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刺激他更加热情地去追求。她在她自己的圈子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正像他在他自己的领域里一样。他们的爱情纠葛在北京引起了人们议论纷纷，成了一桩丑闻，以至他只好在1925年离开北京五个月。他回到欧洲并到处旅行，不断写情书向她倾吐他的爱情。她离了婚，他们两人在1926年10月3日结婚。

梁启超在一封信中向他远在美国的孩子们报告了这件事。“昨天我做了一件我不愿做的事——在徐志摩的婚礼上当证婚人。他的新婚夫人以前是王守庆夫人。她爱上了徐志摩，同王离了婚。这是极端不道德的。我骂过徐志摩好几次，可是没有效果。由于胡适和张彭春一定要我担任这个角色，我就在婚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严厉批评了新婚夫妇。年轻人往往受到自己的感情所驱使，不能控制自己，破坏了传统的安全保障。他们掉进了使他们遭受苦难的陷阱。这确实是可悲和可怜的。徐志摩真是很聪明，我很爱他。这一次我看着他沉沦，很想救他。我真的在尽一切力量来救他。”他以一句体己的话来作结束：“这些就是我所感受到的，我特别写出来给思成、徽因和思忠。”

在此后两年中又有关于徐志摩生活的什么消息传到费城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看来他的创造力仍是方兴未艾。他的第一部诗集于1925年出版。两年后又有第二部，还有四本散文集。1927年他离开北京去上海教书，在那里他组织了新月图书公司并开始出版新月月刊。通过他的出版物、他的教学活动、以及如同他一向有的广泛的交游，他继续对其他作家施行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已经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缩小了。

1928年夏天，当梁氏夫妇在长期离开以后从西方回到北京时，徐志摩正独自在英国和欧洲旅行。当他们北上定居于沈阳时，他回来了，情绪很低落，他回到他的生活基地上海，他的教学生活、他的出版公司和他的新月月刊都要求他回来。他那受尊敬的恩人梁启超的逝世，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年胡适邀请徐志摩到北大教书。于是他得以就近不时到沈阳去看望他的朋友们。当徽因的肺病犯了的时候，大家商议的时候他赞成她搬到北京来，以便得到较好的医疗条件和较温和的气候。

北总布胡同的房子成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家。每当他的工作需要他去北京时，他就住在那儿。他既是徽因的，也是思成的受宠爱的客人。在他们的陪伴下，他才会才华横溢，而他也乐意同他们一起和仍然聚集在他周围的那些气味相投的人物交往。

有一个梁家的亲戚，在1931年作为十几岁的年轻人曾经在梁家见到过他好几次，她是这佯描述她对他的印象的：“他的出现是戏剧性的。他穿着一身缎子的长袍，脖子上又围着一条英国制的精细的马海毛围巾。真是奇怪的组合！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他的外表多少有些女性化却富有刺激性。他的出现使全体都充满活力。徽因是活泼愉快的，而思成总是那么热情好客。”

无疑地，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是引见金岳霖——他最亲爱的朋友之一。金岳霖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老金”，熟识的人都这么叫他，是深奥的形式逻辑方面的中国头号专家。丝毫不像他的专业所提示的洋怪物，他是高大瘦削、爱打网球的知识分子，很矜持但又能说会道。他比梁氏夫妇大几岁。他们就爱回忆他从老家湖南初到北京时的情景，那是清朝末年，他还把他的头发束成清政府所要求的发辫。

金岳霖在北京学习进步很快，获得赴美留学的奖学金。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尔顿学院，一个经济和商业的预备班。但是随着时间的前进，他那趋于分析的自然倾向和抽象思维，使他转向了哲学的各学科。他在国外留学的期限延长了好几年，最后他又在英国和欧洲学习。他对牛津英语的掌握是惊人的。他回中国后被安排到清华大学教哲学。

有谣言说，他的私生活中包括几桩同西方姑娘的恋爱关系。其中一个还短时间地跟他到了北京，但他从未结过婚。相反地，他就按照现在这样的方式生活直到最后。他是把自己从属于梁家的。当然徽因是吸引他的主要力量。她那众人都感知的吸引力，向他提供了在他那深奥的精神领域内所缺乏的人性的旋涡。在她这方面，他的广泛的人生经历和他天生的智慧使他成为她的创造性的完美的接受者和可心的鼓舞者。

他当然是爱她的，但是无私地和坦诚地爱她。他没有把她从她的家庭拉走的想法。思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信任他，他实际上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

1931年11月19日，三十五岁的徐志摩从上海飞往北京，以便第二天到北大上课。那天晚上他本应出席徽因为一些外国客人举行的艺术和建筑讲座的。她到机场去接他。飞机过时还不到，她等了又等。实际上飞机已在大雾中坠毁在山东的一座大山上，造成乘客和机组人员死亡。当时还没有立即把消息送到北京机场的办法。徽因后来是怎样知道徐志摩的死讯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心疼的话，徐志摩用他的诗歌里仍然栩翎如生的字句交付给他的朋友们了。他对爱和生活的依恋只有对飞翔和对死亡的向往才能比拟。

拥抱我直到我逝去

直到我闭上眼睛

直到我飞、飞、飞向太空

变成沙、变成光、变成风。

啊！苦痛！苦痛是短的

暂时的。快乐是长久的

而爱情是永恒的

我、我要睡了……

他的许多朋友和崇拜者聚集在一起相互安慰。以后他们每年11月19日都集会来纪念他。在他逝世四周年忌日，徽因发表一篇悼词。它最后说：“我们的作品会不会再长存下去，就看它们会不会活在那些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心里……。”

“朋友，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增加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兴趣相同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注1.）”

注1. 摘自《大公报》1935年13月8日

梁思成和林徽因--8.建筑史家

8.建筑史家

中国人对日本1931年9月侵占满洲的憎恨和屈辱感激发了一场持久的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学生和商人领导了抵制运动，但是广泛的参与激起全国人民的一阵新的爱国热潮。

这真是命运的嘲弄，童年时代在日本过得特别快乐的思成，成年生活的第一个严重打击也是来自日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来自可恨的日本军方的粗暴压力把他作为业务繁忙的建筑师和教师的大好事业的开端一下子打断，迫使他寻求类似的新职业。

离开沈阳时，思成已经接受了北京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单位的职位，它是中国建筑研究会（后改为研究所），正式名称叫中国营造学社。

这是一个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它的创始人是梁启超的同时代人朱启钤。朱启钤1872年生于贵州，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吏，在其中年时曾在中国政府内担任过许多高级职务。1915年中华民国总统命令他作为内政部长修缮北京的皇宫，并恢复城门和一些古老的建筑。在监督这些工程的过程中，他同那些一辈子维修这些皇家建筑的工匠们关系密切。他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中国建筑方面的知识，等他到了退休年龄，他保持了他的兴趣，继续研究它的历史发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南京江苏省宋代手稿图书馆看到一部珍贵的手稿《营造法式》，并把它印行了。思成非常珍视他父亲寄给他的这本书。书的作者，李诫，是当时的朝廷命官，负责监管政府建筑物的建造和修复。他和朱启钤一样，经常同工匠们商量，这些工匠具有按照官家指示锯削木材和建造房子的传统手艺，他们“向他解释了一切”。

发现李诫的书促使朱启钤建立中国营造学社。他聚集了一批老式的学者来从用文言文写成的古书中搜寻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这些学者没有一个具有任何中国建筑学的知识。朱启钤自己也明白，木匠们的行话必须“破译”。通常这些木匠都是不识字的，他们的建筑方法都是用师傅向徒弟口授的办法传下来的，而且还被当成行业的秘密。

显然朱启钤的研究所需要内行的领导。关键是要有一位具有中国典籍知识的现代建筑师。朱启钤是梁启超的同时代人，知道梁思成刚从国外学习建筑回来。朱启钤在1930年找他谈了话，建议他参加营造学社当研究部主任。

在1931年，显然日本军事占领满洲不会遭到抵抗，而他们迅速关闭大学已是不可避免，思成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朱启钤的建议。他自己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热情以及他对自己准备好接受这一任务的信心消除了可能残存的任何怀疑。他从一开始就明白，他由于提出别人忽略了的问题是在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建筑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如何才能发现它们？在克雷的课程中，他知道了西方建筑的发展阶段。在绘图中他被要求掌握它们，而在年复一年地伏案绘图之后，他同徽因一起到全欧洲的蜜月旅行使他们两人都学会一眼就能辨识代表他们学过的不同时期的建筑物。

从他参加研究所的第一天起，梁思成就开始采取必要步骤来揭示中国建筑的进化过程。他知道困难在于找到保存比较完好的早期古建筑。而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是尽可能找出那些过于古老以致不可能存留到二十世纪的更早的建筑物以建立一条基本线索。

朱启钤在天安门内故官废弃的一角建立了他的研究所总部。大概是他的长期官方关系帮他为他的项目争取到了这样的特权。思成在那里设置了他的办公室并立即开始了对《营造法式》的深入研究。在这一阶段。朱启钤对《营造法式》不同版本的知识对他必定是有用的。然而，朱启钤那一代学者十分习以为常的咬文嚼字，在梁思成这样的实践建筑师看来是不合用的。他需要知道李诫用古怪的技术名词称呼的木材的形状和性能。1925年版的插图被大家误解为对数百年来有些残缺的文字的解释。思成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在此后的年代里时断时续，尽管他认为他从书中抽取的宝藏是“难以驳倒的”。

从思成开始他作为建筑史学家的新事业时起，他就决心要寻找和发现中国建筑的“文法”。通观中国历史，他认识到木框架是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长城和许多城墙中间填泥、面上贴砖是例外，砖或石砌成的筒状拱顶的坟墓也是如此。但是那些较少的用比较耐久的材料盖成独立式的纪念性建筑，比如宝塔，一般都是木框架建筑的直接模仿。思成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过程。

1932年，梁思成曾在哈佛研究过其图集的日本考古学家常盘和关野出版了相关的文字卷，报告了他们在中国农村的考古旅行。在此以前思成自己并没有游历乡村的经验，但是当他读到日本人关于发现山西北部大同的辽代寺庙中的雕塑以及关于河南北部嵩山上1125年造起（和《营造法式》差不多同时）的小小尼姑庵初祖庵的记述时，是十分兴奋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当时刚刚出版了他在中国遥远的西北敦煌佛教洞穴里发现的壁画照片集。从研究这些书籍以及其他出版物中的建筑物图像（特别是日本那拉的唐代寺庙）中，梁思成就能够提出一些关于唐代建筑、地面设计、建筑物种类、寺庙设计图、屋顶以及建筑物的基地平台等的假设。

1932年三月出版的营造学社《汇刊》，登了思成的第一篇文章，专为搜集现有的关于唐代寺庙和房屋的文献资料。从文章一开始他就希望发现一座存留下来的唐代（公元618～907年）建造的木框架建筑物。他的文章标志着他已确定了朝向这个目标的行动路线。他很可能不会成功，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年，而木头是一种易损的材料。即使有宽广的、外伸的瓦顶作保护，木头的柱子和桁架也很容易遭受虫蛀、腐蚀和火灾。可能人类是最大的敌人。对佛教的宗教迫害周期性地消灭僧侣，摧毁人们在那里顶礼膜拜的巨大建筑物。

这种文献研究工作是有用的最初步骤，但它并未解开文本损毁的《营造法式》的奥秘。思成每天到故宫去上班，很快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好办法。就像李诫本人一样，他向在故宫中干活的工匠寻求帮助。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营造知识，他熟读了1734年印行的清代建筑手册《工程做法则例》。尽管他认定它和较早的宋代手册不是一个档次，但它对他研究当时仍在北京占统治地位的清代皇家建筑帮助很大。他写道：

“有了《工程做法则例》做教科书，木匠们做教员，清代宫殿做教具，

对清代建筑的方法和规则的研究开始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