问题上摆脱困境，反而为小说批评派的攻击留下无穷口实。1972年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的宋淇的《论大观园》宋淇的《论大观园》载香港《明报月刊》1972年9月号。，就是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奠立了小说批评派的红学观念。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也是以分析大观园的内在结构为中心，确认“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经营的虚构世界”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31页至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反对向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这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园林。

宋、余的文章发表后，海外考证派的主将赵冈曾著文进行商榷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载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坚持大观园就是南京织造署的西花园，但论证带有防御性质，缺乏攻击力量。而余英时的回答则圆转自如，富于论辩性，他写道：“我可以承认作者在个别人物和事件方面曾经取材于他的生活经验，但是当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究竟是以真实的生活材料为‘主’呢?还是以他自己虚构的创造意图为‘主’呢?毫无可疑的，这时他的材料必须为他的创意服务，是为创意的需要所驱遣。换句话说，许多真实的材料在《红楼梦》中都经过了一番虚构化然后才能派得上用场。”又说：“我们最多仍只能肯定《红楼梦》是大量地取材于作者生活背景的小说，而不能说它是曹家真实事迹的小说化。这一分别在字面上看来很细微，但实质上则极其紧要，因为这里确实涉及了主从的问题。在曹雪芹的创作世界里，他的艺术构想才是主，而一切建造的材料，无论其来源如何，都是处在从属的地位。”还说：“考证派所发掘出来的曹家历史当然极为重要，它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红楼梦》的背景的认识，然而作者在根据创作上的需要而运用其见闻阅历为原料之际，已赋予这些原料以崭新的艺术内涵，因而在本质上改变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余英时：《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香港《明报月刊》1977年2至5月号连载，参见余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78页至第80页。这些论断清晰而明确，理论上无懈可击，从《红楼梦》是小说的角度看，在红学观念上占据明显的优势。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被误解的俞平伯的“自传说”（1）

红学三派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冲突，由来已久，来源有自，但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系统加以总结。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三篇文章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至143页。，可以说是一次最系统的辨析和总结，真正把红学观念和红学方法的冲突上升到理论高度，赋予与红学研究以自觉的意义，为从学理上理解红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对红学的索隐、考证和小说批评三派具有奠基意义，那末，余英时的文章则是红学史论的“典范”，对辨析红学三派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余英时文章的疏漏之处，是对俞平伯和自传说的关系存在着误解。这主要表现在，他认为俞平伯是自传说的主将，直至 1953年撰写《读红楼梦随笔》，才对“以前持之甚坚的自传说发生了根本的怀疑并加以深切的反省”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8页。。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 1925年1月，即《红楼梦辨》出版后不到两年，俞平伯便提出要对《红楼梦辨》进行“修正”。修正什么?主要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因为这是他研究《红楼梦》的“中心观念”。他说：

我在那本书里有一点难辩解的糊涂，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这种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当时，竟以忽略而搅混了。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有谁知道呢!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4页至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这在当时算得上很深刻的自省，表明了与考证派的红学观念相决绝的态度。当然《红楼梦辨》不同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里面并未忽视作者的文学手腕，甚至还有“《红楼梦》虽是以真事为蓝本，但究竟是部小说，我们却真当它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气”一类话，足可以自我解嘲。但俞平伯不想停留在这里。他承认受胡适和顾颉刚考据癖的熏陶，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宁愿从文学观念和书中描写两个方面加以更加深刻的检讨。

就对文学观念的认识，俞平伯提出：“文艺的内涵——无论写实与否——必被决定于作者生平的经验；同时，我又以为这个必非作者生平经验的重现，无论其作风是否偏于写实。事物全是新的，重现很不像一句话。比如怀忆，所忆的虽在昨日，而忆却为今刹那的新生。忆中所有的，即使逼近原本，活现到了九分九；但究竟差此一厘，被认为冒牌。再讲一句凿方眼的赘语，不似旧者为新；若果似旧，何新之有?以似某为文学的极则，则文学至多是一本靠得住的抄件而已，再贴上创造的签封，岂不羞死?”2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5页至第7页。又说：“若创造不释为无中生有，而释为经验的重构，则一切文艺皆为创造的。写实的与非写实的区别，只是一个把原经验的轮廓保留得略多，一个少些。就根本上观察，两项作品既同出于经验里，又同非经验的重现，所以视写实的文艺为某事实的真影子，那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2这说得再明白不过，而且是就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而言，《红楼梦》自不能例外。

结合《红楼梦》的具体内容，俞平伯提出作家的生活经验映现在作品中，是复合错综的映现，而不是单纯的回现。比如可以举出三个问题：(1)人说宝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没有衔玉而生的奇迹?(2)人说贾妃归省为皇帝南巡，何以皇帝变为妃子?贾家有妃入宫，何以曹家没有?(3)大观园不南不北，似南似北，究竟在哪里?能指出否?俞平伯说对这三个试题，如果在写《红楼梦辨》的时候，肯定要一一指陈清楚，但到1925年，他不可能那样做，而是会辩证地予以解说，回答变成：

(1)书中每写到宝王，作者每把自己的身世性格映现出来，但却为借此影射自己；故雪芹虽实有其人，而宝玉之奇迹只是虚构，无涉于雪芹的本身历史。再申说一句，就是书中人宝玉，固然其构成分子中有许多“雪芹的”，但亦有许多“非雪芹的”。宝玉和雪芹只是一部分的错综，非全体的符合。

(2)描写元妃归省时的排扬气派，是从南巡驻跸曹府中得来的提示。但既没有把某影射某，某家影射某家；故贾家的有妃子，无碍于曹家的没有，倒言之亦然。至于把穿龙袍的皇帝换上一个穿凤裙的妃子，这是作者的游戏三昧，腐儒何得议之。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被误解的俞平伯的“自传说”（2）

作者旅籍，生于金陵，长曾到扬州，终老于北京。他写大观园是综合南北的芳韶风物，创造出这么一个极乐园。若我们做此愚问，“究竟它在哪里呢?”则必要碰到一个软如天鹅绒的钉子。作者微哂道：“在我方寸。”2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8页至第9页。

所举虽只三个例证，但俞氏说：“举一以三反，则泛览全书，殆大半已迎刃而解，不烦我的饶舌了。”2

对考证派的主要红学观念——自传说的批评，俞平伯之后，包括1954年那样的大规模的批评，直到1974年余英时撰写的三篇论文，有哪一次、哪一篇文章能够说大大超过俞平伯于 1925年自己所做的批评?然而俞平伯犹感意犹未尽，在文章接近结束时进一步反省道；“《红楼梦》在文坛上，至今尚为一篇不可磨灭的杰构。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这种奢侈的创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借它来写朝章国故，亦不能借来写自己的生平。仿佛一个浪荡子，他方且张口向你借钱，你反要叨他的光，岂不好笑。我们之愚，何以异此。文艺的作者们凭着天赋的才思，学得的技巧及当时犹忿涌着的白热情流来熔铸一切先天后天的经验，突兀地团凝出崭新的完整。所谓奇变，如是而已。”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8页至第9页。对自传说的检讨，最后又落到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上，而且字里行间融会着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经验。

以上是1925年1月，俞平伯在撰写《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所表达的思想。越五年，即1930年，他为赵肖甫编的《红楼梦讨论集》一书作序，再次申明自己的主张：“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梦》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以小说为名，作传记其实，悬牛头，市马脯，既违文例，事又甚难，且亦无所取也。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某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参见《红楼梦研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6页。对自传说的批评又进了一步，且虑及未来的评价，说明已完全与自传说决裂矣。他说胡适和顾颉刚对待《红楼梦》的态度，与索隐派无根本的差别，只是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但他自己，却不同于胡、顾二人，所谓“以此评胡、顾二君或可，若仆则深自惭汗，未敢轻诺也” 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5页。。意谓，如再有人称他为自传说的拥护者，他绝计不能赞同。

可见，余英时认为直至1953年俞平伯撰写《读红楼梦随笔》，才对自传说进行深切的反省，在时间断限上是不准确的，大约是他没有看到《红楼梦辨的修正》和《红楼梦讨论集序》两篇文章所致。因此之故，他所说的俞平伯应该是最有资格发展红学史上新典范的人，由于自传说的窒碍而没有彰显出来等等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7页。，便大可商榷了。实际上，俞平伯的考证是从文本出发的文学考证，他所代表的是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的合流。余英时企望的“新的红学革命不但在继往的一方面使研究的方向由外驰转为内敛，而且在开来的一方面更可以使考证工作和文学评论合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28页。，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已经在俞平伯身上得到实现。而王国维开创的红学的小说批评，在时间上既先于考证派又先于索隐派，而且从未断绝，并不是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考证派红学既兴，王国维的《评论》遂成绝响”。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29页。这一点，笔者在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崛起与发展一章论述甚详，此处不多赘。

因此，余英时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阐述的孔恩的危机和典范的观念，在理论上非常精微，用以解释红学三派的产生和发展，也大体上有相吻合的一面，但有些分析似尚有可议之处。首先，他对不同于索隐和考证的新典范的建立，所持态度过分消极，认为截止到他撰文之时，以前只有新典范的种子，而没有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