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出也要比它的组成部分的总和大得多——一种罕有的产

生奇迹的配合。

“在那军阀土匪当道的混乱年代，在我们看来，即使以他们的才能和

优越的社会地位，似乎他们也将在中国社会的大旋涡中消逝得无影无踪。

就在他们传奇故事的这一段，我们必须离开到京都去，此后再也没有见到

过他们。”

在此同时，那高兴的父亲把长期离家的思成和徽因归来的消息告诉不在家的孩子们（注12）。

“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初到那天看见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来他们夫妇体质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

父亲的病已经十分严重，这一点似乎还没有被全家人认识到。他一辈子都很健康，历来都是家里无可争辩的主人，负责作出一切重要的决定。正因为他意识到全家都依靠着他，他就向他们隐瞒了1928年早春他发现尿中有血的事实。但他自己是认识到其中的危险的。他去进行检查的北京德国医院告诉他说他们没有发现恶性变化。出院以后他就用中药治病，可是没有什么结果。然后他就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诊治，经过几天的化验，诊断出一个肾有病变。1928年3月16日，他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病的肾。然而，他的尿中继续有血。医生们命令他休息，说出血是由于他操劳过度。他们唯一的治疗就是每过两三个月给他输一次血。

手术是在思成和徽因还在欧洲旅行的时候进行的。父亲4月26日的信，叙述了两个星期前输血之后他的健康“大有进步”，看来主要意图是要他们相信一切都没问题。这只是在他习惯性的慈父的忠告和对思成事业前途的不断寻求的小小中断。

即使在新婚夫妇于夏末回家以后，重逢的喜悦和迁往满洲的匆忙准备好像使人们想不到父亲的生命已近终结。他照常进行研究和写作，但到11月12日他已不能坐起来伏案工作了。他卧床不起，于1929年1月19日去世（注13）。

著名学者梁启超于55岁的英年早逝不仅对于他的毫无心理准备的家庭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而且对于他的同侪和追随者，以及他的著作的无数读者都是一个巨大损失。他的长子思成担负起了新的职责，为公众写出了关于他那显赫的父亲一生最后几个月、几个星期、几天的记述。它在梁逝世后两天登载在主要报纸大公报上（注14）。它的第一句话——“我父亲一向非常健康，很少生病。”——有着他当时还意识不到的悲凉味道。

四十年后，1971年，他从他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以下一点也可能是重要的：1928年11月，即给梁启超做手术后九个月和他死之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在协和医学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去当政务次长了。关于这一往南京的调动，霍华德·l·布尔曼编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注15）是这样解释的：刘博士认为并且教导说，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他用他三十三年的余生致力于奠定全国卫生服务网的基础。

注1. 《年谱》，1927年12月18日。

注2. 刘景凯系音译——译者著。

注3. 《年谱》，1928年2月12日。

注4. 《年谱》，758页，第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26日的信。

注5. 《年谱》，760页，最后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l6日的信。

注6. 《年谱》，761页，5月4日。

注7. 《年谱》，762页。

注8. 《年谱》，6月10日，763页。

注9. 《年谱》，765页。

注10.《年谱》，5月13日，762页。

注11. 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作品《见闻杂记》中的主人公。喻指和时代和环境

格格不入的人。——译者注

注12. 《年谱》，8月28日，768页。

注13. 《年谱》，770页。

注14. 《年谱》，1929年1月21日，729页。

注15. 第二卷，402页。

梁思成和林徽因--6.教授职位

6.教授职位

不管思成夫妇有什么怀疑，东北大学的教职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一个宾大建筑系毕业不到一年的同学，应邀创建一所新大学的建筑系并组建班子，还能指望别的什么呢？而且，这还是全国仅有的两所建筑学训练中心之一。另一所设在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系内，也是头一年（注1.）才开始招生的。

对于年轻的建筑学家们的挑战不仅来自大学而且来自广袤的满洲大地。原来是入侵中原并从1644到1911年统治它的满族人的保留地，这一大片北国土地尽管有大批汉族农民迁入，在1928年仍然是属于边疆地区。那年夏天他们以每周四万人的速率，从附近人口稠密的省份河北和山东拥入，而汉族家庭已占人口总数的90%。为了打开这个地区，俄国是首先建造铁路的，但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被打败，把南满的控制权让给了日本。在思成夫妇到达的时候，中长路地区的日军驻扎成为维持秩序的主要因素。汉族的移民大部分也是沿铁路居住，为能逃脱华北军阀的蹂躏而庆幸。然而满洲也有自己的军阀张作霖，他靠日本的势力进行统治。他不满足于对沈阳的独裁统治，兵分四路通过长城进逼北京，意欲打败华北军阀，重组政府并自任总统。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派兵北伐时，张作霖在北京夺权的最后企图被阻止了。他在1928年6月3日乘火车回沈阳，但火车还未到达就被炸，他因重伤而死。

日军在这次炸弹谋杀事件中的预谋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们还发出了进一步的威胁。可是在这年年底以前，老军阀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就使满洲（此后叫做东三省）和中国的其他部分结成政治联盟。沈阳于是有了一个不稳定的和平。正常的生活得以暂时恢复。

尽管有这种不安全，思成在大学里的事业开端良好。他刚来就被任命为“建筑系责任副教授”，两年以后被提升为“责任教授”。尽管头衔很好听，第一学年全系一共只有两位教职员——他和徽因。他们两人都教建筑设计，他又开了一门把西洋和中国建筑史融为一体的课程。

当春天缓解了辽宁省的北国严寒时，家里又增添了新的快乐。徽因有了身孕，在1929年8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再冰”，以纪念她已故祖父的书房雅号——“饮冰老人”。

1929年夏天，建筑系教职员中增加了三位年轻人，他们也是宾大毕业的——思成的老朋友陈植（本杰明）、沈阳人童寯和蔡方荫。他们全都是执教克雷式建筑学课程的内行，而他们共同的学历和友谊预示着今后年代里有趣的和有生气的合作。不仅如此，梁思成所预见到的对建筑计划、设计和施工监督的需求至少已被认识。在沈阳需要有活跃的建筑实践，于是“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建立了。

事务所差不多是立即接了两项大活。第一项是给吉林省的吉林大学设计整个校舍。花岗石和加固水泥的大学行政楼、教学楼和宿舍楼的设计和施工等于1931年完成。第二项也是设计高教机构的工作。交通大学计划在辽宁的锦州建一所分校。这个项目的建筑由这个事务所设计出来并开始施工，但后来毁于战火。徽因自始至终参加了设计。她和思成还在一项“公共设计”中合作，设计了沈阳郊区的一座公园，名叫肖何园，还替沈阳一些有钱的军阀家庭设计了私宅。

思成对古代纪念性建筑物的强烈兴趣继续保持着。沈阳是满洲人在北京建立清朝以前1636至1644年的“首都”。在他能够挤出来的空闲时间里，他丈量了沈阳郊区“北陵”的建筑物。那房檐翘起的大瓦顶和有着无支撑的“幕墙”的木结构类似清宫在北京时期的陵墓。为了练习，他首次仔细丈量了建筑物并且作了最后图稿可以依据的记录。他是在宾大学习建筑史期间和看罗马大奖赛参赛者的图稿展览学到这门技术的。但他的试验失败了，他发现他的丈量不合乎绘制最后图稿的要求。他沮丧他说，“这代表我在追求我后来掌握了的技巧中的一个阶段。”比如，作为改进，他立即废弃了英尺和英寸，代之以公制。

他第一次企图保护重要的纪念性建筑物。沈阳市长以阻碍交通为由，决定拆除漂亮的钟鼓楼。梁思成想把它抢救下来，他向那个官员陈述了以下理由：“毁坏容易保护难。它们一旦消失就不能再恢复了。为什么你要选择把它毁掉呢？”就像以后常常发生的一样，他的忠告被拒绝了。

对于组成建筑企业的年轻朋友们来说，一开始就设计整座校园真是一种冒险行为。从1929年建立企业到1930年，他们的成就是辉煌的，因为发展高等学校是同日本驻扎在满洲的帝国主义野心直接冲突的。1931年初，日本的军事包围已经变得更加明目张胆。显然蒋介石并不准备用他的军队来抗击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而没有军事抵抗，中国的东北是注定要输给日本的。

1930年晚些时候，徽因由于诊断出肺病而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到北京治疗。1931年2月陈植走了，到上海开了一家建筑事务所。思成把家搬到北京之后又回到东北大学任教直到1930～1931学年结束。然后他就把系里的事交给童寯，到北京去会合徽因并开始新的事业。当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侵占满洲的军事行动时，在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建筑师中只留下了沈阳当地人童寯一个人（注2.）。此后不久日本人就关闭了大学，他和其他教职员和许多学生一起南下进关，到了北京和其他地方。

注1. 原文如此，据别的资料说是同一年。——译者注

注2. 童寯对作者的访问。（1981年）

梁思成和林徽因--7. 在北京

7. 在北京

1930年秋天，梁思成把林徽因、他们的小女儿梁再冰和徽因的妈妈都搬到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一处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这里将是梁家在今后七年里的住房。在高墙里面有一座封闭但宽广的院子，种着几株开花的树。沿着院子的四边，每一边都有一排单层的住房。它们的屋顶都由灰瓦铺成，房屋之间辅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面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木格子。木格子里面都糊了或者是挂着漂白的稻草纸，以便让阳光进来而又让人看不见里边。在院子的北端有一条通向起居室的中央门廊，起居室比别的房间大一些并且直接朝南。梁氏夫妇把一些窗户宽阔的下层糊的纸换成了玻璃，以便他们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放进一些温暖的阳光来。但在每一块玻璃上面都有一卷纸，晚上可以放下来，使室内和外面隔绝。在前面入口处有一个小院子，周围的房子是仆人们的住房和工作区。

徽因在这里恢复了她的写作生涯。而徐志摩也在这里重新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当梁氏夫妇在美国费城寻求建筑教育的时候，徐志摩则随着他的浪漫天性几乎陷入灾难。1924年夏天他和泰戈尔在日本分手之后，徐志摩回到他最近大出风头的北京。他已和他妻子离婚，但未能赢得徽因的心来代替他妻子的位置。他显然还把自己当成是单身而不断追求着纯洁的美、纯洁的爱、精神自由和创造性。他再一次堕入情网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次他不是去追求一个多愁善感的中学女生，而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一位上流社会的倾城美人。陆小曼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她结婚四年的丈夫是一位高级军官。她的已婚地位并没有阻止徐志摩的追求，如果有点什么的话那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