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平就是秦德君的化名。按照叛国罪处以死刑！”这个判决的宣布，使屋子里的其他人都一齐震动起来，不约而同地向我投过一瞥同情的眼光。

我仍然安静地坐着，死，我并不感到意外。遗憾的是我未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目睹这批美蒋走狗的可耻下场。

可是特务们并不就此甘休，继续想办法摆弄我。几天不见的姓孙的司机出现了，只见他在屋角和一个三角眼的特务，交头接耳说了些什么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姓孙的端了一碗面条汤到我面前，厚颜无耻地向我探询胡君健（郭春涛的化名）的下落。我恨不得端起那碗面，一下子打碎他的狗头，可是我连抬手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只能劈头盖脸地臭骂他一顿。姓孙的一下又不见了。我也懒得再去理他们，仍然静静地歪着残伤的身躯靠在沙发上。特务们暂时没有再来纠缠我。据说毛森大发雷霆，骂他们都是饭桶，花了老大力气，抓一个女人来，什么东西也没搞出来。斥令务必严加审讯，弄到确切口供。还发命令说：“在未取得口供以前，谁把这个女人搞死了，就处谁的死刑。”走狗们深怕毛森惩罚自己，一直拖到傍晚时分，才又来折磨我。我这几天不得睡觉，也没有吃东西，委实虚弱得像瘫痪了一样。当特务拖我再一次施刑的时候，我已弄不清他们使用的是什么刑具，只听到嘈杂的人声里说什么“老虎凳”，只觉得一双大腿被捆在木板上，接着便天旋地转起来，失去了知觉……

一陈冰凉的感觉，我又如恶梦初醒，原来特务不断地在我身上浇冷水。我发觉自己已直挺挺躺在地板上，左边是堵墙的墙角。隐约地听到特务们说：“死了吗？哇！省下一粒子弹。”又听有人说：“赶快签呈申请送警察医院急救，万一救不过来，就报病亡。”我恍恍惚惚觉得好像有人在摸我左手的脉搏。一阵忙乱的脚步声来到我的身旁，有人用皮鞋尖，一边踢一边自言自语：“死了吧！”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身子在移动，原来是几个人把我身子底下压着的地毯四角提拢来，像拖行李卷一样直往外拖。拖出门，又拖上电梯。一阵颠簸，我更加恍恍惚惚的了……

十一 歌唱第二次青春

一只细嫩的手老是在抚摸我的嘴唇和鼻孔。我是躺在棺材里吗？当我勉强睁开眼睛，才知道自己躺在一张提架式的软床上，身旁还站着一个美丽的白衣姑娘，头上戴着三角白帽，浓浓的卷发披在肩上。我想问话，但我那麻木的嘴唇却不听使唤，舌头硬得动弹不得。大概是我的疑虑和询问的眼光，使这个白衣姑娘低下头来，凑近我的耳朵，秀秀气气地对我说：“这是急救车，我是接你到医院去的人。安静些吧，就要到了。”

急救车发狂似的奔驰了一阵，忽然停了下来。几个人围上来轻轻地把担架抬下来，又转了几个弯，抬进一间有几个白衣大夫的病室里，接着把我搬上手术台。一个年纪稍大的大夫说：“上头的命令，限定四天送回活人。赶快打强心针……”

大夫们反复检查了我的身体以后，又把我放回担架上。几个人把我连担架一齐推进电梯，升上了高楼。又把我安放在一间病房里。接着跑进一群女护士，把我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换上一身白布绣有红线号码的囚衣口裤。过了一会儿，又来人给我满身所有的伤口敷上药，盖上纱布，贴上橡皮膏，还往我嘴里灌药水。等我完全清醒的时候，这群护士早就不见了，只有在另一张病床上坐着的一个姑娘，披头散发，面色苍白，约有二十来岁，长得很秀丽，她身上穿的囚衣和我的一样，都破烂不堪。当看见我已经睁开了眼，她就慢慢下床来，充满同情地看着我。我发现她的行动很困难，仔细一打量，原来她是一个将要分娩的年轻妈妈。我问她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她俯下头来，用一口安徽南部的方言对我说：“好姐姐，这里是提篮桥警察医院，离四马路警察总局有二十多里路。这里名为医院，实际上就是特种监狱，到了这里，就等于进了鬼门关啦！”这位未来的妈妈，朝着那嵌有柳条形的铁柱、外面又网着铁丝的大玻璃门，用手指着说：“我们这里是五层楼，关在这楼上的都是政治犯。好姐姐，这年头做政治犯，死了也光荣。我这是第二次进监牢了。”我这才知道自己是被送到警察医院来了。

黄昏时分，铁门“砰”的一声打开，有个男人给我们送牢饭来了。我已经四天四夜没有见过饭了，确实饿得心慌。这位好心的姑娘急忙端起饭来喂我。但是我怎么也咽不下去。这饭里既有谷子、稗子，又有沙石和糠壳，又霉又臭，令人作呕。那位年轻姑娘眼圈发红，十分关切地说：“好姐姐，勉强喝一点稀饭吧，看你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她扶着我挣扎起来，我勉强吞了几口稀粥，又躺下来。两条大腿已由紫黑转变成腊黄色，肿胀的肌肉也渐渐干瘪起来。全身疼痛，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呻吟了一整夜。

天又亮了，一群护士跟随着一个大夫走进来，给我换了一回药又走了。两扇网着铁丝的又厚又大的玻璃门“砰”的一声关上，还加上了大锁。趁着屋里没有看守的时候，我用心地观察周围环境。刚才大夫进去的两扇大门，除了一层玻璃门以外，还有一层柳条形的铁柱子，在铁柱以外还有一层粗铁丝网，三面朝外，都是玻璃窗，窗的装备完全和那两扇大玻璃门是一样的“铁窗风味”。长方形房间里，床头对床头地摆着十八张病床，中间有一条宽宽的走道，床与床之间有一个茶几，茶几上都有一把白瓦壶，一个茶杯，床上铺的白布床单、白布枕头，不但已成灰色，而且又脏又破。还有一床盖的深灰色毛毯，也是如麻袋般掉了色，还发出难闻的臭气。

同屋那位好心的姑娘，把她的枕头、被毯、用具等等，都搬过来，在挨着我的那床上，和我并头躺着。我问她那么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也到了这个人间地狱。她很兴奋地向我谈起她的经历。“我叫丁德华，苏州人。我的丈夫刘俊臣，安徽人，他是共产党员，他本来姓解，在京、沪、杭一带做地下工作，是军事方面的，被叛徒出卖了。三个月前，我从苏州给他送衣服到上海，走进家门，正闯上特务在抓他，结果特务就用一副手铐把我们俩铐在一起，抓进了黄浦第三分局。”她说到这里很难过地低下头，沉默了一阵，又抬起头来说：“我的丈夫是在八十多名准备起义的警察人员被集体枪决以后，才提出去杀害了的。他是被几个人抬出去的，因为上过几次老虎凳，两个膝盖骨都还不了原了，不能行走。他临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对我说：‘别着急，我还会回来的。’其实他何尝不知道，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同号的难友们怕我受的刺激太大会流产，才联合要求把我送到这里来的。”说着说着，她喉咙哽咽，泪珠儿滚滚。

她缓慢地在我们两床中间，双手捧着隆起的肚子踱来踱去。我望着她那因严重缺乏营养而变得蜡黄的脸庞，鼻子直发酸，不由得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是的，这些灭绝人性的家伙，不仅夺去了她的丈夫，也夺去了未出世的孩子的爸爸。

丁德华姑娘端起一壶凉水在嘴边喝了一阵，又斟了一杯凉水来喂我，然后又断断续续告诉我她离开黄浦第三分局前夜的情景：“我丈夫被杀害的那一个晚上，特务又把我提出来，要我写遗嘱，威吓我。他们在黑夜里拖着我绕了很多黑巷子、小夹道，追问我还有些什么人与我丈夫有联系，我说不知道。我原以为自己会被他们杀害在黑巷子里咧，谁知道又把我拖回来。天亮以后才把我送到这人间地狱来了。”

我们正在谈话中，远远传来一阵密集的大炮声。丁德华激动起来了，她对我放开嗓子说：“大姐姐，敌人欠我们数不清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他们偿还！”对！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

窗外又传来阵阵炮声，隐隐约约还夹杂着枪声。在黑暗的魔窟里，我仿佛看见一线亮丽的曙光。

5月25日这一天，是我来医院的第四天了。特务们在这四天不让我死去，为的是继续拷问我，在处决我以前，再从我身上榨取些情报。但是四天过去了，国民党警察局不知为什么还没有来要人。好心的丁德华为我提心，暗地里不知已哭了多少场了。

我知道，自己已是被反动派判处死刑的人了，逃脱不了厄运。但是我的心很坦然，很平静。我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我感到光荣。我一生颠沛流离，历尽沧桑，但始终向往着革命。我的引路人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是我的光辉榜样，我要像他们一样，从容就义，连眉头也不皱一下。

正当我躺在这名为医院实为监狱的病床上，左思右想时候，陈毅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终于在24日傍晚进抵上海市区徐家汇。当晚9时占领了常熟路国民党警察分局；午夜1点进入四马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警察总局。25日黎明4点钟，苏州河以南已全部解放。被黑暗笼罩了100多年的上海，现已大放光明！600万上海人民欢腾起来，到处是欢歌笑语。虽然在四川路桥、闸北、提篮桥、杨树浦这些地方还有小股国民党军队企图作最后挣扎，但已是螳臂当车，无论如何也挽回不了他们覆灭的命运了。

25日上午8时，医院里照例送来霉米掺砂石、稗子、糠壳的“八宝稀粥”和夹着泥沙的“雪里红”，份量似乎比往日多了一点。中午时分，警察总局还没有来提人的消息。午饭时的黄豆芽菜里破例漂浮了几点油珠。我仍然勉强地只喝了很少一点稀粥，把那一点点“雪里红”和黄豆芽都省下来给那怀孩子的难友。丁德华今天似乎特别兴奋，竟然增加了食量。

厨房老司务破例自己上来收碗，他热情地把我的床搬到墙角边去，说这样可以免得中流弹。他悄悄告诉我，外面乱得很，苏州河以北到提篮桥一带正在进行巷战。啊！解放军已进入上海市区了！真是神兵从天而降啊！我侧耳细听，果然有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传来。我的心猛跳起来，这些天来我像个冻僵了的人，现在才又解了冻，重又感到世界的温暖了。

那个往日神气十足的白衣大夫，一出现，就弯腰打躬地向病人道歉说：“我姓屠，对不起，因为马路上拥挤得很，所以来迟了。”

那个送开水的工人借添水机会，悄悄地对我说：“今天清早4点，上海市区就解放了。警察总局也被解放军接收，我们院长已经接到那边来的电话，但是还有一股从吴淞退下来的国民党败兵，有300多人冲进这个医院里来了，院长不准那些败兵上五层楼。他们是新从台湾调来的，还不知道这五层上有你们‘政治犯’呢！”

那一群女护士也进来了，她们变得十分和气，将我们被剥去的衣服都送了回来，还好意地说：“警察总局有电话来，请依放心，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依回去。”

虽然提篮桥这一带还没有最后解放，楼下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残兵，可是人民解放军的威力已经伸展到上海全市了。我周身势血沸腾。丁德华狂喜得把我背起来，让我从窗口眺望这解放了的新上海。原来这五层楼外面是多么辽阔啊！前后左右都是宽阔的大马路。马路上正乱哄哄地走着一些国民党败兵，有的倒背着枪，扯着白旗，有的戴着钢盔垂头丧气地走着，有的把军帽一脚踢出一丈多远。败兵队伍里还夹杂着一些穿军服的披头散发的抱着孩子的女人。马路两旁的市民注视着他们的狠狈相。可就在这五层楼脚下，还有一群至死不悟的国民党败兵架着机关枪负隅顽抗。枪声时起时伏，听来像是绝望的哀鸣。一直到26日晚上，在一阵密集的枪声以后，楼外才完全安静下来。

27日上午10时左右，一大群穿着整齐的医生、护士走到病室的大玻璃门外，像喊口号一样齐声高呼：“我们提篮桥，上午9点钟，宣布解放了！”我被喊声激动着，兴奋地猛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忘记了自己的遍体鳞伤，真想大声喊，大声欢呼。这间过去是那样的灰暗的大牢房，今天仿佛都充满了光明和生机。正在这时，丁德华忽然放声大哭：“上海解放了，我的丈夫没有了！”是的，胜利的得来是不容易的，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他们曾经作过多么严酷而艰苦的斗争，付出过多么重大的代价！

第二天，接我的人来了。首先走进房内的是胡兰畦和徐鹤轩。胡兰畦一跨进门，便赶快跑来把我抱在怀里，热泪盈眶，说：“解放军一到上海，首先接收了国民党的警察总局，我们就知道你还在这里，大概还活着。党的地下组织负责同志立即打电话，要警察医院的负责人保护你的安全。我们原听说你已经被特务打死了，又听说你已经被活埋了，还听说你已经被枪决了，我们正准备来寻找你的尸首呢。”她说到这里，又不禁破涕为笑。接着又有几个同志来了，大家异口同声说：“要不是解放大军进具神速，你可真正成了20万美金的牺牲者了！”

死里逃生，迎来解放，这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国民党的监狱、电刑、老虎凳、板子、灌凉水、活埋、枪决……去它的吧！陈毅大军，神兵天降，把我从屠刀下解救出来。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宣布了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