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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些问题实在不是放在桌面上能说明白的，而我们的文字，恰恰充满了暗示性。严蕊的高明就在于此，用这样蕴藉含蓄的文字作此欲说还休的词，可谓再恰当不过了。

除了有巧辞妙句可资行私之外，官吏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另一伎俩，便是以礼法的两执对立来为自己取便。

有一次，朱元璋打算处决一批朝臣，叫御史袁凯把卷宗送给太子复讯，太子却主张从宽处理，朱元璋便问他：“朕要严惩，太子却要宽减，你看谁对？”袁凯不好说谁对谁不对，便打了个马虎眼，回答道：“陛下要杀，法之正也。太子要赦，心之慈也。”朱元璋以为袁凯耍滑头，首鼠两端，两面讨好，狠狠训了他一顿，吓得他只好回家装疯。（事见《明史·袁凯传》）

袁凯之所以敢把心之慈与法之正相提并论，自有缘由。在传统中国，一直有法外施仁这一说法。仁者，人也。换句话说，仁，就是人情。心之慈，亦人之常情。这一切，无疑都应归入礼的范畴。

《礼记》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的核心就是区别对待。按照礼的定义，官僚们在决讼时，首先该考虑的照顾因素便有八大项，即传统所谓的八议：一是议亲，二是议故，三是议功，四是议贤，五是议能，六是议勤，七是议贵，八是议宾。

试问，经过这一议再议，还有什么罪行得不到宽宥？当然，一个待决之人，最终是否能平安无事，事后证实可能与所谓的八议全然无关，但八议毕竟是他获得宽宥的最堂堂正正、最见得光、最具说服力的理由。

法的核心同所谓的礼完全不一样，法律执行的保障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刑国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见《韩非子·备内》）的绝对公平。

违法必究的原因可以有千万条，法外施仁的理由同样也可以有千万条，依律定谳是严正典刑，不依律定谳，则是法外施仁。不管怎样都能在法理和伦理上找到相应的依据，都站得住脚，都可以把个人因素撇得干干净净。

试想，有礼法两执互为犄角，官吏想在某一事上徇私，舍公义而就私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还不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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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贪官的权力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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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立国之初，太祖皇帝同权臣石守信等有一番很有趣的对白。

太祖皇帝道：“没有大家我坐不上今天的位子。可是我虽贵为天子，却不如当初作节度使时快乐，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安枕。”

石守信等诧异道：“如今名分已定，谁敢再有异心。陛下为何要这么说？”

太祖反问道：“哪一个人不企求大富大贵？一旦有人要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虽然不干，可形势允许吗？”

“对啊，那该什么办？”石守信等便纷纷向太祖讨主意。

太祖皇帝就开导大家道：“人生如白驹过隙，快得很呢。不如多捞些金帛田宅，传给子孙，多搞些歌妓舞女，享受人生。君臣之间无所猜疑，不是很好吗？”

当时宋政权立国未久，北有辽、汉，南有唐、荆、闽、吴越、南汉，西有后蜀，国家形势，可说是危如累卵。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太祖把石守信等召集在一起，但他召集亲信部下，居然劝导大家多多捞钱、多多享福。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要过上好的日子，自然得有钱。当官、当大官，还不是为了捞钱、捞大钱？

石守信等人茅塞顿开，无不拜谢太祖皇帝的点拨。第二天便集体交权，从此一心一意搂钱去了。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事见《宋史·石守信传》）

太祖皇帝没有喊口号，也不用唱高调，靠的就是这么一番近乎庸俗的体己话，教老部下们折服，让大家乖乖交权。

史书上说，石守信交出军权后，便热烈响应领袖的号召，“专务聚敛”，很快就“集财巨万”。石家盖寺庙，还强迫百姓为他运瓦、运木，把百姓当牛马一样使唤，却不给一点佣金。“民多苦之”，却都拿这位奉旨聚敛的贪官没办法。

从理论上说，皇帝是无可争辩的国家主人，国家之于皇帝，犹如土地之于地主一样。有那么一个时期，官家或国家，还是皇帝的直接称谓。（西汉称皇帝为县家、大家,东汉人称皇帝为国家，三国时诸葛亮称后主刘禅为朝廷,魏晋时称皇帝为官或官家，唐代称皇帝为大家或天家,宋代称皇帝为官家或官里。)更何况，皇帝的产权证是天老爷颁发的，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异常明晰，按说是容不得旁人的破坏才对。而在现实生活中，皇帝老儿对某些人的明显侵权，不但不见阻止，反而百般鼓励。这就让人费解了。

唯一说得通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产权本身就问题多多，或者本就是贼赃。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意思是盗窃钩的人要被杀头，篡夺政权的人却可以南面称尊。另一句话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国家的所有权能跟盗寇连在一起，不是赃物又是什么？果真如此，所谓的侵权，就只能是见者有份的分赃，是一方默许下的利益均沾。只是这里头，没有考虑小百姓的份额罢了。

梁武帝有一个弟弟叫萧宏，是个有名的害民贼和守财奴，他在荆州太守任上，搂钱无数。史书上说，他家有库房百来间，在内堂的后面，守卫甚是严密。有人怀疑他私藏兵甲，便密告武帝。

这可是“谋大逆”的罪名，一旦罪名坐实，是要族诛的。查还是不查？是暗地里查还是明里查？武帝对这个兄弟一贯宠信，此事实足让他踌躇了一番。

很快武帝便想出办法。萧宏有一宠妾江氏，武帝派人送给她不少吃食，然后让人带话给她说：“我要来和你一起欢宴。”

布置妥当之后，他就带上布衣之交射声校尉丘佗卿一块去萧府，和萧宏、江氏大饮。酒至半酣，武帝假借酒劲对自己的弟弟说：“我想到你家后房走走。”

不等萧宏反应过来，内侍们便用轿抬起武帝直趋内堂。萧宏恐怕聚敛的财宝曝光，吓得面如土色。这么一来，武帝更不能掉以轻心了。于是一间库房也不放过，仔仔细细都搜了个遍。

萧宏特别爱钱，凑钱百万，便用黄牌一块以做标识，积到千万一库，则以紫牌标之。这样的库房，统共有三十余间。武帝与丘佗卿两人边看边扳着指头数，单是这些现金，便有三亿多。此外其他屋内还有布、绢、丝、绵、漆、蜜、苎麻、蜡、朱砂、黄屑等货物，只见一间又一间，塞得满满当当，也不知数量有多少。

武帝没有找到萧宏谋反的证据，却找到无数的财物。正在萧宏冷汗直冒，战战兢兢之际，武帝却哈哈大笑，还打趣道：“阿六，你真会过日子。”（事见《南史·梁临川靖惠王萧宏传》）

皇帝老儿以为自己的弟弟私藏兵甲，意图不轨。经过一番折腾，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于是皇帝老儿如释重负，大贪官萧宏也如释重负，误会一经澄清，便又敞开怀抱，接着喝酒吃肉。

只要不是反朝廷，贪污受贿便全在宽宥之列。至于阿六到底给小百姓们造成了怎样的危害，皇帝老儿才懒得理呢。史书最后说，经过这一次，“兄弟俩的情分更加深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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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与做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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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有一句流布很广的谚语，叫“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谚语的无理而妙是明显的。我以为，这实在是很见智慧的一种人生态度。试想，贫瘠的土地，纵是再努力耕耘，收成也是寥寥无几。贫穷之家，纵是再克勤克俭，积累终究有限。所以说，唯有穷人，才会有十年寒窗的破釜沉舟，而富人绝少能耐得住如此之长时间的寂寞。所以说愈是贫贱，便愈能忍耐；愈是能忍耐，便愈是渴望富贵。而当官就成了最有效、最彻底的解决办法。

让我困惑的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要指望能出个一心为民毫不为己的清官肯定不现实。我这么说，并非要反对穷人当官，而是要反对那些把做官当成脱贫致富、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的人。

既然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削尖了脑袋往官场钻，聪明的执政当局，在国家财政匮乏或个人腰包空乏时把官位市场化，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乾隆三十一年政府的部分岁入情况为：地丁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关税为五百四十余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余万两。

地丁即农业税和人头税，耗羡为损耗附加税，盐课即官营和政府专卖收入，关税是物品跨区域流通的通关税，落地税和杂税等同于现在的特产税，契税古今事同，牙、当等税为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费，矿课为矿山开采费，除此之外的常例捐输，就是政府为弥补财政的不足而强征的税，大多是卖官鬻爵所得。这部分收入，约占当年度总岁入四千多万两的十三分之一，比例不可谓不高。

在我泱泱中华，卖官鬻爵的历史可谓久之又久，自《史记》始，即有“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这是最早出现的鬻爵。

汉文帝时，匈奴屡次犯边，在边疆戍守屯田的军队日增，政府却连最起码的粮食供给都无法保证，文帝用晁错的建议，招募有能力捐输或转运官粮到边疆的人，可以授爵，所授的爵位，最高可以到大庶长这样的级别。（事见《史记·平准书》）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意思是，爵位这东西，是皇上所专有的，只要皇上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拿来封赐给人们。所谓的爵位，不过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罢了，这样的买卖对朝廷来说不啻是一笔无本的生意。

爵位在民间的自由交易也是汉文帝时的事。《史记·孝文本纪》中说到文帝在位时，天下一度旱、蝗连年，于是文帝特别加惠，其中就有允许民间自由买卖爵位一项。（《史记索隐》引崔浩的解释说：有钱人希望得到爵位，穷苦人希望得到实惠，朝廷只好就放任这样的交易发生。）

景帝时，上郡以西常发生旱灾，政府又一次颁布卖爵令，并把价格降得很低，以广招徕。

由此可见，秦汉时的鬻爵其实是指用爵位来换取粮食，目的是援助军粮或救灾，政府并无现金收入。可以说鬻爵是国家在财政匮乏时，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卖官则始于汉武帝时期，《史记·平准书》记载：元朔五年，主管官员征得武帝同意，宣布设置赏官，定名为武功爵，如有买武功爵到第五级“官首”者，可以试用为候补官吏，遇有职位出缺即可补任。

这是由鬻爵到卖官的偷偷转换。可是，当时的政府碍于视听，还不敢公开卖官，然而，事情发展到东汉桓、灵二帝时，便大不一样了。

《后汉书·桓帝纪》有这么一段话：延熹四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占，根据《辞源》的解释，意为估计上报，如《史记·平准书》有“各以其物自占”的话，自占，意即自我报价）占卖，即出价竞买，形式完全等同于今天的竞标，这不能不说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大概是桓帝时官爵太滥，到他儿子灵帝当政时，卖官的行情便大不如前，史料上说，当时有钱人买官可以先交钱，无钱的可以赊欠。不过到任后得双倍奉还。

有一次，灵帝把三公之一的司徒贱卖了，过后，还心痛了好多天。《后汉书·崔烈传》说，崔烈靠了灵帝保姆的推荐，只交500万钱，就当上了司徒。按照当时标的价码，要当司徒至少得1000万钱，如此看来，这显然是让崔烈捡了个大便宜。这事弄得灵帝闷闷不乐，可是君无戏言，又不能反悔不卖。到崔烈拜官那天，灵帝还念念不忘地对左右亲近的人说：“我若稍微吝惜一点，1000万钱就可以到手了。”（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还有一个卖官的活宝，是南朝刘宋时的大贪官邓琬。邓琬因拥立晋安王刘子勋称帝有功，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在权力到手后，为尽快敛财，他干脆命令自家的奴仆，把官位直接拿到市场上去卖。（事见《宋书·邓琬传》）

官位可以竞标，可以赊欠，可以钱滚钱，还可以直接到集市上去卖，你要说这官位不是产业还真说不过去。

官位既然是一种产业，投资的方法自可因人而异：

有些人可以靠苦读当官，就是马二先生所说的，在举业上下功夫。苦读既费时又费力，时间和精力同样是一种成本和投入，时间属于机会成本，精力则是直接成本，这中间还得再加上未必考得中的风险成本，所以说苦读的代价最大，这是穷人的方法，有钱人不会这么干。

穷人的另一个常见的仕进之法，是给当官的做幕僚，付出的同样是时间和精力，可是因为近水楼台的缘故，风险成本会大大减少，这是改守株待兔为主动出击，成功的机会自然就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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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与做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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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人的唯一优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