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彻底破产。从我卷进五四运动的潮流起，整整三十年离乱，今天才感到了光明和温暖。胡兰畦把我背在背上，欢天喜地走出“牢门”。

这时，我才知道，5月17日下午4点半，我奉命到拉都路口曾郁文家联系吴淞安塞国民党海军起义的途中，在“息村”路口被捕时被房东12岁的女孩马华英看见，她飞快跑回家报信。这时，郭春涛正与共产党员何以端、徐大可等人举行军事策反碰头会，并筹备欢迎即将解放上海的解放军。他们得此消息，立即从后院逃出，使敌特扑了空。后来有消息传出，说是我在敌监狱中坚贞不屈，已被枪毙。由于事关重大，地下党组织已通过秘密电台向党中央报告。随后，我被暂送到祝医生家养伤。

不久，我收到了柳亚子从北京寄来的信。他在重庆从事民主进步活动时，我曾协助他做些秘书工作。他信上说：

亲爱的秦德君同志：听说你死了，我很难过。把我这难过的泪水，写好了一首悼亡诗。

宗风真衍秦良玉，

说部能开沈雁冰。

玉貌锦衣犹在眼，

秋坟向杰忍传灯。

东坡儋耳谄容误，

一妹南都血尚凝。

猛忆渝州初识面，

含光健侠气飞腾。

此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余年六十有三生朝，醇洒都门中山公园上林春，闻德君女同志噩耗作也。

柳亚子

亲爱的德君同志，又听说你活了，我很高兴，究竟是你在做戏，还是我在做梦？！……

重庆城头拱正气，

春申江畔受奇别。

雪肤花貌今无恙，

良玉云英并擅名。

我非常感谢柳亚子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只是为什么我能死里逃生，这对我也是个谜。上海解放的前夕，敌人滥杀无辜，怎么肯放过我这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呢？

后来，从匪特周洪宾的坦白交代材料中才了解到一些情况，材料中写道：原以为秦“用刑后不能活了，预计送到警察医院就要死的。如能医好，则再提回追逼资料。在这紧张局势时解放了，退却时异常忙乱，把警察医院问题忘了，因而郭（春涛）夫人免了死难。”

原来如此！不是敌人发善心，也不是他们忘性大，归根结底是陈毅将军的进军神速，从屠刀下解救了我，我才得以死里逃生，迎接新的生活，迎接我的第二次青春。我不禁写下了一首小诗表达我的欢欣，我的憧憬！

第二青春

我是个山沟里的彝族姑娘，

痛恨旧社会的军阀豺狼。

不想功名富贵，

也没有寻找爱情。

怀着崇高的理想，

投进革命的浪潮。

三十年风云，

三十年战斗。

党的培养教育，

迸发着青春的火花。

魔窟深处剑胆烈心，

断头台上昂首挺胸，

要永葆那美好的年华。

新中国啊，朝阳普照，

继续革命奋勇前进。

向着社会主义，

迎接第二青春。

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第六部 晚霞

第六部 晚霞

一 飞来横祸

1949年8月，我和郭春涛奉召由上海来北京，参加新中国人民政协的筹备会议。我住进了北京饭店，并与从解放区来的大女儿秋燕会面了。她已是共产党员，在高等院校讲授政治理论。

9月，新政协筹委开会的前夕，齐燕铭在饭店的六楼大厅里，在民革、民联成员面前宣布，说是上海方面检举，说我在上海被捕后，叛变自首，破坏了党的很多地下机关，使许多党员牺牲，因此，撤销我的新政协筹委，也即第一届政协代表的职务。我那一颗热烈的为新中国诞生而跳动的心，顿时如冰块一样冷凝起来，寒彻骨髓。真是奇冤大祸呀！再看看四周的政协筹委们，他们的脸上像罩着一层霜似的，对我不再笑脸相迎，仿佛在说：“哼，叛徒！可耻！”

我开始受审查。我原本伤痛未愈，这时病情又迅速恶化，住进了北京医院。

我心中愤懑不已，总想依靠组织把事实真相弄清楚，还我清白。恰好当时统战部长李维汉因病也住进了北京医院。我请求他将我的问题调查明白。他要我先安心养病，问题以后再说。

1950年3月，我的病好一些，中央统战部指示我到上海，找潘汉年解决问题。潘汉年当年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解放后是上海市副市长。我即去了上海。5月中旬，潘汉年送我上火车回北京，说是我的结论材料已送北京了。6月30日，中央统战部送来了抄转华东局统战部的一份文件，我来不及拆看，把它放在荷包里，因为我是在北京医院郭春涛的身旁，他，已处于弥留之际了。

郭春涛在全国解放后，先是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由于他的才能和一贯的表现，备受重用。由于任务紧迫，常常深夜伏案工作。那时他已有尿血的症状，但自己却顾不得去看病。1950年的“五一”劳动节，春涛出席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淋了雨而发了高烧，才住进北京医院。确诊为膀胱癌，已是晚期，回天无术了。

郭春涛临终的前夜，医生刚叫我回房休息，接着护士就来叫我，她说：“郭同志哭了，要我来叫你去。”我一去，郭春涛紧紧捏住我的手很沉痛地断断续续说：“不堪回首……我，悔不该当初没听你的话，没有加入共产党，我幻想做党外布尔什维克，还拖你的后腿，我对不起你……”说着放声大哭。

解放前夕在上海的三年艰苦岁月中，吴克坚找郭春涛几次谈话，说上面指示他启发郭春涛的觉悟，争取他入党。郭春涛从法国回国后，曾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也许由于他后来的清高吧，他回答说：“我要做党外布尔什维克，对于党的事业的贡献，不亚于党员，而且还有更胜于党员者。”上海解放前夕，斯大林来过电报，赞扬他协助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作，对于取得中国革命胜利贡献很大。郭春涛因而十分得意。

“现在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劝慰他说：

“过去的事情，别提了。你的病会好的，别着急，别太耗精神。多休息，多安静，复原得更快些。”

这以前，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曾往医院探望，并建议送苏联医院，郭春涛婉言谢绝。

30日下午3点，周总理，李维汉秘书长，齐燕铭副秘书长，还有廖承志等好多人都来看望，我一一告诉郭春涛：

“总理来看你了，李秘书长来看你了……”

他舌头僵硬，说“朋友啊！……”接着溘然而逝，终年52岁。

周总理叫人找来摄影师，让我站在遗体旁边拍了照，并拉着我的手，沉痛地说：“他是累死的。”

总理走后，我想起统战部的抄件，原来是华东局统战部给我做的结论，否定了对我的诬陷。其中写道：“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蒋匪帮逮捕后，虽受刑讯，对于她所知道的中共关系、民革关系及其民主人士的关系，并未向匪特吐露，这是很好的。因此，不能得出结论说，秦德君被捕后有政治叛变行为。”

终于得出了公正的结论，还我本来面目！我看了结论，热泪滚滚而下。

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何香凝、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47人组成了郭春涛的治丧委员会。追悼会上，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周总理致悼词，肯定了他为革命作出的贡献。由国务院和民革安排，葬于“万安公墓”，碑的顶端刻了红五星，碑上刻着周总理写的“郭春涛先生之墓”。

过了几个月，我被安置在教育部参事室工作。

1954年我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直到第七届。教育部参事室撤销后，1959年我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1967年10月我再次沦为阶下囚。

二 秦城女囚

十月的黄昏是美丽的。斜阳把它金色的裙据轻轻撒开，温柔地披在窗棂上，凝绿的树影临窗摇摆，窗玻璃反射的柔和光晕攀着淡青色的墙壁闪动。最艳的是天空，一抹绚烂的云霞，把床铺、衣橱、沙发、桌椅镀上了一层玫瑰红。我疑惑，是希望的神灵姗姗降临，把温暖送到这1967年阴冷的世界我的房内了吗？我怎么没感觉到一丝温馨呢？

我只觉得屋里仿佛弥漫着一团团亮晃晃的光雾，无数细细的光芒刺向我的眼睛。我昏沉沉迷糊糊，疲倦不堪。几天前，我趁着北京明媚美丽的秋日，在陶然亭湖畔缅怀先烈，重访革命遗迹，可能就在那儿吹了风受了寒，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头痛咳嗽，已有两昼夜咽不下睡不宁了。

突然“嘭嘭”一阵响，乱脚踢开了门，闯进一群气势汹汹的人，被我从床上抱起，拉拉扯扯，塞进黑色小轿车，向西狂驶，左弯右拐风驰电掣。

“往哪儿去呀？”我问那押解我的两个便衣。

“公安部。”

“去公安部干什么呀？”

“你晓得。”

我心想：“晓得个啥呀！”

天渐渐昏暗了，东西南北分不清。道路两旁，树林成荫，一闪而过。黑轿车到了丛林深处停下来，我被拥进一座花岗石建筑物里的拐角露天大树下。由一个女的动手剥下我的衣服后，他们给我一件黑布单裤，裤腿长得拖在地下好几寸。没有裤带，不用双手提起裤腰就不能开步走。

我心里纳闷，这儿黑乎乎的是什么地方？

忽然一声吆喝：“走！”我提裤腰，跟在引路的女人背后，在昏暗的路灯之下，左一弯，右一拐，不辨东西，不准抬头张望，但用眼角瞥见灰蒙蒙的三层楼房，一排排的，密密麻麻。

走得我晕头转向，脑胀得厉害，又进到一个黑洞洞的双扇大铁门里，楼梯四周围着粗铁丝网。一层，二层，上到第三层，向右转进一甬道，过了一个门，两个门，不知走过了几个门，便停留在一间敞开着的小房间门口，那个引路女人，瞪了我一眼，将我一把推进去。

“这是拘留所，”女人说，又手指门外走来走去的武装说：“那是解放军，要听解放军的话呀。”

长方形的小房间里，靠墙有个七八寸高的木板床，板上一条薄褥子和一条薄被子，没有枕头。我困倦极了，随身躺下去，没有思想，也没有梦。等到苏醒过来，又是大白天了。

在这间宽两米有零，长五米左右的囚笼的屋角边，套一间更小的房间，仅容得一只水泥坐桶，没有水箱，没有盖子，紧挨着坐桶还有个水泥脸盆。坐桶背后墙壁上有个洞，墙约有两尺多厚。洞的里面有个一尺大圆洞口子，外边是茶杯大小的小口子，盖上玻璃片，又在玻璃片上加个铁板圆盖，一有什么响动，外面的便衣看守就“咣啷”一声把铁盖打开往里扫视。

我拖着发烧的身子站起来，在这所谓“拘留所”的斗室里走个来回，又坐下来，低声哼唱：“我好比笼中鸟……”

我犯了什么罪啊？万想不到新中国建立了18年之后竟做了阶下女囚！是做梦吗？

“牢门”哗啦啦又打开了，外面传来一声：“走！”我就提起裤腰迈出牢门，左一弯，右一拐，进了一间房。房正中摆着审讯人的长条桌，桌前有一个给囚犯坐的圆凳，又叫做股凳。

审讯台上五个人，正中间是个年老的，身穿深蓝色呢制服，两旁四个穿黄绿色军装的。

“老实交待，解放战争三年在上海搞了哪些投敌活动？”

“抗战八年在重庆的反革命罪行！”

“在日本干的什么？1930年8月回到四川的反革命活动！”

“1927年‘四一二’以后跟沈雁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