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妈妈。中国的传统要求她照顾她的妈妈、丈夫和孩子们，监管六七个仆人，还得看清楚外边来承办伙食的人和器物，总之，她是被要求担任法律上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户外的差事都交给仆人去做。家里的女主人通常只是在走亲戚、参加葬礼或特殊的庆典时才外出。

林徽因当然是过渡一代的一员，对约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早年在中国读小学时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国外过的是大学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阳和思成共同设计的也是这种生活。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归。她在书桌或画板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她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当然这部分地是她自己的错。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这正是我们相识的时间，而我在林微因生活中的地位就从这狭窄的条件中产生。她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同情者来倾听她的诉说。她发现有机会使用她的英语技能来说出她日常生活中的奇想很有意思。在我这方面，我那时刚刚跨过中国生活的门槛，她的生动的故事迷住了我，引导我登堂入室。

我进入这家的生活，被母亲和仆人们报以怀疑的眼光。虽然我是受邀请来的，但我是一个外人。我的外国面容和衣着表明了我的差异，在马路上碰见倒很安全，可在家里就有点预示不祥。尽管有这些疑虑，不久我的出入还是被承认了。

随着我们友谊的加深，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一个仆人把天井入口处红漆的双扇大门的门闩打开，我就穿过小花园去找到徽因。在起居室一个暖和的角落里坐下并泡上两杯热茶，我们就赶快开始叙述我们各自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我们有时分析和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我们就转向我们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把关于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告诉对方。

天才的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说话来思念他。我时常想，她对我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的题材广泛、充满激情的谈话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生动对话的回声，那在她作为一个小女孩在伦敦时就为她打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的哲学家金岳霖，实际上是梁家一个后加入的成员，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经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他常常被找来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种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混在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这群人是老金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除了其他人以外，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是一个讲原则的人，直率而感人。钱端升是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陈岱孙是一个高个子的、自尊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都在其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突破。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领导着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领导着影响很大的社会研究所。这些人都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老金自己一样，是一些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们也会出席并参加到热烈的谈话中去。

我们也受到了邀请，在我们刚到北京的那些天，有时作为徽因的客人参加。我们受到老金的欢迎，其他人在相互讲故事时当然是用中文谈话、耳语和哄笑，也容忍了我们。当次年费正清成为清华的教员，而我们的中文也学得好一些时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了。

星期六下午在老金家的聚会时常移到一家中国饭馆继续进行，有一天晚上特别值得回忆，那一次徽因在餐桌上给朋友们讲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在梁家起居室的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中，老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特别是那忠心耿耿的女佣人陈妈经常要出出进进，把一些麻烦事告诉徽因，要她作决定，每一件麻烦事，不论是发生在家里还是在隔壁人家，都要以这种方式提交徽因去想办法。

徽因的故事是这么开头的：陈妈有一天惊慌地跑进来报告说，在梁家高围墙的西边紧邻，房顶上裂开了一个大洞。她说那里的房客穷得修不起房顶，求徽因向房东说说。就像平时一样，徽因马上放下一切去调查这件事。她同房东一说，发现房客住三间房，每月只付五十个铜板合十美分的房租。房东说，现在房客的祖先二百年前乾隆年间就租用这房子，每月付固定的租金。由于是同一个家庭一直住在那里，根据中国的法律，房东是不能提高房租的。徽因对这事生动而详细的叙述最后以徽因给房东一笔修理房顶的捐款而结束。我们都又笑又鼓掌。“你向我们证明了北京的过去仍旧赫然存在，徽因真有你的！”

徽因的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挤满了人，而来的人们又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仆人们外，还有各个不同年龄的亲戚。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们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常会遇见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是作为徽因已出版的作品的崇拜者而来的，常常由于有她在场的魅力而再来。

著名的小说家沈从文是在湘西的荒原上长大的。他在那里当过兵，跑过许多地方。现在他住在北京，基于他早年的生活写成许多小说。他曾经一度在清华教书。1934年，他被任命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而徽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那里发表的。他和徽因差不多属于同一年纪。她很喜欢他的作品的艺术性和它们所描述的那种奇异的生活——这距离她自己的经历是如此遥远。他们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她对他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和一个亲爱的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要办法。

一个例子是，沈从文所爱的年轻妻子回娘家到南方去了，把他一个人暂时留在了北京。有一天早晨他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他告诉她，他每天都给他妻子写信，把他的感觉、情绪和想法告诉她。接着他就拿出他刚刚收到的妻子的来信给她看，就是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给妻子写了一封坦诚地表露出他对一位北京的年轻女作家的爱幕和关心的长信，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就引起了他妻子读信时的嫉恨。他在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情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就是这么做了，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她呢？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嘛。

对徽因来说，像这样小的感情纠葛是生活之必需。“如果我写一篇小说，描写同样的情节和同样的论据，人家一定会认为我虚构了情节，不忠实于生活！但现在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它就是这样。而且在许多人当中，就有他，那个沉默寡言的、善解人意的、又有感情又有生气的人，他本身是个小说家，是这方面的天才！他陷入这个困境，就跟任何一个年轻和无经验的小孩子遇到这种事时的感受一样。他身上的诗人气质背叛了他，并且在生活及其冲突面前感到如此困惑和不知所借，使我想起了雪莱并回忆起志摩如何同世俗的悲伤奋斗。我不由得感到天真的欢乐。他那天早晨是何等的迷人和讨人欢喜！而我，坐在那儿跟他谈话、斥责他、劝说他，同他讨论生活及其不平、人的天性及其魅力和悲惨、理想和现实，又是显得多么苍老和疲乏！……

“过去我很少想到过，像他那样的人，生活和成长在这么不同的环境里，会有这样我完全能够理解的感受，并且会遭遇到我所知道的其他场合会遭遇到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和深刻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普罗文学根本没这么回事。好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不管人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从现在起我将对我的作品有了新的信心，正像老金一直在希望并企图让我相信它们的价值一佯。好哇！”

梁思成和林徽因--11.进一步的搜寻

11.进一步的搜寻

对思成来说明显的是，上两次的野外考察发现两座非常重要的辽代寺庙完全是碰上了好运气。“因为没有中国建筑史上重要建筑物的名录，我们对方建筑的探寻就‘好象盲人骑瞎马’。”他特意为营造学社将来的工作编制了一套详尽的程序，以保证在华北仍然存在的其他古建筑瑰宝不至于被忽略。

思成描述了从现在起必须遵循的方法。营造学社每年派出由研究人员带领的野外小分队进行二至三个月的考察旅行，来对乡村地区进行详细检查，寻找古代遗迹。每一次出外考察前都要在图书馆里进行仔细的准备。阅读当地的方志一类有关历史、地理和佛教的书籍，然后产生一份有希望的建筑物的目录。一份旅行日程由此拟制出来。目录上的每一件建筑物都必须找到、验明，而如果它仍然存在，就加以丈量和拍照。大多数考察组都由思成自己带领，虽然他在小组里总是体力上最不强健的一个。

在派出小组之前，先把计划和目的通知省政府，让他们先告诉当地的官员。在到达的时候，他们一般先拜访政府官员，要求在小学校里拨给一间房子。

“我的经验是，”思成说，“当地人对建筑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刻的石碑。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碑帖……，金石碑拓的东西能打动他们，木匠的手工活则不能。”

在野外考察中，小分队必须对木结构的建筑物给以特别的注意。他们实际上是在和时间赛跑，因为这些建筑一直是在不断的瓦解之中。那一阵阵的新潮流在一座保守的城镇里少数人中间激起的一些怪念头，往往以把一座“老式的”房子“现代化”为由，无意中毁坏一处杰作。那脆弱的窗棂和精细的门上的镶嵌物总是第一批遭难的。他们很少遇到一宗真正的瑰宝经历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依然保持完好。即使是一个香头也能把一整座寺院化为灰烬。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受到文字材料上关于可能找到大有希望的古代遗址的鼓舞，怀着满腔希望跑了几百英里，却只发现一堆废墟，或许还有几片屋瓦或几根柱础作为此行的回报。

“我们的考察旅行本身就是充满意想不到的起伏的冒险活动。那身体上的难受是不在话下的，我们时常感受到的是少有的难忘的诱人之处和欢乐。一般说来，我们的旅行就像奇怪的拖长了的野餐一样，当我们遇到滑稽但又是灾难性的祸事的时候，不是让人极其难堪就是特别开心。

“不像那些昂贵的考古探险、大兽狩猎、热带或极地科学考察，”思成写道，“我们考察的设备是很简陋的。除了测量和照相的仪器之外，我们的装备大部分都是些自制的小器件，是我们的组员在积累了经验之后自己设计和改进的。那像电工一样的背包，当我们危险地蹲在建筑物随便哪一部分上面工作时都能背着，是我们最喜爱的物品之一。从一团线到一根可伸缩的像钓鱼杆一样的棍捧，它都可以装进去。每天每夜我们必须在这种非常悬殊的条件下露宿、做饭、吃饭和睡觉，而我们的交通工具又是如此的不确定，从最古老怪异的直到较为通常和现代化的，这样我们认为必需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常常又是很特别的。

“除了建筑以外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具有艺术或民族意义的东西，比如各地的工艺品、在边远地区古老的戏剧表演、奇怪的风俗、五彩缤纷的集市，等等。但我们必须节省胶卷。我在旅行中大多由我的妻子陪同，她自己也是个建筑师。但她同时又是作家和戏剧艺术爱好者，比我更经常地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并热烈地坚持不惜任何代价把有些东西照下来。在我们回来以后，我总是为我们拥有一些场面和建筑的照片而高兴，如若不然，它们就会被忽略了。（注1.）”

思成1933年和他忠实的绘图员莫宗江一起到距离北京几个小时火车路程的河北省正定的野外考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从老远就看见了“正定菩萨”，如他所形容的，是一个“有四十二只手的观音铜像，大约七十英尺高，站立在一座漂亮的大理石宝座上。”本来佛像是由一座三层的楼房所覆盖，但现在它已不存在，使那失去多出来的四十只手臂的观音站在露天中。

现场的一座碑刻说这大佛是根据宋朝开国皇帝的圣旨铸造的，以取代几年前被毁的一座著名的铜佛像。铸造分七段进行，开始于公元971年旧历七月二十日，但完成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