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愧郑广者多矣。吾侪可不知自警乎。”做贼的居然比做官的还理直气壮，这实在是对旧时官场的一个绝妙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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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与廉政的矛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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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贤明的君主不能贪得无厌，取于民要有一定节制。夏代五十而贡，商代七十而助，周初是百亩而彻。不管是贡、助还是彻，其实质都是十分取一。（《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这便是孟子“什一而税，王者之政”的由来。
圣人发话了，后世的君主便争相调低税率以合于王道，来为政权的合法性张目。
汉初，政府公布的农业税（租)的标准是十五税一，约为67%，这已经比孟子强调的王政水准还少征了三分之一，实际执行时，又只征了一半，变成三十税一，汉文帝执政时有十一个年头还全部豁免了小百姓的农业税。
唐代公布的农业税标准仅为四十税一，比汉代的三十税一更为优减。
明代名义上的农业税标准定得比唐代更低。《明史·食货志》载：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官田每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依照规定，民田每亩仅须纳税三升三合。当时浙江、福建、广东等江南产稻地区，每亩土地普遍可产米二石（根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列情况）。以此计之，明代农业税的标准仅为六十税一，比之唐代的四十税一，又少征了三分之一，从表面上看，这又是一个大大的进步。
当然，这仅仅是历代政府规定的一个税种，其他的税目尚有人口税（庸)，特产税（调)。不管怎么说，名义上，政府的税入相当有限，量入为出，且一代比一代优减，小百姓的日子应该过得跟啃甘蔗一样，一代比一代甜蜜才对。
与低税率相对应的，自然是低工资和少编制。
低税率既然是为了宣示德政，皇帝好名，只好对不起官吏的腰包了，所以每一个朝代的执政当局所定的官员薪俸均低得可怜。
《明史·职官志》载：洪武二十五年，政府重新修订了官员的待遇，规定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从一品，月俸七十二石。正二品，月俸六十一石。从二品，月俸四十八石。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从三品，月俸二十六石。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从四品，月俸二十石。正五品，月俸十六石。从五品，月俸十四石。正六品，月俸十石。从六品，月俸十石。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从七品，月俸七石。正八品，月俸六石六斗。从八品，月俸六石。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从九品，月俸五石。未入流，月俸三石。
这样的月俸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且拿正七品的县太爷来作个说明。按照规定，正七品的月俸仅为七石五斗，《汉书·律历志》载：30斤为钧，4钧为石，一石为120斤。明代一斤相当于现在的589克（参见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一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42斤，按现在的米价每斤1.5元人民币折算，我们可以知道明代县官的月薪约为现在的1600元人民币。
如果这样的工资能够足额支付，也仅能维持一个中等家庭的生活局面，这与政府在制定工薪标准时的良好愿望相符。问题是就连这点薪俸也仅是名义上的，在实际执行时，又得打个折扣。据清代史家赵翼考证：当时的官俸仅有米一石，谓之本色。其余则以布和钞折算，谓之折色。折色部分不给实物，只发给凭证，凭证可以自由流通。明成祖时，一石禄米的凭证，只能兑现白银一二钱，较之开国时的官定兑换标准：米一石值银一两，已经贬值了很多，其价值仅是原来的一二成。到明成化年间，一匹布只相当于钞二百贯，当时的钞一贯只相当于钱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即是一石米仅值钱二三十文，布一匹亦仅值钱二三百文，一匹布可折合二十石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文钱。（事见《廿二史劄记》卷三十二明官俸最薄条：洪武时，官全给米，间以钱钞，兼以钱一千、钞一贯抵一石。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后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成化七年，户部钞少，乃以部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是米一石仅值二三十文钱也。布一匹也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钱。）
如此一来，我们约略可以知道大明朝县官实际的工资收入情况：本色142斤米，约合人民币200元。至于折色部分，成祖时，就按实得二成计算，也仅有米一石三斗，约为现在的184斤，折合人民币270元，二者相加，仅为人民币470元。成化时，折色部分仅有象征性的50元人民币左右，二者相加仅有人民币250元左右。黄仁宇先生甚至估计,“自1434年（宣德九年)确定的折支比例使薪俸时估仅相当于最初的4%”（见《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这样的薪资水准，放在今天，无疑也应列入城镇低收入人群。
应该说，官府在编制预算时，确实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也是严格遵循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的。
能够守着如此低廉的薪俸过日子，这样的官，自然是好官了。皇帝老儿希望官员们都能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百姓做主，这样的理想本无可厚非。皇帝名为君父，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本就是做父亲的责任。我上学时，父亲对我的要求便是成为一名三好学生，而不是普通的学生。所以说，清官粗看起来往往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们给人的感觉似乎只是遵守一个官员基本的行为规则而已。殊不知遵循这样的规则，本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一件需要奉献一生的事。这实在是标准过高的缘故。
我们不能说皇帝老儿的良苦用心都付之流水。官府的声誉好对官员们来说，毕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事，至少他们嘴上是不会加以拒绝的。当然，确实也会有一些老老实实守着薪俸过日子的官员，明嘉靖时的清官海瑞就是这里头较著名的一位。
《明史·海瑞传》说，海瑞担任浙江淳安县的县长时，穿的是布袍、吃的是杂粮，即使这样，要填饱一家人的肚子，还要靠老仆人种菜来补充。海瑞的母亲过生日，买了一回肉，这事立时传遍浙江官场，连总督胡宗宪都觉得稀奇，说：“听说，昨天海瑞为母亲祝寿，买了二斤肉。”
买上两斤肉这样的小事，都会成为头条新闻。清官的廉洁自律确实令世人感动。
海瑞生前，已是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职务不可谓不高，他死的时候，部下佥都御史王用汲去他家吊唁，发现海瑞盖的居然是葛布做的被子，睡的是残破不堪的竹席。
史书上说，这样的卧具就是穷人家也不会用。王用汲被眼前的一幕感动得眼泪直流。最后，还是他出面募集了一些钱，才让身无长物的一代清官入土为安。
同样的例子还有北魏时的高允，《魏书·高允传》说，当时做官的没有正常的薪金。大清官高允坐了二十七年的冷板凳，从他步入官场的第一天起，干的一直是有职无权的著作郎，穷得实在无法的他，只能让自己的几个儿子上山砍柴卖钱度日。
北魏高宗拓跋浚知道了他的境况，特意去探望他，史书上说：高家“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
拓拔浚叹息道：“古之清贫岂有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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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与廉政的矛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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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清官的事迹被一一宣付国史馆，成为一个民族的良心和希望，代代留芳。
令人遗憾的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者毕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榜样的现实作用是让后来者望而却步、知难而退甚至自甘平庸。千百年来，清官们如寥寥星辰，孤单而寂寞，高踞在民族的苍穹之上，供后人凭吊。
当官的最大开支，大概还不在妻儿老小的温饱上。那时候，任你多大的官，上至幕友师爷，下至书吏仆役，都得自己雇佣。坐轿、坐车也还得自个儿掏钱。清朝时，要维持一乘四抬大轿，一年下来便得银子八百两，这几乎就是当时一个一品大员全年基本工资的四倍多。（参见清人何刚德的《春明梦录》：“坐轿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少非八百金不办。”这里的金，指的是银子。而《大清会典》所记，当时一品文职官员的年俸是银一百八十两。）
除此之外，尚有无休无止的酬应。这些统称为礼的名目，有的纯属个人的感情投资，如“三寿二节”时巴结上司的寿礼和节敬，如上司出差时敬赠的程仪，还有赴外任和京察时分赠朋友、同年、知交和相关官员的别敬，以及按季节该有的人情，如冬天送上司的炭敬、夏天的冰敬。有的则是出于公事上的需要，如与相关部门打交道时的使费，上部里公干时的部费，还有送给上司的跟班和门房的跟敬和门敬，亦公亦私，很难界定。这些不正之风，或由私人掏腰包，或在政府的小金库里支应，倘若因此弄下亏空，照样要有个人想办法解决。
张集馨在其自订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他四次赴外任，出京留别，每次都要花费别敬银一万多两。道光二十五年，他当陕西督粮道，出京时，共花费别敬银子一万七千余两。
陕西督粮道，论品秩也只是一个三品的文职官员，按《大清会典》卷二十一“文职官之俸”记载，当时三品文官一年的正俸仅有银“一百六十两”。
以此观之，单张集馨出京前的那些人情账，便要花去他一百年以上的正规工资收入。
当时北京城有专门放贷给新选官员或来京朝觐的地方官的钱庄，俗称“放京债”。这种古老的行当于明成化年间开始兴于北京城。据说有的选官敢出成倍的利息称贷，贷者也并不以风险过高而惜贷。当时的官场就有“上任者朝来，索债者暮至”的说法。
据《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单是道光二十五年那一次出京留别，他便举债一万九千两，算上二分的利息，便是二万二千两以上的负担。
张集馨抵任后，据他自己说，“通计每年用度，连京城炭敬，总在五万金上下，而告帮告助者不在其内。”
其中包括各色礼金：“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差家人赴兰州呈送。”
还有迎来送往的接待费用：“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及陇、蜀，皆道所必经。”“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桌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仪程在外。”“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
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那一次出京留别，共花费银子一万五千余两。按察使，论职务虽比道台大，但油水却没有陕西督粮道多，所以别敬银子也得相应递减。这一次张集馨统花费的银子比道光二十五年那回少了足足二千两。其中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六部、九卿、军机章京、同乡、同年及知交均一一分赠，或百两、五十两、十数两不等。
举债分赠同僚，应该看作是一种普遍的分肥，有如今天你的乔迁新居，知交们给你贺礼，并不代表是人家真的给你一笔钱，只是暂寄在你处，因为他本人也会有乔迁的时候，到那时，自可连本带息一并讨回。唯一不同的是，乔迁新居是别人送礼，出京留别是别人收礼。所以说，所谓人情只是一种寄贷，并非无偿赠予。故送者并不以为吃亏，受者也不以为白得。
所以说，所谓的酬应并非完全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而是有所期待的礼尚往来。这也是相关官吏计划性收入的一部分，既是计划内该有的，任谁也不会特别领你的情，放了谁都得照给，短了谁的都不行。
终道、咸两朝，张集馨的官位始终不过藩、臬两司，眼见着那些资历不若自己的人一个个被提拔重用，一直升迁无望的张不免牢骚道：
当开府者久矣，而抑乎藩司已十载，曾未闻有力阵政绩上达宸知者，则应酬又何足恃乎？
张集馨的意思是靠正常的应酬是不足以引起上司青睐的。
那么，张集馨眼里所谓的正常的应酬一任下来又是多少？我们且粗略计算一下他任陕西督粮道两年的花销：出京前花费银子一万七千余两，在职两年，一年就花去五万余两，两年合计便是十万余两，两笔合计高达十二万余两。这显然是微薄的工资所无法办到的。
我这么说，列位千万别以为张集馨是个十恶不赦的贪官，恰恰相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确是一个官声颇佳的好官。
谈迁的《国榷》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崇祯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在给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