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行动。

当然应该回北京，可是，拿出钱来一算，路费显然已经不够了。怎么办？

找朋友，找妹妹都不可能，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这副熊样。去乞讨？哼，若干年前在北京火车站都没有拉下面子，今天自然也不会进步多少。

可是，形势所迫，我不能这样继续流落街头啊！我尝试着从地上站起来，两条腿虽然有些哆嚏，但是还是支撑住左右摇摆的身体，没有倒下去，地面变得有些柔软，感觉就像踩在棉花包上……脖子倒觉得支撑脑袋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样倒使脑袋转动自如，我在街上，没有目的地走着，腿悠悠荡荡地迈出去，又迟疑地落下来。从路人的目光中，我知道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是怪怪的，只是呼吸格外的好，好像每一次深呼吸都把无数个精灵吸到肚子里，使我的每一处血管都兴奋起来，我突然产生了巨大的饥饿感，我知道，我的病好了。我在一处工地接出的自来水龙头下饱饱地喝了一顿……水真甜啊！

我发现了一个自由市场。进去溜达了一下。看见不少人在批发草莓。以前我曾在街上见过一些人，脖子上挂着一个小篮，沿街推销草莓，没想到这是他们的大本营。我打听了一下，得知这些草莓是论包卖的，十五块钱一包，批发价是十二块，卖出一包可以赚三块。

看来，谁也靠不了，我只能靠自己了。

我拿那个相机作抵押，批发了二十五包草莓。拿走草莓的时候我还特意跟那个批发商反复叮嘱：“你可别给我弄坏了，我这个相机值五千块钱呢。”那个批发商很奇怪地看了看我，似乎在说：有这么好相机的人怎么会卖草莓呢？

第一大，我一直在街边走来走去，低着头，连叫卖的勇气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卖出了九包草莓，一共得了二百八十五块钱，我交给批发商二百二十八元，自己挣了五十七元。后来批发商拽着我说，剩下的这六包草荡已经不新鲜了，让我自己处理掉，可以折价卖给我，每包六块钱。于是，他又拿走了三十六元钱，这样，我一天工作的结果挣了二十一元，外带六包草莓。

这毕竟是我自己挣的。

我跟批发商说好，明天我还拿相机作抵押来批发草荡，他答应了。

离开自由市场，我在路边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街上的行人还是那么喜气洋洋，节日的气氛还是那样浓郁。我心里一点悲伤也没有了。

二十一元钱，还有六斤草莓。这六斤草莓，就是我的晚饭。

吃下这六斤草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刚吃下一包，就开始反胃了，可是，在部队接受过生存训练的我知道，这个时候，生命比胃要重要多了。要把它吃下去！我这样鼓励着自己，可是这六斤草莓我分三次才吃完。

接下来的两大，我把那二十五包都卖完了。还是没有大声地沿街叫卖，只是小声地对经过我身边的每一个人询问着：“要草莓吗？可能是我的声音很亲切的缘故，草莓卖得很快。最后两天，我又赚了九十块钱。

和草莓批发商算完了账，天色还很早，我拿回了相机，漫无目的地走在深圳的街头，天气很好，阳光依然那样纯净，南方的冬天是最美的季节。只不过，一阵阵北风毫不迟疑地钻过衣服的纤维，直扑肌肤，让人体验到它带来的冰凉。真是无孔不入！把太阳带给你的温暖一扫而光，我不知不觉地停下脚步，让风裹着我，使我更清凉，这种清凉好像拨去了我脑子里的所有混饨，几年来的酸甜苦辣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我好像成熟了许多，好像看到了我和刘晓庆两条不同的道路所必然导致的不同结果。我不禁问自己，为何在感情上屡犯错误。总在一个恶性的循环圈里转，屡战屡败？我为什么总也看不清她的本来面目.总是相信她的每一次许诺？难道我真的从一开始就错了，爱上下一个不值得我爱的人？难道爱真的不是永久的？一想到这些，我真的感觉到恐慌。难道真像有人说的那样：爱和性是可以分离的？我落伍了？我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一段人生的道路。我总不能走到这一步还总结不出一个于丑寅卯……

尽管风依旧清凉，但答案还是含混的，我总是不能当断则断，在应该清醒的时候总犯糊涂难道这是我性格的误区？看来爱情只是一种感受，真是很难用逻辑思维推一个道理出来。

街上的行人仍旧很少，连卖草莓的人也踏上了回家的路。我看着他们，知道我自己也该上路了……

深圳的遭遇对我来说充满了耻辱，还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悲惨呢？如果不是刘晓庆把这件事写进她的书里，恐怕我不会跟任何人谈起这段往事的…

那是我三十六岁的本命年，一个人一生中有几个本命年啊，有几次系红腰带的机会？这是我的第三次。

第一次本命年的时候，我可能还不知道人间的滋味；第二次我还是个军人，不知道要系红腰带；第三次，当我已经希望用红腰带拴住我的运气的时候，却遭遇了这样一场屈辱的经历。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也许是上苍慷慨的施舍，是孕育作品的土壤，可是，它太苦涩了，它会在你心里留下那永远都不能痊愈的疤痕。

我不愿意再往深处想，可是另一个念头却在我头脑中越来越清晰，这个念头就是两个字一一活该！难道真是自作自受？当年我又如何？难道这不是自食其果吗？

回想我经历的两次婚姻，我给自己定下了双重的道德标准。当年我拆散自己家庭的时候，抛开了所有的传统道德观念，认为自己是为了神圣的爱情，是进步的，是反封建的。我自喻为“反封建的斗士”，不管别人的死活，上不孝父母，下不管妻几，义无反顾如飞蛾扑火似地去追求，想到过给别人造成的痛苦吗？而今天，当我的家庭又面临崩溃的时候，我却站在一个巨大的传统文化书架前，不管是远古的还是近代的，凡是可用的道理、我都把它捡出来，作为自己的武装，又顽强地去和别人争斗。

哎！我对自己的双重标准、我对别人的双重标准真有点像现在的美国佬。这一点虽然在深圳时只是隐约地感受到，井没有想得很清楚，但现在细细想来，许多苦难对我来说真是罪有应得。用最解气的办法，就是指着自己的鼻子，用尽所有气力使劲大喊：“你一一一活一一一该！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我真的身无分文了

我真的身无分文了

回到北京，我一直在等刘晓庆约我去协议离婚。虽然朋友们一再说：“既然她不仁，你也可以不义，就不和她协议离婚。”可是，我知道这样不好，因为刘晓庆撤诉以后，六个月内是不允许再次上诉的，如果我不同意协议离婚的话，不就真的像刘晓庆想的那样，我骗她了吗？所以，我还是打算和刘晓庆协议离婚，做到仁至义尽。只是不知为什么，刘晓庆却一直也没有跟我联系，大概她也觉得无颜面对我这个被赶出家门的丈夫吧。

媳妇走了就走了吧，本来走的就不是同一条路，如今分道扬镳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可我还是要面对满目疮痰过臼己的生活，只是。不时会有一些社会舆论来骚扰我内心的平静。

记得那时有一篇文章叫《刘晓庆休夫记》，哼！时代不同了嘛！丈夫也是可以休的了。

在那篇文章里她通过她的朋友反复地强调着一个问题：我的错别字，我到现在也不否认，可能写文章的时候还会出现错别字，可是，我知错就改。我知道，错别字还会继续伴随我一生，我也会不断地学习，也许世界上真的有那种从未不写错别字的人，我很佩服他们。

那时.北京电影学院的夜大学正在招收三年制的大专生，我报考了，一方面是想圆了我多年的宿愿，一方面也想跟刘晓庆斗一口气——你这个音乐附中的学生充其量不过是个中专生。我从夜大毕业以后，就是本科生了。现在想来那时的心态有些可笑。学问的多寡不仅仅是由学历来判别的。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将来我在事业上的崛起需要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理论，而这种获得不能期盼某一天房檐上会掉下馅饼，只能靠自己孜孜不倦地积累。

虽然夜大学并不如真正的本科生光彩，但是自学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记得后来我常常跟我的同学说，“大家挺起胸来！我们是夜大学，但没有关系。是时代使我们错过了上大学的年龄，我们还是好样的，你们看，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就是夜大学毕业的。

这里面当然也有自我安慰的成分，可是我仍为自己能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一下而高兴。

在我忙于准备考试的时候，赵雅氓来到了北京，并约我出去吃了一顿饭。

隔着餐桌看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许多话涌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还是那么善良，虽然好多年前就预言的故事结局已经被事实验证了，可她却没有半点幸灾乐祸的意思，也没有一丝埋怨。

她说，她的一个同学邀请她到日本去留学，她要走了，只是，不得不把孩子留给我。

好吧.这正是我巴不得的。我很感激她，因为在当时，我的儿子已经是我的唯一了。有儿子伴在我身边，那苦涩的日子可能会过得容易一点。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香港的一家出版社来了一封约稿函，又三顾茅庐，希望我写一本关于我和刘晓庆婚恋到婚变的书。这么算起来，我现在的这本书已经迟了九年了。

港方许以重金，这对于当时囊中羞涩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诱惑。怎么办？

正当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谢大哥。认识谢大哥是通过他的妻子樊大姐。还在我和刘晓庆热恋的时刻，樊大姐就是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许多关于我和刘晓庆相亲相爱的报道，都出于樊大姐的手笔，她所写的都是她亲眼目睹的事情。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我是他们家的常客，樊大姐和谢大哥经常充当我的忠实听众。也许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自始至终目睹了一个男人悲哀的境地和受屈辱的无奈。

要说了解刘晓庆和我的，莫过于樊大姐了，她的材料可能比任何人都多，因为她是我和刘晓床共同的朋友，几乎成了摆在我和刘晓庆之间的一个双面镜，那边照着刘晓庆，这边照着我。

后来，有人曾劝樊大姐把我们俩的事写出来，可是她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从来没有避讳过我，所以不管我知道多少，我也不能出卖朋友。

也就是樊大姐这种做人的道理和谢大哥的谈古论今、语重心长，使我在当时打消了出书的念头，如果不是刘晓庆的那本《自白录》，也许这些故事永远会埋在我的心底，然后和我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消逝。

为了参加考试，我，不得不忙于补习功课。托朋友从北京师范大学请了一个学生做我的辅导老师，她补习得很认真，我的底子也不错，所以很快就不再需要她帮助补习了，但还有地理、历史……好多东西都要面对，即使是神圣的教育也需要金钱来支撑的。而我已经拿不出给老师的授课费了。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那十二万元的存款，那笔钱我一直没有动，即使是在打官司最需要钱的时候，我也没有打它的主意。虽然那是我和刘晓厌最初走穴挣的，存钱的也是我，但存折上写的是刘晓庆父母的名字，要动也要等协议离婚以后再动，所以我一直把那个存折放在那里。可是，现在我太需要钱了，我个能拖欠老师的补习费。

别无办法了，于是我开始打那十三万元的主意了。

我知道，取利息只需带上存折就可以了，现在我经济这么窘迫，只有取出一些利息来先解燃眉之急，等将来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再从我的那一份里把我取出的部分扣除好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来到了银行。

一看到我的存折，银行里的服务小姐就凑在一起议论开了。过了一会，一个小姐过来对我说：“你怎么才来呀！钱已经被刘晓庆取走了。

一下子，我呆住了。怎么？她把钱取走了？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跟我打呢？

这是我们俩的钱。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没有动它，即使在我几乎身无分文的时候也没有动。为什么？我知道那里面有你的一半，我没有权力私自动用它。可是，你却又一次背着我把这笔钱全拿走了，而且，还在你后来的书里说我动过这笔钱。其实，你只要算一下利息就知道我到底动没动过了。

一下子，我想起了很多很多。

我想起了你曾经问过我，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先保护你还是先保护钱，当我回答保护你的时候，你还说不对，应该先看好钱。当时我只不过觉得这是一个笑活、可它确实早已暴露了你很看重钱的禀性。我曾经为此说过你，你还说什么“即使你为了钱，这钱也有我的一半，也是为了我的钱”。

我想起了，当我们和你的大表哥一起谈论最初的一万元钱时，你说过的话一一一“这钱也有他的一半”。即使是在一九八八年我们闹离婚之前，你还重复过同样的语言。可是在你取走这十三万元的时候，一定连想都没想过这些活。

我并不想占什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