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大衣脱下来给我盖上。我睁眼一看，又是祝医生，他口里喃喃自语，其实是说给我听的。他说：“昨晚半夜三更的，我们全家都睡了，他们忽然来打门，说是找什么胡先生。据说是花园坊3号姓唐的说的，有个什么胡先生住在我的家里。他们五六个人把我的楼上楼下都搜遍了，何曾有什么胡先生呢？真是活见鬼哟！他们又拿出一男一女两张照片出来，问我认不认识，来看过病吗，我姓祝的在上海行医40多年，看过病的人成千上万，哪能个个都记得清楚呀！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抓起来，简直没有王法！”祝医生的一段话更增加了伪警的谈话资料。“嘿，赵主教路花园坊3号，也是姓孙的小子报告的，他说那个胡君健经常上那儿去，他们又派人在那儿盯了四天四夜了。”“南京退下来的这一群毛头小伙子，借咱们警察局来办案子，他们出去抓人，还要咱们的人一起去给他们助威，可油水是一点都沾不上的。谁愿意给他们卖力气呢？只不过敷衍罢了。”这时楼下传来一阵阵汽车喇叭声，一个伪警小声说：“喂！他们又大队人马出去抓人啦，格洋钿咱们没份。”

站在电钟底下的那一堆扒手小偷一直没有一个人敢哼一声。

我周身麻木，裤裆里有很多冷冰冰的血块和大小便。我觉得全身的疼痛并不集中在我的肉体上，而是集结在我的心里。远远地弄不清是从哪间房里传来刺耳的“噼拍、噼拍”的拷打声，同时夹杂着惨叫与怒骂。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刻，听得格外清晰，更加激起我对于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的无比痛恨！回忆几十年来，我曾经过数不清的惊涛骇浪，可是昨天这一幕对我来说算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我多么盼望活下去，能够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献出生命，难道不也是一种幸福么！想到这里，我顿时全身充满着力量，我决不怯懦和动摇，一定要坚持斗争下去。这时我的手脚虽已不能动弹，但我感到我的一双流血的眼睛却忽地一下子明亮起来。

我心里不断地默念着亲爱的同志们，亲人们的脸庞一个一个浮现在我的脑子里，我默默祝福他们平安地逃过敌人的搜捕。我又想起了小女儿，那即将失去母亲的幼女——秋桓，将来定会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希望你继承我的未竟之志，好好地为革命事业工作，为那些被敌人残杀了的革命先烈报仇。

我越想越兴奋，越发地清醒起来，再也不想睡，只是静静地坐着，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斗争。

5月18日黎明，特务们带着一群为生活而出卖青春的舞女，走进了窃盗科办公室，敌人强迫她们承认认识我，企图从她们身上找到些什么线索。其中有一个高个子，身穿着大花绸旗袍，她不住地抱怨着说：“金蝉太对不起朋友了，害得我也来吃官司。听说她利用一个大亨的关系，认识了个什么胡君健，她说她已经分配给那个姓胡的了……”她说得那么活灵活现，我可知道这又是狗特务们想出的新花招，妄图动摇我的意志。这群舞女花枝招展地在这个五层楼上，自由自在出出进进，时常从皮包里取出胭脂、口红来为她们那惨黄的脸蛋加工。她们尽是些在金蝉控制下的舞女、交际花，既显露出与特务警察很有交情的样子，又表现出一种可怜相。从言谈中得知，她们是姓孙的司机带领特务挨门挨户捉来的。我很自然地想到：“姓孙的司机交不了账，只好把金蝉的队伍拉来搪塞责任了。”

这个窗盗科办公室里，又进来一些陆续被抓的人。介绍我到马少荃家去住的蜀腴川菜馆主人徐鹤轩的全家被抓进来了。花园坊姓唐的一对青年夫妇也被抓进来了，姓唐的妻子本是徐鹤轩的女儿。待一会儿，息村的房主人马少荃也被抓进来了。窃盗科办公室被新抓进来的人挤得是满满的，小偷扒手们不得不另挪地方了。

当天大亮的时候，进来三个特务，把我抬到一个小间里。这一搬动使我遍体伤口疼痛难捱。接着进来一个小几岁的小勤务兵，帮我脱下装满屎尿和瘀血的衬裤。由于血肉和裤子粘连在一起，经他这一撕拉，痛得钻心。小孩眼见我那般疼痛难忍的样子，又是一双肿得水桶般的紫黑色大腿”吓得伸长了舌头，很久说不出话来。

这时又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腰里别着手枪。他扶我躺在一条长板凳上，脱下他身上的雨衣给我盖上，又把一个圆形凳放在我面前，将一杯开水放在圆凳上。他假意殷勤地对我说：“胡小姐，你要放聪明些，何苦吃眼前亏呢？你若还要顽固下去，苦难还在后头哩！”我不理睬他的花言巧语。他又用威胁的口气说：“反正你的那些同党是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干些正经事岂不更好？何必死心眼呢？”我本想不理睬他，但又不愿意听他胡说八道，就反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摇摇手表示不愿意我知道他的职务。我又问他：“你哪里人呀？”他居然很感兴趣地回答我：“苏北人，我姓乐。”“啊，你府上原来是老早就解放了的幸福地方。有一天这里也会解放的，到那时你就可以回老家罗。”我闭上眼不无嘲笑地说。这家伙还是啰嗦地说些什么，我不耐烦了，大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他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夹起尾巴走了。

那个小勤务兵告诉我，这人就是办理我的案件的刑警参谋乐震。

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群人，把我抬到另外一间正方形房间的沙发上。右边靠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一个形容枯槁的老特务，双手翻弄一堆文件，继而抬起头来，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又盯在我的脸上，然后慢吞吞地说：“金蝉是胡君健的又一夫人，他们合伙把你出卖了。你还蒙在鼓里，像他这样薄情负义的人，你还不肯把他交出来吗？”我心想：“敌人是想利用妇女的某种弱点来进攻，可是他们又找错人了，我们革命者的家庭关系，不是他们那些腐朽的灵魂所能理解的。”我有心和他们泡蘑菇，就顺口说：“我的丈夫既然如此，那个姓金的就应该负破坏我家庭幸福的法律责任！请你把他们找来，让我和他们面对面，评评理。”

那个脸皮灰暗的老特务，见我故意顺着他的话头扯下去，就东拉西扯地胡说一些问题出来，企图从答话当中找漏洞。最后黔驴技穷，只得把息村的房主人马少荃叫来，在这里，马少荃是惟一认识我的人。马少荃双手捧着肚子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假装肚子痛，始终不抬起头来。老特务忽然拉下面孔，拍案大声地说：“姓马的，胡小姐和你什么关系？快说！”马少荃抖抖战战地说：“胡小姐，她、她是蜀腴川菜馆老板徐鹤轩介绍给我的房客呀！”我说：“我不认识什么蜀腴川菜馆的老板徐什么，也不是姓马的房客。大概他有点神经错乱罢。”周围的特务大声吆喝起来：“混蛋！吊起来！打死她！”我还是装作不相识地问马少荃：“姓马的，你说我是你的房客，多少租金？有租约吗？拿出来看看。”

一群饿狼忽地一声又把我拖到昨晚拷讯我的那间长方形房子里来了。又是那个近视眼特务神气活现地审问我：“姓孙的给你们开车到过35个秘密机关。赶快把那些门牌号码和负责人统统交出来！快，赶快！”他又从卷宗里扯出一张四寸照片扔到我的面前。原来这是三年前的中秋节，在我过生日那天，和丈夫孩子在兆丰公园的一张纪念照。只听得近视眼特务追问说：“顾家弄的几号门牌？你是知道的啰！把你那孩子的短头发的奶娘交出来！”——短头发奶娘指的是胡兰畦。我心里想，这不过是从姓孙的司机那里弄来的含糊不清的材料而已，说明他们心里并没有什么底，便用轻松的口吻嘲弄起他们来。

特务见盘问了半天一无所获，只好又用他们的老办法——拷打。我的眼睛、嘴巴又被捆上了、塞上了。我的衣服又被剥光了。特务们这一次把我的一双大拇指绑在一块，用绳子吊起，使劲把绳子往上拉，于是我的脚就离开了地板，整个身子在半空中晃荡。特务用木棍皮鞭朝我身上猛抽乱打。当我被打得又快昏迷的时候，只听得特务们说：“打不得了，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哩！不能让她就这样痛快地死了呀！”这才又把我从半空中放了下来，又抬到窃盗科办公室的皮沙发上。特务们想在我身上找到党的地下组织的线索，使用了百般伎俩，结果落得一场空。

窗外轰隆隆的炮声传来，已经能听得很清楚了。陈毅将军的部队已浩浩荡荡逼近了上海郊区。敌人在这时候，更加疯狂地屠杀我们的革命同志。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规定每天固定的杀人时间：上午9时至10时，下午4时至5时。还有在这两种时间以外的，就是把整个人的身体连头一齐蒙捆起来，丢下黄浦江里。

敌人杀人杀红了眼，刽子手们一个个在这窃盗科办公室里进进出出，活象一条条疯狗。有一个青年特务，瘦小的身材，铁青的三角脸，腰里挂着手枪，手里托着一大墩白花花的“袁大头”，得意洋洋地走进来，狰狞地站在屋子中间，鼓起一双贼眼左顾右盼，时而又莫名其妙地发出古怪的笑声。他把“袁大头”哗啦啦一个挨一个地从这只手溜到那只手掌心里，反复地玩弄着，嘴里还嘟噜着一些狂言呓语：“他妈的，在我手里只枪毙了五个政治犯。毙一个政治犯的手续费才五个袁大头，他妈的，总共才五五二十五个……”他一边拨弄着手里的银元，一边两只鬼眼不住地向犯人们扫射着。很显然，在他的眼睛里，一个犯人也不过仅值五个“袁大头”而已。

被囚禁在窃盗科办公室的人们，都默默地低着头，阴惨惨的沉闷气氛令人感到窒息。有几个女人在低声啜泣。

过了一会儿，一群特务跑进来，对着关在屋子里的人们大声宣布：“胡亚平这一案，准备明天结束！”

几个特务又来把我抬到最初拷问我的那间房里，于是我又遭到一次从鼻孔里灌水的苦刑。衰弱的身体使我难以支持，呼吸微弱到快要停止了，隐约听到有人说：“打不得了，快要翘辫子了。”

当天下午，进来的两个比以前那班特务还要凶的人，在他们背后跟着一群武装卫队。走在最前头的是个高大个子，身穿草绿色哗叽军服，肩上戴着四朵黄亮亮的星星，塌鼻梁，金鱼眼，脑袋秃了半个头顶。他一句话也不说，板着脸一只手拿着我那张化名胡亚平的照片，另一手叉着腰，站在我对面，装作郑重的样子，很仔细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几个来回，一言不发，转身走了。跟在他后面的一个穿西装的矮小个子，恶狠狠地在屋里巡视了一遍，特别着重地把我看了几眼之后，才带着那群小喽罗走了。

警察们小声地相互递话说：“那个高个子是警备司令汤恩伯，那个矮小的就是他们新上任的警察局长毛森啊！”

同屋被囚的人们听了以后，有的吓得发呆，连气也不敢喘。原来这两个家伙就是那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我心想，现在他们来做什么？又要玩什么新花样？

十 “永不叛党！”

在我被捕以后的第五天，特务们突然换一副面孔。他们假装斯文走进我所在的房里，装出满腔同情的样儿，轻手轻脚地把我扶起来，又小心地将我放在一个青年背上，把我背到另一间整洁的客厅里，扶放在一张柔软的长沙发上，又是献茶，又是敬烟，殷勤极了。

一个穿浅灰色西装、戴金丝边眼镜的特务，嘴里叼着烟，头发油得溜光，用聊天的口吻跟我攀谈：“胡小姐，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学问，又聪明，何不去干一番正正当当的事业呢？”他忸怩作态，坐到我的身边，继续说：“我们很同情你的遭遇，你不过是被人利用了。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又何必那样死心眼呢？”

我这几天，太紧张也太疲乏，紧闭着血痕未消的一双眼睛，很想安安静静地睡一会儿，所以不去理睬他。但是特务不停地换人对我进行轮番“轰炸”，就像苍蝇一样嗡嗡地把我叮着。我很想睡觉，而他们偏偏不让我安静。我忍着疼痛，轻轻地把身子转向里边，把背对着特务们。

我想：我这短短的生命，到了已是作总结的时候了。

由于我幼年时的经历，启发我对革命的认识很早。我不满14岁便流落天涯，所以从小就痛恨旧社会，四处探索新生活，正赶上五四运动的浪潮，接受了新思想。想到这里，眼前不由得浮现了革命前辈吴玉章对我的关怀，给我100块银元，把我从四川送到了北平。又得到了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抚育教养，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特别是1923年，在邓中夏培养下，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入党宣誓地点是在南京东南大学梅庵，入党宣誓的最后一句就是“永不叛党”，这是我毕生难忘的啊！一想到这些，我觉得精神突然振奋起来，决心和特务恶魔们斗争下去，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惜流血牺牲！

无知的苍蝇们见我闭目不语，以为我真的睡着了，便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地溜走了。

先前拷问我的那班特务，又像饿狼一样地来把我拖回到原来那间房里，厉声对我宣布：“根据中央大员谷正纲的证明，汤恩伯司令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