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暴跳如雷，又手忙脚乱地把我押到息村的弄堂口来，他们把我从小汽车上拖下来，推上一辆大型的黑色警车。这辆车周围满布铁丝网，在车厢正中间安放着一个特制座位——帆布椅子，椅子两边带有四根一寸多宽的帆布带子，我就被绑在这特制座位上。有一个特务把手枪指着我的胸膛，扳起一副像铁皮般发青的脸孔，追问我：“胡君健穿的是西装还是长袍？戴眼镜没有？你们在几号开会？”我根本不理睬。那铁皮脸忽然停顿一下，说：“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你是从息村里走出来的，你还想东推西赖，我一枪打死你！”
我心想，已经和他们拖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息村里的同志们想必已撤走了吧，为了不连累房主人马少荃，我便回答说：“门牌号码我记不清，我是从上海市潘公展议长家里走出来的，想不到会闯上你们的码头。”事实上我何尝认识什么潘公展议长，只听说他在息村8号住过，那座8号洋楼也是地产大王的房子。于是这群魔鬼来到8号，一问，潘议长全家早已去台湾，又了解到我并没有到过8号，特务们恼羞成怒，那个铁皮脸小个子冲上大型警车来，用手枪柄狠打我的脑袋。我眼里顿时火花直冒，头上冒出了鲜血，顺着脖子直流，一直流到前胸和大腿上，只觉得潮乎乎的。
那群恶魔把整个息村都翻遍了。他们把居民全都赶到弄底公共花园的台阶前，像对待集中营的囚犯一样，派一群特务包围起来。两个特务把我拥进息村的公共花园里，息村居民看到双手反铐，鲜血满身的我站在他们的面前，要大家辨认时，都惊呆了，房主人马少荃一只手扶着拐杖，也站在我面对面的人丛中间。他脸色苍白，身子哆嗦，我为了暗示马少荃抢先说：“在这个息村里，我只认识潘议长夫妇，其他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很糟糕，马少荃被吓昏了，没有假装不认识我，他战战兢兢地指了指我，又指着死弄堂底外那座洋楼，说：“她，胡小姐，住在那个洋楼里，她是我的房客，是蜀腴川菜馆老板徐鹤轩介绍来的。”
糟了，暴露了，同志们的安全有危险！我的热血一下子就涌上脑门。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马少荃正向特务们交待的时候，那个看上去是围墙的两扇白铁大门忽然轰隆隆一声被打开了。一群野兽怒吼闯进去，把我也死命地往里拖，然后两个持枪的押着我站在假山石面前。
我的脑子昏昏沉沉的，我的呼吸感到窒息。我仿佛觉得自己忽然轻飘起来，钻进假山的肚脐里，又从绿油油的铁葱树腰间穿过，经那个小竹篱门跑出来，经过平民住宅区飞跃到枫林桥，很轻松地到达沪西愚园路底台湾人李伟光的医院，远远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仿佛还看见郭春涛正在打电话和朋友们说：“老太太病重，住了医院。”这句话是我们的密码，指我已被捕。但这不过是幻觉罢了。
特务们把三层洋楼翻腾遍了，一无所获。他们涌出来，驳壳枪都大张着机头，故意弄得“达达”直响，借此显示他们的余威。特务气极了，拼命地在我头上发泄怒火。他们像要把我拖下油锅似的，把我拖到楼下大客厅里，仰面捆在正中间的长条餐桌上，扯着我的血淋淋的头发使劲往下拉。有个特务向房主人家里找水壶，准备拿壶水灌我的鼻子，房主家的人东游西转假装找不到水壶。特务们喊喊喳喳，交头接耳嘀咕了一阵，突然又咆哮起来，宣称我是“飞贼”，把我夹在原来大型警车的前座上两特务之间，两边仍然排列着摩托车，车子不断发出怪吼，把我送到江西路四马路的上海市警察总局大门前。车慢慢地停下来，引擎也渐渐不响了。
八 身陷魔窟 宁死不屈
四马路上海警察总局的圆形大门是花岗石条砌成的，它像吃人的野兽张着大嘴，不知吞啮过多少正直善良的人。当大型警车慢慢开进这个人间地狱停下以后，特务们把我从车上拖下来，好像惟恐我会从那斗方的天井上空飞跑了，死死地把我夹在中间，飞快地押上一座高楼。我只觉得是在腾云驾雾，不知东南与西北。特务们边拖边嚷着：“盯了四天，才捉到你这家伙，害得我们好苦啊！”
大约是到了第五层楼。特务们把我推进一间光线微弱的长方形大房间里。房间大窗户下摆着一张两面开抽屉的大型写字台，左边坐的是个贼头贼脑戴近视眼镜的特务，右边坐一个记录口供的特务，手里握着一支笔。他们眼盯着一群魔鬼把我拖到大型写字台前头早已预备好的单人沙发上。左边那个戴眼镜的反复翻阅卷宗，瞪大了眼睛，恶狠狠地问我：“据报告，你还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你16岁就做共产党，大学生，还留学日本。”他哼哼怪笑两声，又接下去说：“你现在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你被大毛出卖了，你晓得吗？大毛就是给你们开车的姓孙的司机，你晓得吗？”那个特务眼镜片后面的暴眼珠子，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停顿了一下，得意洋洋地又继续说：“你知道吗？你们那里也有我们的人哪！也是个女人，你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吗？赶快把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交出来！把胡君健和你的孩子交出来！”
屋内四角站满了面目狰狞的杀气腾腾的魔鬼，其中一个家伙朝着那些数不清的刑具手一摆，眼珠子像要蹦出来似的，凶恶地叫嚷道：“我们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我们捉到你们，打死枪毙毫不留情。说！赶快说！”主审的特务重复了一遍前面的问话。还有一个特务站在我的背后，手持一根木棍，每当问我一句，他就往我头上敲一棍，像敲木鱼般，还装腔作势地咕噜着：“说！快说！”我的头顶，在被捕的时候，就被特务的手枪打破了，现在又被木棍打得眼睛直冒火花，耳朵嗡嗡的。但是我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紧要关头，必须坚定，哪管它剥皮挖心，为革命也要抗争到底。
“我从南京逃难到上海来，”我冷静地回答，“一直往在江苏路亦村1号孙以椿家里，第二天孙跃东又把我送到霞飞路1020号金蝉家里，后来又由金蝉送到华龙路永业大楼25室。我初次来上海，人生地疏，除了金蝉外，没有什么熟悉的人。”那近视眼特务怒气冲天地把桌子一拍，唾沫四溅，恶狠狠地骂道：“叫你交机关，交人物出来，你为什么东拉西扯，不行！”我很愤慨坚决地反驳：“你们并没有交过什么机关、什么人物给我！湖南人中间的矮胖子多着咧，你们需要的是哪一个？姓甚名谁？我也没有开过保管公司，给你们保管过什么机关、什么人物。你们的矮胖子湖南人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写过收据给你们？无中生有，多么无耻！”
恶鬼们一听此言，怒不可遏，他们一拥而上用毛巾把我双眼蒙起来，再剥去我的衣服，又扯下我手指上戴的钻戒和腕上的金表，还冷嘲热讽地问：“喂，你们共产党还有这么漂亮的钻戒、金表？是谁给你的？”我气愤地回答：“你管不着！”一阵乱棒和耳光，像雨点般落在我身上和脸上。接着我的嘴被塞住了，手脚被捆绑起来。群魔齐声嚎叫：“拿电椅来！上电刑！”这确实是文明世界的“物质文明”啊！想不到为人民造福的电，竟然被利用来当刑具摧残正直的人。上了电椅，我只觉得周身发抖，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似万箭钻心，忽然一下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隔了多少时候，我仿佛恶梦初醒，全身都被特务用冷水浇透了，他们去掉了我嘴巴和眼睛上的东西，又给我披上衣服，拖到原来的沙发上坐下来。还是那一套鬼话，硬逼我交出他们所需要的机关和人物。我在朦胧中暗自思量：敌人口口声声称我是“交通”，要我交出关系人，说“你们那里也有我们的人，也是个女人”，他们还知道我16岁就是共产党员，又知道我到过日本……这帮蠢东西，以为如意算盘只有他们才有，以为这样就能唬得住我。他们哪能料到这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事实摆在面前，这是那个女特务金蝉伙同姓孙的司机，向他们的主子献忠诚搞出来的鬼。本来在上海这样复杂的斗争条件下，必须利用各种机会去了解国民党的内部情况，必须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来分化。动摇他们。可是我们也知道，敌人并没有睡觉，敌人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我们。所以我们在利用他们的时候，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例如我们使用姓孙的开车，在行动时总是半路上车，到达目的地前半途下车。他们虽然一口咬定有35个机关，可是连一个有根据的门牌号码也说不出来。
忽然来了个高大的女特务，对我进行了全身搜查，特别搜查我的裤裆。她把腰里的吊袜带子解下来交给近视眼特务，以为是发现了什么重要东西，近视眼特务连忙用放大镜来反复察看吊带里边的两根小钢条，可是又何尝找出个什么名堂呢？我怒骂他们是糟蹋粮食的蠢动物、狗奴才。特务们毫不羞惭，气势汹汹地又用毛巾把我的眼睛捆扎起来，嘴里也被塞得满满的。衣服剥光，把我仰面绑在一条长木板凳上，使劲地往下拖头发，让我的头挂在凳子一头的下边，将我的肩膀和板凳头扯齐。这时一个特务压住我的肚皮，另一个特务把不知什么水，一壶壶地往我鼻孔里灌。他们不让那些钻进我的肚子里去，而是要那水统统压进我的气管里，正当我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一个特务又把皮鞋尖狠踢我的右肋骨。我只觉得有肋骨被踢断了，好像连肺也被踢烂了。他们用铁钉子钉我的脚后跟，用铁夹子夹我的一双手指头。我感到周身都被横剖竖宰割得稀巴烂，只有一颗跳动的心还在支持着我。忽而，我心也疼痛得难以支持了。
等到我再度清醒过来的时候，全身又是水淋淋的，特务们还是在威逼我，交待什么机关、什么人物出来。但我已经精疲力竭，双眼出血了，我没有力气再骂他们，只是软塌塌地闭着眼睛。狗特务遇着我这个“硬骨头”、“铁嘴巴”，仍不死心，继续折磨我，一次又一次把我剥光后蒙眼捆起来，塞住嘴巴，然后上刑。还把我掀到地板上，用木棍来压我的双脚腕子，再加上一阵鞭挞。他们施尽百般酷刑，也只是白费气力而已，我决不吐露半点真情实话。
九 窃盗科办公室里
当我受刑再度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墙壁上的电钟正指着3点。我的一双大腿已经肿得像一对高腿灯笼，觉得腿骨已被折断，脱了节。据说是为了审讯方便，把我押在“窃盗科”的办公室里。这里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两个特务架着我在房子里团团打转。我好像从昨晚起，一直在做梦，迷糊中回想起童年时候的家乡，母亲带着我到城隍庙烧香的情景。庙里阎王殿地狱里的那些受难冤鬼们的惨状，不正是和我今天的遭遇一样么？那些狰狞的牛头马面，和今天的这些特务又有什么两样呢？天晕地眩，我感觉这个楼房好像悬挂在半空中旋转。朦胧中我觉得有人在给我盖上什么，还端着一杯热水送到我嘴里，我依稀恍惚地看见那位行医40年的著名医生祝味菊站在我面前。我尽力睁开眼睛看他，他把双手交叉地抱在胸前，神色沉重。为什么他也被捕了呢？我这才打起精神来，注意看屋内的环境，看守犯人的特务已经下班，换上了警察人员，因为是深夜，气氛也比较平和一些。
我仍然坐在单人沙发上，在我背后墙壁上挂着电话机，对面墙壁上挂着电钟，还有横摆竖置的几张写字台。电钟底下还站着一堆人，据说都是些扒手小偷，因为普通牢房都给政治犯挤满了，这些人一时无处收容，才暂时羁押在窃盗科办公室里的。祝医生也站在那人堆中间，而我是个政治犯，因此把我和那一堆人隔得远远的。几个看守犯人的伪警人员，虽然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自由自在地出出进进，可也耐不住整夜不眠，加之他们与军统特务分赃不均，就酸溜溜地互相闲扯起来。一个50多岁的伪警说：“大毛（姓孙的司机）功劳不小啊！他的姘头金蝉，是军统的红人，也是上海的名交际花。她的名字可真漂亮，但她长得又干又瘦，好像个腊鸭壳子。不知她使了什么魔法，把那个胡君健和这位胡小姐的身份证相片弄到手的。”他吸了一口烟，停一会儿又接着说：“这女人真够厉害的哪，就是她把两张相片翻印下来，指定大毛这小子到南京告发了的。”他拼命显示自己是个老资格，对于军统特务的这一次行动含着轻视的口吻：“这些从南京败退下来的毛头小伙子太没经验，拿着照片跟着姓孙的司机出去盯人，开起队伍大模大样地去抓人，打草惊蛇！要是交给咱们警察局办，准不会有一个人漏得了网。”他很惋惜自己未能为主子立功，酸溜溜地说下去：“既然已经发现了胡小姐，又知道她是交通，那就应多派些人去盯她的梢。准会把经手的线索统统地盯出来，哪怕它共产党怎样高明，也可以钓出几条大鱼来。”另一个警察也起劲地、幸灾乐祸地插嘴说：“呸，他妈的那些毛头小伙子，也不过是为那20万美金急红了眼，手忙脚乱地就把这女人抓起来。可是这么一来恰好关上了大门哪，一切线索都给这女人堵住了。他们拿她有什么办法呀！把她打死。枪毙也不顶事。”
深夜，寒气袭人，狂风暴雨打得玻璃窗直响，伪警们七嘴八舌地闲扯着。忽然一个人走到我跟前，把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