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奏疏中说：大臣们说到蠹害百姓都归咎当地方官的不够廉洁。可是州县官们又如何廉洁呢？正规的工资统共有多少？上级领导写条子索要，不是说不要动用小金库的钱，就是说暂时不要冲账，都得自己掏腰包。接待过往领导，时不时地要给个程仪，多的要十两银子以上，少的也要数两银子。欲想攀个交情，则不能按定例给，一年中都得有几回进贡。若蒙巡抚的举荐，每次得给一百两银子答谢，别的上司也得答谢银子五十两，这是定例。最近这成例又见涨了，遇到考核朝觐，有的竟花费三四千两银子。韩一良最后说：这些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冒出来，大家要地方官清廉自守，哪里办得到？（谈迁《国榷》卷八十九，崇祯元年七月辛酉条。韩一良的原话是：诸臣民者，俱归咎守令之不廉。然州县亦安得廉？上司票取，不曰无碍官银，则曰未完抵赎。冲途过客，动有书仪，多则十金以上，少则十金以下。欲结心知，不在此例，岁送不知几许。至巡抚荐谢每百金，旁荐五十金，其例也。近且浮于例，遇考期朝觐，或费至三四千金，天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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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与廉政的矛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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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谚有“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是个无底洞”的说法，这样的意思在官吏们的报告中，同样屡见不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第十册第六章第二节“赋税与财政”第二小节说：康熙十九年（1680年），御史许承宣说：“今日之农，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不苦于差，而苦于差外之差。”同样的话还有：“今日之商贾，不苦于关，而苦于关外之关；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税。”康熙六年（1667年），顺天府尹李天裕说：“征收银粮，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可见小百姓的话并非无的放矢。

《武塘野史》是一本稀见的清代著作，仅有抄本流传。作者佚名，其身份似为明末清初嘉善县衙门中的吏员或地方士绅，熟悉当地政界情况，详情已无考。书中记载了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年)四十年间嘉善县的大事，对于粮赋、徭役记载尤详。其中有一段说到官府的加派和使费，数字甚详，抄录如下：（康熙十年）冬十月立法推收，虽祖宗相传旧业，皆所不免，册书索勒无厌。漕兑米始遵例统征，每石民图加耗六升，使费一钱三分五厘；官儒图每石加耗八升，使费一钱一分。

民图一百五十六里，共田四十六万八千亩，正米二斗，该米九万三千六百百万石，加耗每石六升共加五千六百十六石。

官儒图四十里，共田十三万二千，正米二斗，该米二万六千百万四百石，加耗每石八升，共加二千一百一十百万二石。

又民图正米九万三千六百石，每石使费一钱三分五厘，共横派一万二千六百万百三十六两。

又官儒图正米二万六千四百石，每石使费一钱一分，共横派二千百零四两。总派耗米七千七百二十八石，横派使费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两。“图”是明清时代地方政府为了方便课税、力役所建立的里甲制度，县之下有都，都之下有图。都约略相当现在县之下的片区，图约略相当于现在乡之下的基点。（《明史·食货志》谓：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图也可视为基层的征税单位。）小小一个基层的征税单位，一年下来，加派的耗米便达到七千七百二十八石，是正额的十八分之一，这还不算什么，最厉害的尚属那横派的使费。当时朝廷的一品大员，规定的基本工资一年也仅有区区的一百八十两，而嘉善县下面的一个图，一年横派的使费便是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两，这可是一个正部级干部近一百年的工资收入。书中提到当地的官吏催课之残酷不仁，可谓笔笔血汗、句句带泪，读来令人唏嘘。我随手摘录了几段，放在这里：（康熙元年）夏五月，知府张汉杰行县，征民欠钱粮，杀无算。

（康熙二年）秋七月初十，知府张汉杰行县，比征顺治九年、十一年条银；十二年牛角银；十三年海塘银；十四年河工银，罢市。十三，知县邹度站以白粮稽缓，革职。

（康熙二年）八月初四，民李姓者为征催迫，自刎狱中。

（康熙四年）春正月知县叶蕴全征四年条银，严刑拶夹，民不聊生。西塘寡妇卞氏，欠白折银五钱，杖死；城中丰前桥居民朱尔宏媳顾氏，欠灰石银四钱，勒令自经。

（康熙六年）二月初十、十一大风雪，冻。知县阙振征比钱粮，当堂夹死差役陈卿。以上血泪史，并非发生在兵荒马乱的凶年，亦非发生在水旱连年的灾年，更非发生在哪一个王朝的末世，而是出现在清朝历史上最值得称羡的一段时期。据说那个时候，帝国的整体国力正是蓬勃向上，人民的生活得到巨大的改善，是所谓的“宁为盛世之犬，不作乱世之人”的康乾盛世。读史至此，我实在怀疑，史上传颂的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盛世，其真实性到底有几分是靠得住的。

清代欧阳兆熊和金安清合撰的《水窗春呓》中有一段话专门记述当时官场的行情，书中说：

总督以两江为肥缺，一年可得银子三十万，其中淮南盐务占一部分，各关备贡占一部分，养廉公费占一部分。其次则是两广、四川。

巡抚的灰色收入广东、广西两地都可超过十万，浙江不过六万，江苏不过四万，福建则为最苦。

藩司则江、浙两地都有五六万，而四川、陕西、山东、山西等地的外快最多，因为土地、人丁都较他省为巨。

臬司则以通省都有节寿方为优缺，四川、河南、山东、安徽都不错，其他的省份都要差一点。

道台则首推陕西粮道，福建、台湾二省的道台也不错，每年都会有三十万银子的进项，这几乎就与两江总督的相等。

府一级以四川蘷州为最，一年也有二十万银子的进项；广东省的广州、潮州两府，广西省的浔州、梧州两府，以上四府每年也会有十万以上的外快。

天津新设的海关，一年有二十万银子的进项，甲于天下。其他的沿海海关，上海为最，宁波、绍兴、登州、莱州、青州次之，汉口、九江、常州又次之。

灰色收入部分，有如正规的俸禄组成，丁是丁，卯是卯，分分毫毫皆可精确计算。书中对每一个官缺的灰色收入，皆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说明这样的收入，完全是公开的秘密。书中还说到总督的灰色收入，每次都要用正规的公文印签解送，这说明至少在官员的意识里，这是既合理又合情的，没人会觉得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官员们自赴任伊始，便知道会有这么一笔收入。与此同时，正规的俸禄，则成了他们的象征性收入。

我这么说，绝非故作耸人之谈，实在是因为写在官府文件上的俸禄规定同现实收入的巨大悬殊。

据《大清会典》卷二十一“文职官之俸”记载：一品岁支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三十一两有奇。此谓之正俸，其性质有点像今天的基本工资。当时的京官例支双俸，这多出一倍的补贴部分，称恩俸，有如今天的岗位津贴，因为京官不如外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此外尚有俸米一项，即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

清朝的总督，例加尚书衔，算是正一品的朝廷大员，按照正规规定，他的一年收入，也不过正俸一百八十两，外加恩俸一百八十两，再加俸米三百六十斛。三百六十斛俸米，折银大概不过一百八十两。三者合计，全年的俸银不过五百四十两。

区区五百四十两的俸银同三十万两的灰色收入相比较，便是近六百倍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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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与廉政的矛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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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粮道辖西安府、乾、鄜两直隶州，共二十余县，就像《水窗春呓》中所写的那样，为天下首道，一任道台干下来，便抵得一任两江总督。道光二十五年始接任陕西粮道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提到“此官收支兵粮，是其专责，而辖境公事甚简。道有东西两仓，自五月开征至次年奏销时扫数，计征米豆麦二十万石。满营兵粮系每月支放，绿营兵粮系四季支放，每年约共放粮十九万石有奇。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

张集馨所说的斗斛盈余，据年谱记载，一年下来不过六万余两银子，看来不见得全是实话。他去陕西就任前，为了出京留别，借了一万九千余两银子的京债。任粮道一年，不但本利全部还清，还寄回仪征老家一万多两银子，单是这两项合计就有三万两以上，此外还要算上同僚间的分肥约五万余两，三者相加，一年下来，也该有银子八九万两。

当然，就是这数目，同《水窗呓语》所载的数目仍有较大出入，由此亦可反证张集馨的清官身份。

带头违反规定的除了下边的官吏外，往往也包括皇帝本人。明朝后期的田赋加派，起于嘉靖时期的“额外提编”。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率兵进犯京师，明廷“增兵设戍，饷额过倍”。第二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万（两)”，当时全国征收的田赋每年入太仓库者只有二百多万两，户部尚书孙应奎“乃议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加派于是始。”（事见《明史·食货志》）

万历年间，又因辽东对女真用兵，按亩加派“辽饷”。第一次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每亩加派银三厘五毫，计200万两；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七年，每亩再加派银三厘五毫，又计200万两；第三次是万历四十八年，每亩又加派银二厘，计120万两。三次总计，每亩加银九厘，一共加派520万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1/3以上。

《崇祯长篇》上说：从崇祯元年新增盐菜银二十二万开始，崇祯三年为了增加国防费用，规定每亩田加征练饷一分二厘，单此一项即搜括民脂民膏计银六百六十余万两，相当于每年田赋收入一百六十九万二千两的三倍多，崇祯八年又规定每亩田一概征收银一钱。

如此重重加码，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时任兵科给事中的陕西人刘懋，在加派施行之后，给崇祯上言反映家乡临潼县的情况，刘在报告中说：我曾经查证过万历中期我的家乡规定的税率，每亩最重不过纳银五分，所以小百姓们宽然有余，家有盖藏，人知廉耻，虽遇上荒年也不会有饿死人的事，虽饿死也不会有反叛的人。嗣后岁岁加派，今年二厘，明年三厘，因事而派，事情完了加派却不见废除，如此日加一日，则日重一日。迄今为止，每亩要纳银八分三厘，再加上地方各部门的加耗和科索，每亩应纳的赋税已经高达一钱多了。如此一来，一顷地的税额便要高达银子十几两。刘懋最后说：一顷地的产出，扣除人工费用和耕作时的食用外，哪能余下十几两银子？所以有钱人不能不贫，贫的不能不逃。（《崇祯长篇》卷四十三，崇祯四年二月戊申条，刘懋的奏折曰：尝考皇祖中年，臣乡条编之税，每重不过五分，是以民间宽然有余，家有盖藏，人知廉耻，虽遇荒而不死，虽饥死而不叛。嗣后岁岁加派，今年加二厘，明年加三厘，因事而派，事已而派不去，日加一日，则日重一日，迄今则每亩八分三厘，连加耗科索，则每亩一钱余矣。计地一顷，条编一十余两。夫一顷所出，除人工食用力，岂能办银十余两乎？是以富者不得不贫，贫者不得不逃。）

崇祯皇帝并没有因为臣下的劝谏而有所收敛，崇祯十年，又加派248万两，崇祯十二年再加派730万两。

短短十一年间，经过重重加码，小百姓的年税赋负担已由原来的1692000两暴涨到2000余万两，前后相差达12倍之多。

小百姓除了照章纳税，所能做的最大反抗便是来一点小幽默，拿皇帝老儿的年号开涮，称这样的皇帝为“重征皇帝”（事见李清《三垣笔记》，以崇祯为“重征”，犹如海瑞称嘉靖为“家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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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未必可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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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最精彩处，莫过于一个“吃”字。从老子的“为腹不为目”始，肚子问题便一直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根据《周礼》的说法，当时的冢宰,也即后来的宰相，虽贵为百僚之长，其原始身份，其实只是王室的厨师长，所以他手下的属官，尽是浆人、盐人、醢人、庖人等司厨的角色。

陈平少年时，曾在乡庆中主持过分割祭肉的工作。因为下手很有法度，父老们就交口称赞他道：“好啊！陈家这小子真会操刀！”陈平的回答很见志向，他说：“假使我有机会治理天下，也会像分配祭肉一样公道。”父老们就此认定他是块当宰相的料子。后来发生的事证实了父老们的先见之明，陈家这小子，果然成为大汉朝的一代明相。（《史记·陈丞相世家》）

所以说宰猪、宰羊之“宰”与主宰天下之“宰”，至少在词意上并无明确的区分，宰猪、宰羊是为一方百姓弄吃的，主宰天下是为天下人弄吃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