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都在于找饭吃。
因为“为腹不为目”，所以我们看问题，往往只见其口，不及其余。就连人头数的计算，也要以口为计量单位。计口授田，若翻译成大白话，便是：根据吃饭的嘴巴来分配田地。
因为“为腹不为目”，所以我们看问题，皆可一吃以蔽之：被人占了便宜，便是吃亏。受苦，便是吃苦。面子大，便是吃得开。面子不够大，便是吃不开。
因为“为腹不为目”，所以“人情”二字后面，必得再缀上一个“味”字，才算形象。
因为“为腹不为目”，与人交往，必得以生熟来区分，才得从容。
因为“为腹不为目”，所以职业便成饭碗，丢了职便是砸了饭碗，稳当之职业便是铁饭碗，肥差美缺便是金饭碗。如此一来，干哪个行当自然也就成了吃哪碗饭的了。
所谓的贪官污吏，不外乎这么两拨人，一是上文所提到的吃国家饭的，还有一类不说，大家也会明白，那就是吃百姓饭的。吃国家饭的，通常都会有一个宠大的利益共同体，如户部的干部职工和两淮盐政衙门的大小官吏。吃百姓饭的，较之枝连蔓牵的吃国家饭的行为，无疑要简单得多，一般只会有甲、乙两个互为依存的利害对头。
当然还会有一拨人，是既吃国家饭，又吃百姓饭，鉴于手法上的雷同，就不专门介绍了。现在就专门来讲一讲那些吃百姓饭的家伙。
桐城派的古文名家方苞，因为戴名世案被牵连入狱，关在刑部监狱。方苞是当时的大笔杆子，出狱后，写了一篇文章，叫《狱中杂记》。
方苞笔下的那些吃牢饭的胥吏，吃技之高，实在令人瞠目。笔记里说，他们不但能从活人身上来钱，还能让死人吐出钱来。
方苞刚入狱时，看到刑部监狱中囚犯众多，非常奇怪国家级的监狱居然会人满为患，便问曾经当过洪洞县县长的杜君，杜君告诉他：“刑部本身十四清吏司里那些喜欢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和底下的办事员、典狱官、狱卒，都因为人关的越多越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地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无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你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再照你的家境状况榨取钱财，由他们按比例派分。中等以上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差一点的人家，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的板屋去住，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些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用手铐、脚镣毫不客气地伺候着，作为警示其他犯人的活样板。”作者接下去说：
凡死刑，一经判决，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取财物，这种敛财的方法，还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斯罗。对有钱的死囚，要找他们的亲属讲价。对没钱的死囚，便当面直接来。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尽，心还未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我的条件，绞一下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着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到敲诈的目的。
方苞笔下的那些狱吏，不啻是一个个披着合法外衣的绑匪，他们手中的人犯，活脱脱便是一个个任人宰割的“肉参”。在他们的淫威之下，小百姓求速死还得掏腰包，如不答应，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不得好死或死后身首异处。
因为胥吏们手里拥有无上的权力，如方苞所说的“只要沾上一点边就千方百计抓进来”的权力；“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无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的权力；“答应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四肢解尽，心还未死”的权力。上述种种权力，无法无据，却事出有因；无影无踪，却能呼风唤雨，为祸人间。
刑部监狱的狱卒，同户部的库兵一样，都是最基层的财富聚敛者。其作用，有如啃食泥巴的虾米，狱卒们要靠向他的顶头上司买缺和购买平安获利。当然，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狱卒们也有可能豢养出自己的下线——牢头，从而使自己由食力（暴力）族变而为食权族。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牢头周鸣同逼奸女犯被狱吏姜淳侦知，周鸣同于是送给姜淳二百两银子，就不被追究。从此以后，周鸣同便成为姜淳的赚钱工具，由周鸣同拷逼囚犯，每次再给姜淳四十两银子的“规礼”。至案发时，狱吏姜淳前后共得赃银四百余两。
有这么一句话“衙门里头好修行”，这并不是说旧时的衙门是个适宜做好事的地方，实在是因为衙门里吃人的道道太多太多。
只要那些口含天宪、手操王纲的家伙肯有一念之慈，便可活人一命，成就一番功德，于是他们自然就成了小百姓眼里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了。
刑部的狱卒同其代理人牢头，是依仗暴力的加害能力敛财。暴力只能作用于具体的人和物，不若权力的无所不及。暴力仅有加害功能，权力则不然，权力既能加害亦能加惠，有权者，在加害的同时，又能适当地让受害者获得某种恩惠，这是纯粹的施暴者所无法给予的，所以受害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
文徵明的曾孙文秉所著的《烈皇小识》中便有这样一个案例：崇祯十五年，江苏和安徽两省大旱，从春天到夏天未曾下过一滴雨，正是民不聊生的非常时期，而官吏们勒索如常，所有的知县中尤以长州的叶承光最为严酷，借救灾之名，勒索富户，送礼的就免于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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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未必可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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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替叶承光担忧，以为赶上天旱民蔽，他们这些当官的，纵是有如来佛的本领，也是无处下箸。其实，大可不必作杞人之忧，这中间的道理，正如叶知县那句全无心肝的回话一样——“幸好来了个荒年。”
当官吏们以赈灾的名义，摊派到富户头上，要钱要米，正是所谓的责之所在，岂是能逃脱得了的？如果真要敢推脱，那么，所有的脏水都会泼向推托的人，官吏们打着顺应民意的幌子，自可堂而皇之地回过头来吃大户，如此一来，富户们想不破财都难。要是不推脱，又不知道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无底洞，还是免不了得破财。于是聪明的富户除了捐点钱物做做样子，便是用钱来取得官吏们的谅解。
在这里，赈灾无疑是官吏们的障眼法，借机勒索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至于被勒索的富户，不但不敢说，还得千方百计为官吏们遮瞒，因为这事要是传出去，当官的固然倒霉，被勒索的富户，也少不得再受灾民们的一番声讨。这对富户们来说，绝非好事，官吏们正是算准了这一切，才得以恣行无忌。
这原本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只是一层窗户纸的事，这位姓叶的芝麻官大概是乐昏了头，居然说溜了嘴，于是长州的百姓不肯了。
书中说，叶承光的话犯了众怒，几乎激发民变。苏松巡抚黄希宪曲意庇护他，仅仅把他调离，还派标兵护送他出境。
黄希宪敢替叶知县出头，至少说明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发灾荒财的官吏绝不止叶知县一个人。说不定这里头就有他黄大人的一份也未可知。
官吏们轻易不出手，一出手必定来钱。民间有一句俗话叫：一动绞车四两油。说的是没有油的润滑，是无法驾驭又沉又重的绞车的。用这句来形容流行于官场的种种不正之风，可谓一语中的。
其实这障眼法，并没有魔术一般使人迷惑的技巧，而是貌似真实的开诚布公，越是障人眼目之法，在内容上便越是无可指摘，在形式上也必定是慎之又慎。总之，越是无懈可击，就越是能惑众。所谓大私似公、大奸似忠就是这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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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刑治没法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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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官府立法，并不是要真正走向法治，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治，所以往往是法网愈密，小百姓们愈难喘息。当年刘邦入关，尽除秦朝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所谓的三章，并非什么大部头的约法，其实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史书上说：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
其实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事儿肯定行不通。法律都不要了，岂不要无法无天、天下大乱？秦人所喜者何？
这得从我国古代“法”的本质说起。因为我国古代的法，一言以蔽之“皆罪名之制”。所谓守法，便是不犯罪，老老实实做顺民。
管子说“杀戮禁诛谓之法”（《管子·心术篇》），同样的话也见于《说文》关于法的解释：法，刑也。因为法就是刑，所以三代时的律法，便一律以刑名之：夏代的法律名《禹刑》，商代的法律名《汤刑》，西周时有《九刑》和《吕刑》，春秋时郑国有《刑书》，晋有《刑鼎》。直到战国末叶，魏国人李悝撰成《法经》六篇，刑才改名而为法。商鞅事秦，又改法经为《秦律》，以后的法律，便不再名刑，也不再名法，一概以律名之。
那么，刑又是什么呢？甲骨文的“刑”为象形文字，形状是一个人陷在井中，刑字发展到小篆，便成了会意字，井的旁边加上了一把刀。刑字至此便不单单是能陷人于囹圄的刑房，而有了杀戮的功能了。《战国策·魏策》有“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说的是杀马盟誓，而不是将马关在洹水之上。
近人夏曾佑说：“汉兴，高祖起于亭长，萧曹皆刀笔吏，无学术，不能定至良之法，而唯知袭亡秦旧制。”
明初，负责起草国家律令的宰相李善长又老调重弹，他在上朱元璋的奏折里说：“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集其成，今宜尊唐旧。”（《明史·刑法志》）
汉九章，即萧何抄袭李悝的《法经》，意思大略没变，只是增加了内容，由六篇变成九篇而已。
不读书的刘邦与同样不读书的萧何、曹参，做了历史上第一批文抄公，后代的君主，又一代代抄下去，于是李悝的《法经》便成了历代皇帝立法的母法，其价值地位有若现在的宪法。从这一点来看，秦始皇实未曾亡国，秦始皇所谓的“二世、三世，以至于千万世”，大体正确，只是坐天下的变成了他的好学生而非儿孙。
千百年来，专制政府的立法，不管是名“刑”也罢，名“法”也罢，名“律”也罢，其骨子里杀戮的血腥味并未改变，也丝毫未见收敛。
试想，这样的法网，果然疏而不漏，小民们还有得活吗？如果法律简单了，简单到只有一句话，小民们能不欢呼雀跃？
其实，专制社会的一次次立法，并不意味着小民的权益一步步得到保障，而是他们的自由一次次遭到了剥夺。所以说，在专制社会，法网愈密，百姓愈困。小民们期冀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的自在；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情趣；是天高皇帝远的无法无天的生活。而不是“这回捉进官里去，如今断送老头皮”的政府管治和教化。
在古代中国，不但法刑合一，而且还兵刑不分。鲁国大夫臧文仲说：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置之朝市。（《国语·鲁语》和《汉书·刑法志》）意思是：对小民们用刑，刀锯足矣；对敌对国家用刑，仅有刀锯显然不够，需要动用装甲部队，陈兵原野。这大概便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所谓的“刑以威四夷”的道理。
同样的话亦见于《商君书·画策》：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所以近人钱钟书在他的《管锥编》里说：兵与刑乃一事之内外异用，其为暴力则同。
在我国古代，几乎所有的战争，都具有浓重的讨伐色彩，以军事为刑事可以说是战争最鲜明的特色。战前，占有舆论优势的一方，无不要先揭露对手的罪行，如夏启讨伐有扈氏，作有《甘誓》。商汤讨伐夏桀，作有《汤誓》。武王讨伐商纣，会诸侯于孟津，作有《泰誓》，进兵至牧野，作有《牧誓》。
三代时的誓师文告，同后代的战斗檄文一样，都是用来声讨对手的罪行和强调己方兴兵的正义性，这样的誓师文，有点像现在的缺席判决书。所以，檄文的结尾处，往往还会有檄到如律令的补充说明。
《甘誓》中，夏启给有扈氏定的罪名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汤誓》中，商汤给夏桀定的罪名是：率遏众力，率割夏邑。翻译成大白话，便是：耗尽了民脂民膏，让夏邑的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泰誓》中，周武王给商纣定的罪名是：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
这商纣的罪名，较之先他失国的两位前辈，可就严重多了。有扈氏仅仅因为轻慢了关乎国计民生的五行学说，遗弃了天、地、人的正道，便招来夏启的问罪之师，弄得身死国灭。夏桀的罪行不谓不大，却失以空乏，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是死得糊涂。只有这纣王，罪行累累：
不尊重老天爷，带累小民受难，其罪一也；
沉溺酒色，其罪二也；
行暴虐之政，其罪三也；
滥刑，其罪四也；
唯世家是任，其罪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