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有钱人要想当官，除了直接投资之外，一般都会独资干。这当然是首选之法，也是最为大众所熟悉的方法。所以先赚钱后当官风险最小。

无钱的要当官，可以借债，旧时北京城里有的是放京债的，通常的利息是二分，当然也有高到“倍息称贷”的。

借不来钱又想当官的，还可以大家凑份子，合伙来干。

我说的合伙当官，绝非笑话，更不是无的放矢。明人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中，还专门说到这法儿，为免生误会，我把原文抄录如下：

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合做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赃。

我原以为这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的。可是，偏偏在现实中，就有这样的咄咄怪事。

有一则清代轶闻说，浙江山阴人蒋渊如看到买官可以一本万利，却苦于资金短缺，就与其友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四人合计。五人集资捐了个马上就可以补任实缺的知县。并在神前歃血立盟，互道永不相背，并议定具体的分工办法：蒋任县令，唐为刑名师爷，陈为钱谷师爷，王为钱漕吏目，吕为转递公事的快手，如此，合五人之力，管一县事务，无论具细，悉在掌握中。得赃，则按出资比例分肥。上任之后，按议定的分工，蒋以县令之尊高坐大堂，待唐、陈二人以幕友，视王、吕如奴仆，各无怨言。五人通力合作，上下其手，一年收入便达白银二十万两。三朝任满察考蒋虽以贪墨丢了乌纱，五人却如愿以偿，挣了个盘盈钵满。（事见徐珂《清稗类钞·爵秩类》之五人公捐知县条，当时的人不愿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就编造了一个合乎情理的结局，书上说，五人在归途上碰上瘟疫，唐文卿、吕少川二人染疾身亡，蒋渊如、陈柏生返乡不久，陈去拜谒蒋，二人对饮，掌勺的大师傅不小心，将火遗于积薪，引起火灾，当时蒋、陈二人已喝得烂醉，来不及逃命，双双烧死在屋里。王平齐归去后，因为怀疑自己的老婆与人私奸，每日打骂，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一刀子杀了老婆，最后，自己也自杀了。法不罚天罚之，如此一来，公捐知县的五个人，算是无一漏网。）

要说蒋渊如等人，是受了冯梦龙的启发，似乎不大可能，冯的小说在清代是禁书，一个生意人，断没理由冒着屁股挨揍的危险去接触黄色读物。那么，可能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蒋渊如等人聪明透顶，无师自通，干的跟前人书里说的一模一样。再就是所谓的集资买官，原本就是个普遍现象，有如生意中的合伙，纯属正常。

明人笔记《天水冰山录》，便是这样的账册。这部一百四十多页的小册子，分行排列，既精当又明了，记的都是一些被没入官的官员财产，其中有明代中兴名臣张居正的，还有大贪官严嵩的。以下是大贪官严嵩抄家时被没入官的一份酒器清单，我把它转录于此：

金酒盅九个（共重二十四两八钱）

大金酒盅十个（共重三十六两二钱）

中金酒盅十个（共重二十九两三钱）

小金酒盅一十一个（共重三十二两）

金酒盅三个（共重一十两零八钱）

金双鱼耳龙字酒杯二个（共重三两二钱）

金字日月耳大圆酒杯二个（共重五两九钱五分）

金寿字双耳圆酒杯六个（共重一十两零五钱五分）

金毕吏酒缸一个（共重五两八钱）

金嵌宝螭耳酒杯三个（共重八两三钱）

金嵌宝菊花酒杯三个（共重四两一钱）

金嵌宝葵花酒杯一十九个（共重三十六两三钱）

金嵌宝六耳葵花酒杯九个（共重一十一两二钱）

金嵌宝莲花酒杯二个（共重三两二钱）

金嵌宝圆酒杯二十八个（共重五十六两五钱四分）

金嵌宝八角酒杯二个（共重四两四钱）

金嵌宝石酒杯二十七个（共重四十一两五钱）

金酒壶四把（共重三十七两）

金酒盘一个（重一十一两）

金酒杯二个（共重一两九钱）

这批酒器共计一百五十四个，总重三百七十四两四分，再加上镶嵌的各类宝石的价值，时人估价约值黄金一万七千余两。

我们再来算算严嵩的薪俸收入。按洪武二十五年修订的明代官员年俸是：正一品，一千四十四石。从一品，八百八十八石。正二品，七百三十二石。从二品，五百七十六石。正五品，一百九十二石。正七品的县太爷，年俸仅有九十石。

嘉靖二十三年严嵩走向一生的权力顶峰，当时他的本、兼各职有：少傅（从一品）、太子太师（从一品）、谨身殿大学士（正五品）、吏部尚书（正二品），合起来严嵩的品秩为从一品，年俸是八百八十八石。《汉书·律历志》载：“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因此，当时的一石大约为120斤。刚才算过，明代的1钱为3.74克，1斤相当于现在的589克，1石即约为现在的142斤，按现在的米价每斤1.5元折算，我们约略可以算出严嵩的年薪大概是人民币19万元。

单这一笔超过9500万元的赃款，就算严嵩一家人，不吃不喝不花一毛钱，也得攒上五百年才够数。

做官的回报既然可以一本万利，仕进之途自然就人满为患。

据南宋史家洪迈考证：南宋开国初年，仅有京朝官三四千名，选人七八千名。绍熙二年，在籍的官吏即有：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名，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名，选人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名，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名，官吏总数为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名，是国初的三倍。到庆元二年四月，除京官人数未变外，选人净增八百零一名，大使臣净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名，小使臣净增七千四百名，尚不计算当年科举入仕的名额，短短四年时间，官吏人数已激增近万名，增幅为30%以上。（见《容斋四笔》卷四，今日官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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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与做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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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南明小朝廷因为财政吃紧，便狠命地卖官，弄得大街上全是穿官服的，当时有民谣曰：

中书随地有，

都督满街跑。

监纪多如羊，

职方贱如狗。

日本学者宫琦市定在《清代的胥吏和幕友》里说，清代的典吏或称经承，作为县衙各房的负责人，他们承包了县衙的一个部门，拥有私人雇佣的几十个徒弟（即“白役”或“白书”、“贴写”、“挂名”等），将处理公务必需的文件当作私有财产垄断起来。

县官虽有监督经承的责任，但既然是承包制度，经承对徒弟的人事安排，县官就不能干涉。而经承往往收有亲戚关系的子弟为徒，在引退时把其职位让给这些子弟，于是就形成了胥吏职位的世袭化。

接着就引起了职位的买卖，称为缺底买卖。经承在职位不传给子弟而让给他人时，要索取出让金。而且这种权利出让不是完全出让，只是允许在一定期限内使用权利。这种家族传承的权利，称为世缺，所有者称为缺主。世缺或缺主的说法，始见于雍正元年的上谕。

官吏的职位可以像私有财产一样，拥有产权的一方，有处置权、使用权、继承权和获得收益的权利，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所特有的官场怪现状。

以上说的是官府公开的卖官行为，还有一类是私下相授受的跑官。

明朝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百官中的一些宵小，纷纷拜在魏的门下，充当他的干儿子，礼部尚书魏秉谦因年纪太大，实在放不下脸面，不好明着拜魏忠贤为父，就让自己的儿子给魏忠贤当孙子，又怕魏误会自己不够忠诚，便捋着白胡子对魏忠贤解释说：“本想给你当干儿子，可惜我的胡须都白了。只好让我的儿子给你当孙子。”（事见明末复社诸生吴应箕的《剥复录》）这真是欲盖弥彰，让自己的儿子给人家当孙子，自己不是人家的儿子又是什么？

官位的私相授受的始作俑者依旧是汉灵帝刘宏。

《后汉书·灵帝纪》载：“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由此可见，灵帝卖官，一公一私，公者交易地在西园，出榜公布，明码实价，这部分收入归少府所有。私底下的那部分收入，则成了灵帝的私房钱。灵帝还没当上皇帝时，本是解渎亭侯，据说待遇不怎么好，大概经常缺钱用，当了皇帝，便拼命地攒私房钱，这些钱有的拿回了灵帝的老家河间府置办田产和房产，有的托付给小黄门和常侍代为保管。（事见《后汉书·张让传》）

明代吏科给事中韩一良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说：皇上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的话。可是现在这世道，哪一处不是用钱的地方？现在这社会，哪一个不是受钱的官？皇上也知道文官不得不爱钱的道理？什么缘故？他们原本就是靠钱进来的，哪能不用钱来偿还？我听说现在的一任督抚，没有五六千两银子得不到；道府的美缺，没有二三千两银子得不到；甚至州县和佐贰官员的现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和吏承的选拔，也要靠贿赂才成，所以说吏部的工作就可想而知了。就连中央的各科道职位亦有一半以上要用钱来买，公开的选举也是一个样。（谈迁《国榷》卷八十九，崇祯元年七月辛酉条，韩一良的原话是：皇上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一语。然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受钱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乎？何者？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所闻见，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半以此得之，馆选亦然。）

这一连串的“甚至……就连……”，告诉我们的事实只有一个，那便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

同样的记载也见于李清的《三垣笔记》：有一个小吏用了五千两银子运作边镇巡抚的官职，钱出手后就怕出价过低，于是追加了二千两，马上得到了理想的职务。有一个部的郎中，谋求浙海道的官职，吏部的人要价白银五千两，那人压价，只肯出三千两，虽然只出了一半多的钱，最后也如愿以偿。县令中有钱的，想进礼部当曹员，得花白银二千两，想进兵部当曹员，得花白银一千两。

明代的改革派领袖张居正，便是以太监冯保为政治靠山，“得委任，专国柄”的。《天水冰山录》中说，因为冯保弹得一手好琴，张居正便让儿子张简修送给他名琴七张，因为冯保贪财，张居正又让儿子张简修送给他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此外张居正贿赂冯保的另计还有黄金三万两、白银十万两。

一代名相张居正，居然要靠向刑余之徒行贿来邀宠。这便是跑官对整个官场生态最致命的破坏。这样的破坏让一些原本大有作为的好官出淤泥而皆染，见利益而不免俗。

右手出钱，自然得左手进钱，正如韩一良在上文中说到的，这些钱不会从地下冒出来，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出得愈多，职务愈大，进项自然也就水涨船高，这一进一出之间的差额，便是贪官的受益部分。

如果没能把握住收益的正常周期，这个部分就有可能为负数，果真如此，纵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有人愿意去做官。

我国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件畏官场如畏刑场的奇闻逸事。

元至正年间，朝廷派兵部员外郎刘谦到江南卖官，补充各路府州司县出缺的官位。自五品至九品，各有不同的价格。这些职位官职虽大，油水却不多，所以没人应征。松江知府崔思诚为了巴结朝廷大员，硬是领了十二个名额，然后把松江府所有有钱人集中起来，硬性摊派，结果被点到名的无不哭穷，崔无法，只得大刑侍候，一顿板子打下来，才算把所有的名额卖了出去。（事见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

做官还有一个途径，说起来有点邪门，那便是做贼，这里所说的贼，精确地说应该叫做匪。这便是宋谚所谓的：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先做贼后做官，也算是有中国特色的仕进之路。贼做得愈大，招安时，给的官位也愈大，若是贼首，做了官必定还会是一方领导。

《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占山为王时，便排有座次，一号宋江，二号卢俊义，三号吴用……受招安时，当局依旧要按原定座次来授官，一点也不含糊，一号还是宋江，官拜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二号卢俊义，官拜武功大夫，庐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三号军师吴用，授武胜关承宣使……

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其编撰的《桯史》中说：海盗郑广，在莆田和福州一带啸聚亡命之徒，能以一当百，官军不能战胜。自号滚海蛟。皇帝老儿下诏招安，赏给他一个不大不小的武职，容他效命朝廷。由于郑广做过海盗，同僚们对他无不侧目而视，没有谁愿意搭理他，这令郑广大为窝火。有一天早上，郑广入进衙办公，见同僚们聚在一起谈诗论句，便主动搭讪道：“我郑广是个粗人，作了首歪诗，想献个丑，念给诸位听听，不知可否？”当大家凑过耳朵，郑广便大声朗诵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听到这里，众官吏又惭愧又说不出话。故事结尾，作者借时人章以初之口说道：“今天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