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乙未年（1895）五月廿一日日记。）

刘鹗认为有利可图，竟以五万两银子和数十件字画作敲门砖，还向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的翁同龢行贿，企图“承包”铁路工程，怎奈翁同龢不念同乡之谊，不为重金所动，刘鹗的这笔大买卖才没有做成。

刘鹗的做派，颇具启示。在他没有机会踏足官场时，他嘲讽官场最力。在他没有机会腐败时，他抨击腐败最力。一旦有了机会，他的钻营功夫可一点也不落人后。那时候，承揽工程同现在一样，也是个来钱极快的肥差。

今日之我的所作所为，正是昨日之我所激烈反对的。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位子决定脑子，古今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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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的退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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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乐师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传·襄公十四年》）话里的意思是管理和生养百姓不使其迷失良善的本性是君主的职责。当时一个国家的规模同后来的一个郡差不多，有的甚至仅等同于后来的一个县，君主临民，大概还不会有太过于吃力的地方。到始皇帝扫平六国，一匡天下，舍封建而行郡县，天下于是成了一家一姓之天下，若再由君主一个人来治理，就变得不大可能了。汉承秦制，所以《史记·孝文帝本纪》才会有“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的提法。

由君主牧民到由官吏牧民，粗看似乎只是个管理权转移的问题，细究这其中的奥妙变化，对小百姓的命运之影响却大不一样。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小百姓原本就是君主的私有财产，由财产所有者直接司管理之责，因为财产的损益直接关系到所有者的切身利益，靠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手段来获取短期收益自然是一个高明的经营者所不屑为的，他得考虑可持续发展等较长效的问题。李世民就曾教导太子李治说：“（马）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有马也。”（《自鉴录》，意思是民众如牛马，不竭其力，才能保证源源不断的赋税收入。）明太祖朱元璋也同样教导太子朱标要体恤民力。饭不可一代人吃光吃尽，“但保方寸地，留于子孙耕”，当君主的都得保证自身乃至子孙后代都会有一个可期冀、可保障的收益。所有这一切，均要求他必须做长期的规划而不能着眼于短期利益。

而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更不可能完全重叠，这就意味着有些代理人的出轨并非不可能。有些代理人可能会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委托人的嘉奖进而提高收益并确保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有些代理人则会靠贪渎手段直接获取收益进而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后者之所以这么做并非毫无道理，直接动手毕竟比别人的赏赠要来的快且方便。

清人的小说《明珠缘》，描写了一位姓冯的道台和一位姓程的中书冲突的故事，前者是一位很尽责的官吏，后者却是一位司牧制度的破坏者，一位奸贪之徒。小说第九回说到污吏程中书激发民变，众商民在冯道台的鼓动下，将他的座船打碎，金银礼物扔的扔，丢的丢，一时散尽，最后还把这个贪官用绳子捆了。事件过后冯道台去见顶头上司。抚院问他：“贵道鼓大勇以救商民，固为盛举，但如君命何？”他说：“本道为民司牧，岂可任虎狼吞噬？”

冯道台说话的口吻很像一个尽心尽责的牧场看护，殊不知程中书同他一样，也是一位负有司牧之责的朝廷命官，并非野地里跑出来的兽类。

我们依冯道台的意思，姑且把负司牧之责的官吏比作牧羊之犬，而把散居于四海之民比作羊，这么一来，一个颇为奇怪的公式便会显现出来，进而颠覆我们的惯常思维。那便是：导致一个王朝最终覆没的，并不是由于羊的普遍进化，进而自觉地摆脱身上的枷锁。而是因为犬的退化变质，也即原先的牧羊犬已普遍退化为吃羊的狼，就像小说中的程中书，羊们不胜其吃，只得揭竿而起。

所以说犬的退化问题，才是危及王朝统治者们的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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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循环规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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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据说参加过元末的农民战争，应该是亲身经历了元政权的倒台和明朝的建立，对王朝更迭算是有比较切实的感受。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篇，用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来概括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句话之所以会被一再传诵，并不是因为罗贯中真的说出了让人振聋发聩的大道理，实在是这样的循环太过于频繁的缘故。

一个王朝的存在，就好比是一张四平八稳的椅子，影响椅子使用寿命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种：一是自然老化；二是人为的不当使用；三是出厂时的粗制滥造或是构件不合理。

我不知道罗贯中写这句话时，是否联想到了他屁股下面的物件，不过从他斩钉截铁的态度来看，他应该是找到了某种宿命的理由。我用椅子来形容一个王朝的存在，大概还不至于太过牵强。

如果我们有兴趣把罗贯中的那个“久”字分拆开来，加以细致的编排，很快便可得出一个一再被复制的王朝的循环模式：

第一代君主通常都会吸取前朝覆没的教训，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希望把“椅子”做得越扎实越好，这样就可以确保传代时间的久远。

经过第一代君主的不懈努力，到王朝的第二代、第三代，往往便可走向所谓的盛世。如周有成康之治，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明有仁宣之治，清有康乾盛世。

第二代、第三代若不能走向大治，就可能转而走向灭亡，如秦二代而亡，西晋三代而亡，隋二代而亡。这里头有“使用不当”的原因，如隋炀帝的倒行逆施导致隋朝的过早夭折。也有“出厂时的质量问题”，如西晋的封建诸侯，造成八王之乱，最后引得异族入侵。还有“使用不当再加上质量问题”的，如秦以酷法治天下，弄得道路以目，再加上二世皇帝的胡乱折腾，大秦帝国的分崩离析也就不可避免。

所谓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章句下》），即是说开国君主的英明神武，绝不会一代又一代传诸无穷，到王朝的第四代、第五代，国家承平已久，侈靡之风渐长。后来的君主，生在深宫之内，长于宦寺之手，无不天生就一副败家的高强本领，经过几番折腾，整个国势又开始式微了。

第六代、第七代通常都会有回光返照式的中兴，出来几个君主挽狂澜于既倒，如周的宣王中兴，汉的宣帝中兴，唐的宣宗中兴，明的弘治中兴，清的同治中兴。这是王朝的自我调适能力使然。

八九代之后就又不可避免的要故态复萌，这一回终于无药可救了。

如此折腾了一大圈，终点又成了起点，小百姓们又将迎来有天无日的日子。

二千六百年前，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说：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林。意思是皇帝老儿索取无度，小百姓没得活了，只得躲进深山老林。（参见《管子·地数篇》）

这便是亡命之徒的由来。亡命的本意并非后来的不要命。《史记·索隐》引崔浩的话说，“亡”是无的意思，“命”通名，“亡命”即无名，“亡命之徒”指的是那些因逃匿而被削除名籍的人。

历史上有名的亡命之徒是战国末年的魏国人张耳。《史记·张耳列传》说：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后来张耳投奔陈胜，又佐刘邦鼎定天下，终于成为大汉朝的开国元勋。

继亡命之后，出现的是亡户。亡命是及身而逃，亡户则是合家逃亡。

《晋书·毛璩传》说，海陵县的四面都是湖泽，湖泽之中又遍生芦苇，逃亡的人家全都藏匿于此，这里成了朝廷威令不及的空白地带。

当时任镇北将军、谯王怡司马的毛璩，建议率兵千人前去讨伐。那一年正好赶上久旱无雨，毛璩命人放火，已成枯槁的芦苇一下就着火燃烧起来，亡户们无处藏身，只得出来自首。

史书上说，单是这一次征讨，朝廷便接收了近万户人家，这几乎就是当时一个郡的人口，可见逃亡者之众。

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到明朝的嘉靖年间，当时的大清官海瑞在他的《兴国八议》中还是这么说：赋役日增，民多逃窜。

王朝换了一个又一个，羊的命运一点没变，为了活命，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沦为野羊。

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野羊的角磨尖了，腿练长了，善跑又能斗，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自然要比驯顺的羊更强，于是也就有了更多的生存机会。结果，原本该由逃亡的羊来承担的税赋就完全转嫁到未曾逃亡的羊的身上，未逃的羊因为不堪重负，又会加快逃亡的速度，于是野羊的队伍终于日渐庞大。

狼们一旦发现野羊的存在已经危及其正常的吃羊秩序，便会毫不容情地予以干涉乃至剿杀。《晋书·王戎传》载：王戎的从弟王澄当荆州刺史时，因为巴蜀流民杀了他手下一个县令，王澄便命令成都内史王机出兵围剿，“袭之于宠洲，以其妻子为赏，沉八千余人于江中。”

王澄的残暴不仁，换来的结果是，“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野羊们一旦发现天下竟无一容身之地，亦即成了野羊，仍然逃脱不了被吃的命运，为了生存，他们就只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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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循环规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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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吃羊，羊亦能吃狼。南宋的洪迈考据道：陈胜义兵一起，每个郡县不堪暴政压迫的百姓便争相起事，砍杀他们的领导来响应陈胜。晋安帝时，孙恩在东方造反，把抓获的县长一个个煮熟了，让他们的妻子儿女来吃，不肯吃的便要被大卸八块。隋大业末，群雄蜂起，抓到当官的和他们的家属一律斩杀。黄巢攻陷长安时，对当官的，也是抓到一个杀一个。宣和年间，方腊造反，抓到当官的，一律将其四肢斩断，再将挖其肺腑，或者用膏油熬了，再乱箭射杀。杭州士卒陈通造反，抓到当官的，马上枭首示众。（洪迈《容斋续笔》卷五，盗贼怨官吏条）

这便是流民的造反，最后，良民们也加入到这一行列，终于天下鼎沸，于是一个王朝便走向了终结。

我们再来考察流民亦即羊历次起事的结果：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引出刘汉帝国；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引出光武中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出三国鼎立；隋末十八路烽烟引出李唐王朝；唐末黄巢、王仙芝起义引出五代割据；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引来金兵南下；元末红巾起义引出朱明三百年江山；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引来清兵入关；清末洪秀全起义则是半途而废。

这中间除了建立汉朝的刘邦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为起义元勋外，其他的流民运动要么半途而废，如太平天国运动；要么引来异族的统治，如金兵的南下和满清的入关；要么从旧堡垒中引出新的统治者，如光武中兴、三国鼎立、李唐王朝的建立和五代十国的纷立割据。

我们再来看看刘邦和朱元璋又是如何成功的：帮助刘邦鼎定帝业的大功臣张良、韩信均为六国旧人，张良为韩相张平之子，韩信为韩国王族之后。其他如萧何为沛县主吏掾，曹参、任敖皆为狱吏，夏侯婴为厩司御，张苍为秦御史，周昌为秦泗水卒吏，佐刘邦定朝仪的叔孙通则为故秦博士。另外，成为朱元璋参赞军机的大功臣刘基本是前元进士，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战略规划的朱升曾当过前元的池州学正，其他如宋濂、叶琛、章溢、陶安、詹同、崔亮、陶凯、任昂等人也均为前元官吏。

一句话，新兴的王朝若能得到旧官僚的支持，便能稳坐江山，否则纵使得了天下，也会被人撵下台去。篡汉自立的王莽，当上皇帝后干了两件对小百姓来说意义非凡的大事：一是平均地权，收天下田为国有；二是人人平等，废除奴婢制度。结果王莽及身而亡。

任命王安石变法的神宗皇帝同样遭到大臣文彦博的警告：陛下，你是代表读书人治理天下，并非代表天下人治理天下。（《宋史·文彦博传》）

康熙皇帝说：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见《圣祖仁皇帝圣训圣治》）

所谓乱臣贼子，指的当然是些不堪命运安排、揭竿而起，最后惨遭屠戮的流民领袖。所谓真主，就是那些识得时务，能见风使舵，最后登上帝位的窃国大盗。

折腾了一通，羊还是羊，狼还是狼。所谓“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见于右任作于1924年的《读史三首》，本诗前两句是：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代前朝而起的新王朝一切又从头再来。

封建的政治发展史同人类的进化史正好背道而驰，人类的发展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封建的政治史则不断退化。每一个朝代的开国君主，都会从前朝的覆亡中吸取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