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治人者食于人的专制本质既然不可更易，那么唯一可做的也就是在制度上下工夫去努力修缺补漏，这便造成君权专制的一代又一代地加剧。

三代时，制衡君权的是民权，刘师培说：观《尚书》一书，可以觇君权专制之进化。上古之时，一国之政悉操于民，故民为邦本之言，载于《禹训》，夏殷之后，一国之权为君民所分有，故君民之间有直接关系，所谓“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也，降及周初，民权益弱，欲伸民权，不得不取以天统君之说，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者也。（见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按语）

三代之后，能对君权构成有效抗衡的，唯有相权。秦汉时，皇帝虽然成了“朕一人”，却得丞相为百僚之长，皇帝是国家元首，丞相是政府首长，皇帝有皇帝的办事机构——六尚，丞相有丞相的办事机构——十三曹，皇室有皇室的财政来源——少府，政府有政府的财政体系——大司农，皇室与政府互为权力之二轨，相权能对君权形成有效的补充和遏制。故赵高能杀二世皇帝，王莽能篡汉自立。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丞相仍为政府之行政首长，故曹丕能篡汉建魏，司马炎能篡魏建晋，刘裕能篡晋建宋，萧道成能篡宋建齐，萧衍能篡齐建梁，陈霸先能篡梁建陈，杨坚能篡周建隋。

唐宋时，丞相已由秦汉的首长制改为委员制，中书、尚书、门下三省的长官都是丞相，这三省，原本只是内廷的官职，有如皇帝的秘书，政府的首长们便成了承旨办事的应声虫，相权于是成了皇权的附庸，再也无力与皇权抗衡了。

明清时，国家又公开废相，皇帝开始以秘书为丞相，至此皇权彻底完成了对相权的吞并。唐宋时，皇帝以丞相为秘书，丞相的体统仍在，明清时皇帝以秘书为丞相，相权便荡然无存了。明清两朝近六百年时间，再未出现一例权臣篡政杀君的事。从此，皇帝真正成了“朕一人”了。

所以说，旧时中国的政治史是唐宋不如秦汉开明，明清又不如唐宋开明，王朝循环的结果不是向上递嬗，而是向下萎缩，是一代不如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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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义与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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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一副名联，叫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虽纷繁如棋，究其根本，不外乎黑、白两色，也即孔夫子所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两端。

义是以天下为己任、匡时救弊的责任，是普天下共倡之、共守之的最大社会公约。利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的物质因素。游刃于公义与私利间的种种必要和诀窍，便是世故人情，也即曹雪芹所谓的做人的学问。

做人的学问无疑是我们特有的国粹。我们若说某人尚欠老练，听者一定明白，这绝不是说某人业务上不够精进，而是说他在人情方面尚欠圆通，不够世故。作为教育的一大组成部分，人们打从孩提时起，便被灌输以种种做人的规矩与方法。

在现实生活中，做人的学问往往比做事的学问更具有实用价值，更重要也更难掌握。做事仅靠技术就能臻于佳境，做人则是一门弹性极强的艺术，讲求的是无法量化和复制的分寸感，做事学一次即有毕业的可能，做人却要活到老学到老，要一辈子下工夫。

做人的着力点又全在一个“礼”字上，礼貌之礼、礼节之礼以及礼物之礼，唯有礼，才是调和公义与私利的最为有效的武器。

在我们并不贫乏的词汇中，礼貌之礼或礼节之礼以及礼物之礼，偏偏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应字。无礼之礼，指的是礼貌；拘礼之礼，指的是礼节；送礼之礼，指的是礼物。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道理之理和礼物之礼，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也能互通不悖。有一则笑话说，某官最贪，一日拘两告对审，原告馈之以五十金，被告闻知，加倍请托，及审时，不问情由，抽签竟打原告。原告将手作五数曰：“小的有理。”官也以手覆曰：“奴才，你虽有理。”又以手一仰曰，“他比你更有礼。”（事见《笑林广记》）

送礼者通常都会小心翼翼地把财物之类的东西喻为自己的心意，受礼者接受的明明是财物，说的却是领情之类的遁词。似乎送礼者的心意比礼物更重要，而他之所以接受对方的馈赠，也是出于不违拗对方心意的良苦用心。也就是说，他注重的仅是送礼者的一番心意，而非礼物本身。

礼一旦成为表现真诚的一种心意流露，便具备了无坚不摧的行为力量。

正因为如此，拒绝一个人的礼物在注重和谐和默契的社会里无异于当面毁约，这在人际关系中是极为忌讳的，其行为足以使一个原本有理的人从此处于劣势，并且让你蒙受不通人情的骂名。而人情又是你安身立命须臾不可或缺的通行证。

因此，在巨大的人情攻势面前，公义仅仅只是双方交易的一个筹码。讲价条件往往与对公义的损害程度相对应，对公义的损害越大，就意味着你所握有的讲价条件也在相应增大。

河南内乡县旧县衙的门楣上有一幅很不一般的横匾，匾上是这么六个字：“天理国法人情”。这比印象中的明镜高悬之类的高调现实多了。

要想看透我们祖先的行政与决讼，单看这六个被高高挂起的大字就足够了。

西汉末年，大名士卓茂被任命为密县的县令，有一个百姓慕名上控，告发其所在村的“村干部”（亭长）接受了他的米和肉等贿赂，要求上级领导依法惩处。

告状者明显是冲着卓茂的名气来的，案子不好不接。卓茂又是如何摆平这件事的呢？史书上说：卓茂先是屏退左右，然后问那位告状的：是亭长向你索要的呢？还是你有事求他？抑或是你们关系原本就不错，你才送他？

那人说：是平时关系不错的缘故。

卓茂又问：既然如此，为何又要告他？

那人说：我听说贤明的亭长，能使百姓不畏惧他，他也就不会从百姓那里得到东西。我因为畏惧，不得不巴结他。他既然接受了我的贿赂，我就有权告他。

看来那人所在村的村干部可没少吃他的米、肉，要知道，一个小百姓要走上控告父母官的道路，就是放在今天，也是需要十二分的勇气的。那人的言下之意，也有碰上了好领导的扬眉吐气。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

卓茂说：你做人太差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因为懂得友爱，懂得相互敬重。现在邻里之间尚且相互馈赠，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相互联络感情的方法嘛，何况官民关系！当官的是不能凭借权势强行索要，可是，人活一世，群居杂处，就会有礼尚往来。你不想这么做，难道你能远走高飞、从人间蒸发了不成？再说，那位亭长的政绩很不错，逢年过节迎来送往，这很正常嘛。

卓茂的谆谆教诲不但没把不识趣的小百姓说明白，反倒把他弄得更加糊涂了。

那人说：既是这样，为什么要禁止官吏受贿呢？

卓茂的回答是：法律是强调大的道理，礼节却要顺乎人情世故啊！就像现在这样，我礼貌地接待你，你肯定不会怨恨我。如果我跟你打起官腔，你必定手足无措。你回去好好想想。（事见《后汉书·卓茂传》）

话说到这份上，就没什么不好明白的了。所谓的正式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是当不得真的，除非你能从人间蒸发，否则你便不能不注重人情世故。

卓茂的话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公义与人情之一体双面的关系图谱，所谓的公义，体现的仅仅是普遍的价值或普世的理想罢了，而人情顾及的才是最具体最现实的利害关系。

公义与人情，一虚一实，犹如铁道之有二轨，虚者予人以信心和希冀，实者教会你基本的生存方法与规矩，此虚实二轨，兼及公理与私意、正义与陋俗、制度与权变、面子与实质等看似对立实能并行不悖的问题，人们在进行个体利益的公式换算时，往往要与普世的公义相抵触，如何调和这其间的尴尬，就足以考验一个人的人生智慧。所以大才如曹雪芹，也不得不把人情世故当学问和文章。

故事里的小百姓状没告成，反倒接受了一回思想上的再教育，这回总算明白了，也服气了，史书上就是这么说的，“于是人纳其训”，说明接受教育的并不止一个人，而是一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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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字两个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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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的最大特征是：动词没有明确的时态变化，名词又没有单数、复数之分，动词、名词亦可打破疆界，互用不悖，文法上还可以省略主语。所有的这一切，自然就赋予了我们的语言无比的灵活性。我们可以以主谓宾为干，定状补为叶，让一句话成为一篇奇文。我们也可以随意添加上一个语气助词，让原本信誓旦旦的一句话，变得截然相反。所以在我们的传统里，一直有着“一字师”的说法，意即一个字的改动，便会产生超乎寻常的效果。

光绪年间，粤中有一人，在老婆随人跑了两年后，才得到他们的踪迹，那人于是潜踪过去，把奸夫淫妇一并杀了。依照当时的律例，捉奸须在床，方可行使格杀权。否则，便算防卫过当，仍然要吃官司。当地的官吏有心要开释他，公文报上去，却被部里的办事人员驳回，有一个幕友便重新撰写判词道：

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

久觅不获，乍见即系登时。

部里的办事见了大加称赞，立即允许了当地官吏的请求。（事见近人刘体智的《异辞录》卷二）

另一则奸案说：

一女子在楼上，见到墙外有人小便，那人用手指着小便的家伙调戏她，那个女的羞愤自尽。

当地的官员把那个男人抓了，因为他既无言语调戏，也无手足勾引，所以无法给他定罪。这时，一个老吏提笔批道：

调戏虽无言语，

勾引甚于手足。

于是，那人的罪名成立。

两个案件，一是官吏们想为其脱罪，一是官吏们要将其定罪，同样的事实经过，经过幕友的一番陈述，马上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是罪名立除，一是罪名立就。前后之判，别在天壤。

因为官吏手中的笔杆子可以活人，也可以杀人，小百姓们对其更是敬畏有加，故在民间，一直有以笔喻刀的说法。

我们一直有着轻实证、重案牍的决讼传统，因为官僚的出身多为文人，而非技术官，他们在办案时往往又有着先入之见，这种时候，一旦有人说出他胸中所有、口中所无的话，他便激赏不已，甚至引为知己。这样的决讼，有如文学创作。

事实既然仅是官吏们形成判词的素材，那么如何把握官吏们创作时的天马行空，就变得至关重要。这种时候，唯一能够影响官吏们思绪的，便只能是人情上的投入了。

汉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模糊而富有象征性，可以言在意外，说了，等于什么都没说；不说，也能等于什么都说了。或是明里看是说甲，暗地里说的却可能是乙；明里看是说乙，暗地里说的却可能是甲。

这样的语言不但适于艺术题材的作品，在现实生活中，也给了官吏们充分的活动空间。官僚们之乐此不疲也就不难理解。

所以，就连非常严肃的司法文书，也无需精确的细节描述，整个案情，仅靠意会，便能定谳。至于那些要人命的判决书，有时竟也只是一首打油诗或是一首词，抑或是一篇对仗工整的骈体文。

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在花街柳巷勾连，迷上一个叫秀奴的妓女，最后钱财散尽，弄得衣衫褴褛，秀奴却不再见他。一夜，他喝醉酒后又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竟闯进去把秀奴杀了。和尚被捕后，负责审案的官吏在他的胳膊上发现了一幅刺青：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适逢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案子上报到他手里，我们这位大文豪提笔判道：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事见冯梦龙编撰的《情史·僧了然》）

伴随杀人者人头落地的，居然是一阕朗朗上口的词，这样的司法文书往往因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而大受欢迎，至于事实真相，则不会有多少人去认真探究。

不但是判决书可以做成一篇文学作品。就连答辩状，也可照此依样画葫芦。

宋代的律法规定，“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娼妓部》引《委巷丛谈》）也就是说官办的营妓，只能三陪，不得出台，更不得与官员发生性关系。台州营妓严蕊因为同知州唐仲友的私情被人揭发，下在狱中，岳霖任浙东提点刑狱公事时，严蕊便写了一首词来替自己辩护。（事见周密的《齐东野语》卷二十）词曰：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单从字意来看，我们实在不能说她提出了什么强有力的脱罪理由，可是，最终她还是被无罪开释了，说明这么一阕词还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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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字两个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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