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那一半。我不想要你的钱，可是你不应该把我的钱也拿走了。

在后来打官司的过程中，我总是遇到这样尴尬的境地一一一法院总是不停地问我，你有什么证据？

他妈的！我没有证据，一点证据也没有。如果一个人的良乙都不能出来作证的话，要证据又有什么用处？

善良的人怎么会在两情相悦的时候为后事准备证据呢？可是如果没有证据，又怎么能证明你的话是真的呢？想到留证据的人未必会用得上，需要证据的人常常不会留有证据。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吧。

过了几天，刘晓庆找了两个律师来见我。

哼，对于那两个律师.他们的名字我根本不想提。我只知道，有些人太可怜了，他们也许一辈子的“伟业”就是替刘晓庆打了这场官司。其中的一位还就我和刘晓庆婚姻的故事写了一本书，对于那本假话连篇的书，我只有嗤之以鼻。曾有朋友劝我对书里面的恶意中伤起诉，可是，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和他们对簿公堂？不值！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我找了几个朋友凑了些钱，把该还的账都还清了；下午，就和朋友们一起去洗印厂的游泳池游泳去了。

在游泳的时候，突然有人告诉我，刘晓庆今天晚上要去棚里录音。听了他的话，几个朋友的目光一下子转向了我。

其实我去不去在两可之间，蛇口之行己使我再也不想见她了，但我还是想当面问她一句：你怎么把我的钱也拿走了。我想看看刘晓庆在听到我这句问话之后的表现，会不会睁着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撒谎。人都是有两重性的。背着当事人瞒天过海的本领谁都不缺，可是当面撒谎却需要智勇双全。我想知道。刘晓庆到底是哪一种人。

朋友们都看着我呢，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要去，因为我是个男人，况且，在大庭广众之下看自己的老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自小我就不缺勇气，我的那个英雄主义又在膨胀了，这回当然也不能让人小瞧了！大丈夫也是被激出来的。

大家照样看着我，一个人慢慢他说：“刘晓庆可能会带着保镖。”

刘晓庆的保镖是姜某通过他父亲的关系找到的，是北京武警一中队的。本来刘晓庆想让厂里出面去找武警的，但负责法律事务的陈某某却一口回绝了她：厂里的职工到厂里来生产还需要保镖？这种事情没有任何条例可循。你说你人身受到威胁，可以去找公安局，武警又有什么理由出面呢？再说，这种要求本身就是过分的，你带保缥，他也带保镖，厂里的正常生产怎么进行？

由于陈某某坚持原则，刘晓庆想通过厂里找武警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了。那么，她找保镖完全是一种私人行为。法律在一步步健全。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经“健全”到可以私自找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来保护个人人身安全的地步了。

既然她请的是武警，我更不必担心了。我虽然只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我知道，武警的入伍教育里很重要的一项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的武警怎么能打人民呢？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比三

—比三

那天晚上，我真的去了。

在走廊里，我就被厂长和导演室的头头拦住了，他们一起劝我不要干扰刘晓庆工作。

我哪里是来干扰刘晓庆工作的？我不过想来跟我老婆说几句活，解决一些家里的事，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与你何干？

门口果然站着三个武警，虽然他们穿着便衣，但还是瞒不过我这个曾当过侦察兵的眼睛。即使是那个时刻，我仍旧不相信武警会打入，他们是没有权力介入这种家庭纠纷的。

可能我的到来还是使工作有了一点紧张气氛。

我是电影厂的导演，我深知这一点。一般录音室在工作，棚里在录音的时候，我不会到现场去的，这太没有职业道德了。我自然也不会在人家工作的时候去找我的老婆，何况我找我老婆只是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一直在外面等。

没多久，从周围人的面部表情可以感觉到，刘晓庆出来了。

刘晓庆果然出来了。她低着头往外走。

“唉.刘晓庆。”我很客气地叫了她一声，她却装着没听见。

如果当时她停下来点头跟我打声招呼，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她没有理我，这使我越发下不来台。我连忙跟着她，冲她说：“刘晓庆，我找你有事。”

她还是没有理我，照样低头往外走。这时，那三个武警已经成环形围在了她的身后。

我想拍拍她的肩以引起她的注意，没想到她竟然回过头来冲我“哇哇”大叫，那样子……哼！跟她上次从卫生间里出来冲妈妈喊我要杀她时一样。她这副样子把我也激怒了，我不由自主把拍她的动作变成了去拉她的手。就在这一刹那，三个战士都向我扑过来，拽着我不让我动。就在这当口，刘晓庆向门外跑去了。

突然的变化、突然的事件使事情突然升级了，刘晓庆的突然奔跑更使我想把她拉住。那三个战士都不是我的对手，我轻易地摆脱了他们，朝刘晓庆冲了过去。也可能，我这一冲，使刘晓庆又感觉到她的“生命受到威胁“了，她一直四处宣扬我要杀她，大概这一回真觉得我要杀她了，所以她装出更慌张的样子，跑得更快了。

战士们也很迅速，他们毕竟比我年轻，在我刚跑到刘晓庆跟前的时候又把我拦住了，这个“拦住”里已经有了暴力成分，出手很重，而且已经手脚并用了，反正，阻止我是他们的目的，手段他们也就不在乎了。他们三个人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拽我、拉我的上衣、拉我的胳膊……在我对面的正好是那个中等个子的，他伸手来抓我的手。

我也被激怒了，那时，几乎是出自本能，我使出了擒拿术中撅腕这一招，我一手抓住他的手，一手拿住他的腕子。就在我准备用力的那一刹那，我清醒了：他们不过是战士，是受命于领导，我的事情和他们无干，基于这种想法，我只是轻轻地使了一点劲儿，但这足以让那个战士“啊”地叫了一声，松开了手，从此退出了三人的围攻。

面前的路让开了，我又向刘晓庆追了过去。

没跑几步，那个矮个子一个“由后抱膝”扑过来，双手抱住我的小腿，把我扑倒了。这时，那个班长样子的人也冲上来，使劲拉住了我。

我从那矮个子战士怀里抽出右腿，在他肩上狠劲一蹬，他松开了手，我趁机爬了起来。这时，那个班长冲到了我的面前。不容细想，我又本能地用左手擒住他的喉咙，同时提起了右膝。凡是受过训练的人都知道我的企图了，他已经受制于我，用不着左右开弓，左手。右膝随便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足以使他丧失战斗力了。可是，我还是收住了手。

他们并没有任何感激我的成分，还是一个劲向我扑来，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刘晓庆就已经添油加醋地把我夸张成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徒了。

这时。刘晓庆已经跑到门外去了。我禁不住有点恼火。

武警似乎也被我的行为激怒了，战斗的意志更加旺盛。

北影厂许多围观的人这时也看不下去了，纷纷过来拦住武警，可他们还是冲了过来。

我真是有点不耐烦了，一手抓住那个班长的肩头一扯，同时脚底下一绊，他摔了个跟头。

当我摆脱了武警追出来的时候，刘晓庆已经不见了。武警们也跟了出来，和群众吵吵闹闹着。在外面，我们又叫骂起来。骂的是什么如今也记不清了，反正激烈的言辞又把双方逼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我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住了那个班长的喉头。现在，只需两个指头稍向里一用力、他就残废了。

可是，这一刹那间，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战士不就是十几年前的我吗？

这个想法使我又一次收住了手，只是用虎口把他的喉头往后推了推，他就已经喘不过气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小心伤了他喉部的软骨，他这一辈子都好不了。

接下来，只是叫骂，再没有交手。

也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她之所以不想见你，是因为她没有脸面对你诚实的眼睛，她可以跟别人说谎，却无法对着你撒谎，那么剩下的只有躲开。造成她叫武警把你打了这种结局，不是她的本意。她本来只想威吓你一下，没想到你小子浑劲上来，倒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

不管怎么样，我和刘晓庆之间的关系已经急转直下。现在，夫妻做不成，朋友也做不成了。谁会要这样无情无义的人做朋友呢？

好了，既然这样，事情也就简单了。厂里一方面出面请了武警；一方面通过方方面面的人来调解我和刘晓庆之间的关系。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六月二十丸日。

厂法律顾问陈某某来电话。

陈是反对请武警介人家庭私事的，但迫于厂里的决定，也没有办法。他打电话来通知我这件事，还说，他已经当面问过刘晓庆为什么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钱全取走了。刘晓庆当着他和聂某某表示，她知道这些钱里有我的，之所以提走，是怕我用这些钱来跟踪她，所以她先提出来，到时候再还给我。

本来这件事有陈某某和聂某某两个人作证的。可是后来在法庭上，这种罕见的有证人的证据也不能被承认。

陈某某还来电话通知我，在七月四日的厂委会上，由厂方出面为我和刘晓庆调解。

那一天刘晓庆如约来了，当着副厂长宁某某和法律顾问陈某某的面，我们谈了很多问题，当然也包括财产问题。

刘晓庆的谈法很直接。她问我：“你要多少？”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说，“现在不是我要多少的问题，而是首先应该确认我们家里的财产有多少的问题。如果我要的话，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对我产生误解。有两点：第一；我并不想要全部财产的一半；第二，你的金银首饰我一概不要，那和我没关系，现在我们俩应该谈一谈我们家里究竟有多少财产。”

刚刚谈到财产问题的时候，刘晓庆还没有回避。可是，当我每次都清清楚楚他说出家里有多少钱的时候，她的情绪又开始变得焦躁起来。我想，那时她也许产生了一种被人剜肉的感觉吧。虽然到最后，刘晓庆恼羞成怒，谈话无法进行，但是，在她恼羞成怒之前，我们还是谈清了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

本来我和刘晓庆的这次对峙，厂里都是有记录的。按理这份记录应该能够成为法庭证据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还是不能成立。

总之那天厂方的调解是失败的。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两个混蛋，终于坐下来了。哼！只此一句话。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我和儿子

我和儿子

我知道，又要法庭上见了，因为再过半年，刘晓庆又可以上诉了。这时候，由于赵雅氓已经出国留学，儿子也被送到我身边。我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段事情。

七月十四日。

儿子来了，一切都放在一边吧。

冰箱里空空如也，给儿子吃什么？口袋空空。

哎！千万不要失去勇气，不要忘了，你是一个父亲。

我的儿子悄悄长大了，如今已经七岁了。他很乖，常常默默地看着我，一句活也不说。我努力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想把我这么多年来欠儿子的都赎回来。

我给儿子讲那些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故事；和儿子一起坐在北屋的地毯上看月亮，把儿子搂在怀里教他唱歌……

儿子腼腆极了，和小时候大不相同，记得那时他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有一大堆节目，怎么也演不完。可是如今，儿子几时的那种天真快乐已经烟消云散，怎么也找不到了。不知道是儿子长大的缘故，还是因为我这个爸爸对于他太陌生了？

我努力想把儿子那种活泼劲恢复过来，他也放松了许多，靠在我的怀里，嘴里咿咿呀呀地跟我哼哼：“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船……”

现在，儿子还不懂得阿娇是什么，但似乎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其中的意境，我们在洒迸屋子的月光底下摇摇晃晃，想像着月光下的那条小船……

阿娇没有了，儿子还在。

每当儿子在我的歌声里安然人睡之后，我都会把他抱到那个大床上，替他盖好被子。这时候，白天已经被忙碌挤掉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在眼前展现。此刻，这许许多多对于我来说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厌恶”。我竭力想躲开，躲到儿子给我带来的那份血缘的安宁中。

那天下午五点十分，几个朋友正在家里聊天，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儿子跑到厨房叫我：“爸爸，爸爸，您的电话。”

我连忙跑过去，一拿起电话，我就听出是谁了。“你是谁？”我故意问道。

那边半天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