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记载。

思成指出，“观音像由虔诚而又愚蠢的寺院住持修饰一新，用鲜艳的油漆复盖，使它看上去就像个丑陋的大洋娃娃。我只好安慰自己说，反正油漆不会延续很久，也许不会超过一个世纪。”

观音大佛不过是那吸引梁思成到这里来的隆兴寺的庙宇建筑群的景点之一。在这建筑群的众多建筑中，最重要和最独特的要算公元1030年建造的摩尼殿了。对于喜欢宋朝的山水画的人来说，它把画家们喜欢描绘的隐藏在松林山坡后面的寺院这种熟悉的景象活龙活现地表达出来。不像许多较晚的寺院的长形建筑，它是十字形的，四边都是起脊的山墙。思成从图画上看到过这种建筑风格，但这是他见过的唯一实物。寺院群另一个景点是建于公元960～1126年的转轮藏殿，其中包括一座塔形的“转轮藏”，那是一架存放佛教经卷的转动书橱。为了给这一大而重的书架留下足够的空间，支撑它的重量，容许它的活动，建筑上需要引进许多巧妙的革新。思成钦羡和高兴地审视了它。（注2.）

1933年秋天，研究所派出好些工作人员到晋北的大同去，那是一座紧贴长城、邻近蒙古的边境城市。它有着两个重要的辽代寺庙群。日本学者曾报道过里面的佛像，但对建筑本身没有研究过。对华严寺和善化寺寺庙群的研究，刘敦桢费了不少心血。徽因自己决定到附近的云岗石窟去，在那里对刻在石头上的建筑细节进行临摹和拍照，以取得更早得多的北魏时期（公元450～500年）木结构建筑的证据。

思成参加了另外一个建筑群的考察，已决定同他的忠实助手莫先生一起拐到大同以南大约50英里的小城去一趟。日本学者已报道过，那里一座11世纪的宝塔里藏着一些精细的佛像。原先这个地方人们部称作“应州塔”，但现在已改了建制，因此思成的目标就变成了“应县佛宫寺的木塔”了。在准备到这么一个边远的地方去之前，他决定先问一问宝塔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又是什么状态。打长途电话当然是不可能的，他在北京也找不到去过那里的人。于是他想何不找当地的邮局帮忙。他写了一封信给应县邮局局长，请他找一个当地最好的摄影师拍几张宝塔的照片，给他寄到北京。他答应给摄影师一些他想要的礼物作为回报。这个计划很好地完成了。照片寄回来了，显示出宝塔状况良好，而且基本上还是公元1056年建立时的老样子。而摄影师由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礼物——文具，也很欢喜。

营造学社考察大同寺院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于是思成和莫先生就能出去到应县，现在它对他来说已经是唾手可得了。他们两个人在大同登上了一辆南去的公共汽车，到了站才知道离目的地还有25英里。他们只好雇了一辆驴车，又忍受了六个小时的颠簸。思成写道，“当我们到达离城大约还有5英里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蓦地看到在我前方山路差不多尽头处，在暗紫色的背景上有一颗闪光的宝石——那是在附近的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当我们到达这座有城墙的城市时天已黑了，这是在盐碱地上一个贫穷的城镇，城圈里只有几百家土房子和几十棵树。但它自夸拥有中国至今仅存的木塔。（注3.）”

照思成的说法，巨大的塔身“就像一个黑色的巨人，俯视着城市。但在它的最上一层的南面可以看见一盏灯，在周遭的黑暗中的一个亮点。后来我弄清了，这就是那近九百年来日日夜夜点燃的‘万年灯’”。

他并没有指明这个说法的出处，但他一定是被这个名称所迷惑的。不管那火苗有多小，经历过这九百年的日日夜夜和各种气候而始终在塔里点燃着，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而且，当地的经济也不可能付得起灯油钱！

当宝塔在公元1056年修建时，部分华北已被长城以外的“野蛮人”辽王朝所统治。思成指出塔的建筑在原则上相似于年代较早的“高楼”独乐寺（公元984年）：“由于每一上层都建有夹层楼面，所以它实际上是九个叠加层面。”

他应当清楚地记得塔顶的建筑。“它的顶端装上了铸铁的螺旋塔尖，用8根铁链固定在顶层的屋角上。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没有注意到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在野外考察期间，他审视并公布了许多中国的宝塔。他写道：“作为建筑物的遗存，为中国的风景添彩增辉的，没有比在中国话里最容易发音和容易记住的‘塔’更显著的东西了。从它第一次出现直到今天，中国的塔基本上仍然是‘一座多层的高楼顶上覆盖着一堆金属圆盘’。它是两个要素的完美结合：聪明的‘多层高楼’和印度的湿塔婆——‘一堆金属圆盘’。结合着这两个要素，中国的塔可以分成这样四个基本类型：单层的、多层的、多檐的和湿塔婆。不管塔的形式或大小，它总是佛教的文物埋藏所或僧侣的墓葬。”

应县的塔是一处无与伦比的国家宝藏。尽管在中国早年有许多木结构的塔造起来，但是用这种易损材料造起的塔能保存到现在，这是唯一的一座。最近几年来，清华大学梁思成指导下的专家，给它进行了内行的重修和加固。

从此以后，思成只要通过报刊或其他来源获知了看来有希望的遗存，他做出一个惯例，写信给当地的邮局局长，让他帮忙摘到这个建筑物的照片。他总是附寄一小笔钱，以付还摄影师的时间和材料费用。用这种办法，他就顺着从北京向南的两条干线——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事先核查了一批较容易的目标。

图书馆工作和照片的搜寻是大有帮助的，但思成的最有价值的发现却要归功于一首童谣。就像我们的鹅妈妈歌谣一样，它的韵律很好听：

沧州狮子应州塔，

正定菩萨赵州桥。

对他来说，狮子是毫无意义的，但当他听到熟悉的名字“应州塔”和“正定菩萨”的时候，他竖起了耳朵。这种对华北的人类创作成就朴素的自夸，直钻进他的心里。不管是谁创作了这个歌谣，其热爱主代建筑瑰宝的心思和他是一样的。这驱使他亲自去找这座桥。

赵州城位于河北南部，在正定东南约30英里，它像应州一样改了建制，现在大家叫它赵县。1934年梁思成从北京坐火车到石家庄，再绕道到赵县。他写道，“我在那里得见这伟丽惊人的隋朝（公元590～618年）建筑原物”，“北方歌谣中所称扬的第三个瑰宝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他引用8世纪一位唐朝中书令（他在他的时代同样为这一发现而十分兴奋）的话说：“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之妙，楞平砧斫，方版促郁，缄穹窿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又详乎叉插骈坒，磨砻致密，甃百像一，仍糊灰［上興下宝］，腰铁［衣补＋全］蹙。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其栏槛［草字头＋睾］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上如下手］踞，眭盱翕［左众右欠］，若飞若动。……”

思成自己把古文翻译成了英文，他说，“至于文中‘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正可表明这桥的造法和式样，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并不是普通匠人沿袭一个时代固有的规矩的作品。”接下去的引文强调即使早在唐代，这桥也被认为是非同一般的。

那主桥洞和小拱的拱门，都用罗马的办法把一组组并排的拱石拼起来建成，一共有28组拱石（注4.）。现在桥长从两端露出河床的地方算起共有115英尺。思成指出，桥的真正跨度如果从河床下面挖出来，那就会长得多。“因再下30－40厘米便即见水，所以除非大规模的发掘，实无法进达我们据学理推测的大座桥基的位置。”他又说，“发掘后，我因不得知道桥基造法而失望，也正如乡下人，因不能证实桥券为整圆而大失所望一样。”

梁思成对于发现这一独持的中国建筑物的喜悦（它比它最接近的欧洲等同物还要早一千年），使他在这个地方流连徘徊、再次丈量、进一步挖掘和从各个角度拍照。这桥经历了1300年依然存在而且仍在使用。

在赵县他又发现了一座12世纪的“小石桥”，是大石桥的仿制品。他当年在营造学社的《汇刊》上公布了对两座桥的考察结果。

当思成在找寻他那非凡的赵州桥的时候，我也在邻近的山东省进行野外考察，我也发现了一些中国古代建筑的瑰宝。作为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我特别喜欢山东武梁祠的汉代拓片。公元第二世纪雕刻在石室上的图形的一套套纸拓片到了欧美学者手里，他们用西方语言将它们出版又使它们在世界上出了名。我到达北京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给自己买一套。从那时起我可以几小时地审视它们。那丰满的马匹和车辆很好看。传统的人物填充了优雅地创作的画面。每个人的官阶可以从他的服装上辨别出来。我无知到这种程度，既惊异于它那出奇的美，却又对它们描述的著名故事毫不了解。

我想亲自看一看武梁祠的石块。我的中文这时候已经可以应付旅行和日常会话了。一位美国妇女朋友表示愿意陪我旅行两个星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作在山东其他地方考察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地武梁祠相当远，是在山东的西南端，我们换了一次火车，一次公共汽车，住了一晚，最后还有长长的步行才到达。

那武梁祠的石块，在墓地的大平原中间的一座小房子里乱堆着，大大小小没有一定次序。有些只是旁边有雕刻。有些则在前后或前边和旁边雕刻。还有独立的石柱。最使我惊奇的是那些有三角顶部的大石块。我原先期望看到的石刻展览却并不是艺术品的展览，而是建筑物构件的大杂烩！建筑！什么样的建筑物？地上的还是地下的？有多少？有可能重建它们吗？

这个主意使我着迷，过了几年我回到剑桥后确实担起了这个任务。研究这方面的出版物非常有意思。我实地考察时真是傻得出奇。我想象中的重建包括以下四个步骤：（1）搜集尽可能完整和清楚的全套武梁祠石刻拓片；（2）以统一的大小把它们拍下来；（3）切掉多余的边；（4）在桌子上边把照片像七巧板那样移来移去，直到三角墙都相配，装饰的边都对上，把那三座前脸空着的佛龛的边墙和后墙尽可能地拼在一起。我在1941年出版了一篇三十六页的文章，对我的选择和决定进行了解释。（注5.）

由于那些拓片已经是世界著名而我关于重建实体的建议是第一次提出，使我在有限的学术领域中有了名气。这真让人兴奋。我对中国艺术的美学兴趣现在已相对武梁祠石块这祥的考古遗存的建筑设计的欣赏结合在一起。这里明显有梁氏夫妇的影响。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注1. 摘自梁思成未发表的手稿《寻找华北的古建筑》，1940年写于昆明，现在作

者处。注2. 在梁思成回到北京以后，他立即写出了关于他在正定发现的这些和其他古建

筑遗存的初步报告，并很快在《营造学社汇刊》1933年9月号刊出，两三年后

他带了另一个小组去那里对他在正定的发现做详细的调查研究，进行了仔细

的丈量和拍照，写出了详细的文字说明并已付印，但1937年日本侵占北京时

手稿和图片均告遗失。注3. 引自《寻找华北古建筑》，第24－25页。注4. 原文如此。据梁思成自己的说法，“安济桥大券小券的砌法，出我意外的，

乃是巴比伦式的并列砌券法。”这就是说，这桥的砌法是不同于罗马和后世的

砌法的。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第242页——译者汪。注5. 见费慰梅《‘武梁祠’祭坛》、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刊第六卷第一期，1－

36页，重印于《复古的冒险旅行》，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麻省剑桥版。

梁思成和林徽因--12.在山西的联合考察

12.在山西的联合考察

尽管在华北进行了广泛的搜索，梁思成关于发现一座一直保存到20世纪的唐代木结构寺庙的梦想却始终未能实现。他现在明白了，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那也一定是在某个远离尘世的地方，只有在那种地方，它才能够逃开那种毁坏建筑物的人为的和天然的恶劣影响的威胁。

北京西边的多山的山西省，思成已在它的北部进行过一些考察，是他可能进行搜寻的一个目标。当他听说费正清和我正准备在山西中部度过1934年的夏天并希望他和徽因到那里去看我们时，他就能够在不必担心会离开他的基本目标的情况下接受我们的邀请。

他们在8月到来，我们已在靠近汾州（现汾阳）一条淙淙流过的小溪峪道河畔一座古老的石头磨坊中安顿下来。我们的好朋友亚瑟·哈默博士，把他们多年来家居的一座磨坊借给我们在那个夏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