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基奥尔（jgmerquior）：《福柯传》（foucault）（london, 1995），第160页。参见斯通：“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参见注释前文；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面对历史”（face à lhistoire），《文学杂志》总207期（1984年5月），第40—42页。关于对标准的要求，参见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福柯论权力”（foucault on power），载《蛮横的作风》（unruly practices）（minneapolis,1989），第33页。关于菲力猫，参见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语言的黑日：福柯”（the black sun of language: foucault），载《反常现象研究》(heterologies)（minneapolis,1986），第183页。

“作者是什么？”（1986），参见注释前文，第77页；英译载lcp，第115页。as，第28页；英译，第17页。亦可参见米歇尔·德·塞尔托：“福柯的笑”（the laugh of michel foucault），载《反常现象研究》，第193—198页。该传记即迪迪埃·艾里邦《福柯传》（michel foucault）（paris, 1989）；英译：《福柯传》，贝齐·温译（cambridge, mass, 1994）。

“作者是什么？”（1986），参见注释前文，第93页；英译见lcp，第136页。as，第28页；“政治与伦理：一次访谈”（politics and ethics: an interview，1983），载tfr，第374页。参见“jp理查的马拉美”，《年鉴》1964年9—10月号，参看第997—998、1000页。该文为理查德的著作《马拉美的幻想世界》(lunivers imaginaire de mallarmé)作了有力的辩护。文中，福柯讨论了文学分析的“新目标”，这个新目标是由19世纪以来新发现的档案材料所开启的，其中尤其包括一些著作的提纲和草稿，以及有关作者生平的传记式的证据。在福柯看来，理查德这部著作的巨大功绩就是它在处理这个新的“文献总体”时所采取的灵活巧妙的方式：“在他的分析中，马拉美既不是纯粹的语法主体，也不是深度心理学主体；毋宁说，他是一个在其著作、信函、草稿、提纲、个人隐秘(les confidences)……中述说‘我’的人。”

“和米歇尔·福柯的一次谈话”（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1983），载rr；英译，第184页（着重号是我强调的）。

参见rr，第10—12页；英译，第3—5页。参见“作者是什么？”（1969），前引书，第78页；英译见lcp，第117页：如果我们想解释“作家的标志”，我们就必须“掌握死亡在写作中所起的作用”（在第三章里，我们将看到，这是福柯和莫里斯·布朗肖的共同信念）。

re，第71—72页；英译，第54页［福柯在这里明确地谈到了死亡和“确实性”（authenticity）问题］。“作为一种自由实践的自我关怀的伦理学”（1987年的谈话），载tff，第9页。nc，第169、170、175—176页；英译，第165、166、171页。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约翰·马克加里（john macquarrie）和爱德华·罗宾森（edward robinson）英译，（new york, 1962），第302—303页。

吉尔·德勒兹：《福柯传》（foucault）（paris, 1986），第102、106页；英译：《福柯传》，肖恩·汉德（sean hand）译，（minneapolis, 1986），第95、99页。

nc，第176页；英译，第171页。德尼·奥利耶（denis hollier）写过一篇文章，对其中的某些主题进行了探讨：参见“上帝的名言：‘我死了’”（le mot de dieu: “je suis mort”），载mfp，第150—165页。

《世界报》，1984年6月27日，第10页。

《解放报》，1984年6月26日，第2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351页；英译，第327页。

米尔柯·格麦克（mirko dgrmek）：《艾滋病史》（history of aids），russell c maulitz和jacalyn dufflin英译，（princeton, 1990），第4页，参阅莱博威治（jleibowitch）：《一种来自外界的奇怪病毒》（un virus étrange venu dailleurs）（paris, 1984）。

格麦克：《艾滋病史》，第70页。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萨拉·明登（sarah minden）——作为一位亲身参与艾滋病研究的医生，她向我概括介绍了关于hiv病毒的最新医学研究成果。

关于法国传媒有关艾滋病的早期宣传，参见米切尔·波拉克（michael pollak），《同性恋者与艾滋病：一种流行病的社会学》（les homosexuels et le sida: sociologie dune épidémie）（paris, 1988），主要参看第144—151页。关于艾滋病是一种“男同性恋者癌”的误传，在法国的影响比在美国要持久一些。段末引用的这段话来自批评家拉比·朱利亚·纽伯格(rabbi julia neuberger)写于1985年的《守护者》(the guardian)；引自西蒙·沃特尼(simon watney)，《管制欲望：色情业，艾滋病与传媒》(policing desire:pornography, aids and the media)(minneapolis, minn.,1987)，第3页。

参见“论述和真实：‘说真话’的疑难”（discourse and truth: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parrhesia），福柯1983年秋柏克利讨论班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也未公开发表），约瑟夫·皮尔森（joseph pearson）编，（evanston, ill, 1985）。在这些讨论班里，福柯像在自己的最后几堂课里一样，强调了说真话的危险性，尤其是当说真话可能触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或触犯那些害怕说真话会使自己名誉扫地的人的时候。

埃尔维·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paris, 1990），第110页；英译，同名书（to the friend who did not save my life），琳达·科弗代尔（linda coverdale）译（new york, 1991），第97页。关于吉贝尔这部影射小说的史料价值，参见第11章。

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348—349页；英译，第325—326页。参看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第31—33页；英译，第23—25页。

同上，第32—33页；英译，第24页。

第一章 作者之死注释(2)

参见埃德蒙德·怀特（edmund white）1990年3月12日的访谈。在公开场合下，德费尔矢口否认任何类似的情感，我认为就这一点对他提问是不合适的(或是没有成效)。(关于德费尔的正式立场，注意他在1987年对让—保罗·阿宏的回应的措辞，下文有转载。)然而，在1990年3月25日我对他进行的访谈中，德费尔的确明确说过，他是一直到福柯死后才知道福柯患有艾滋病的。

关于德费尔和aides，参见热拉尔·考斯科维奇（koskovich）：“巴黎来信”（letter from paris），载于《倡导者》(the advocate)，1986年3月4日，第31—32页。关于公开流传的最耸人听闻的谣言的例子，参见卡米利·帕戈里亚(camille paglia),“junk bonds and corporate raiders: academe in the hour of the wolf”，载于《arion》(1991年春季卷)，第195页：“福柯之果酿造出的是苦酒。他是没有莎乐美的希律王。这是一个精神残损的男人：根据可靠消息，我听说了福柯在得知自己患艾滋病以后的公共行为；如果这些消息属实的话，福柯就该受到每一个有德者的谴责。”有关此谣言及其虚假性质的更多情况，参见上文作者的后记。

sp，第200—201页；英译，第198页。

该记者即热拉尔·考斯科维奇，我在1989年9月30日采访过他。他还慷慨地让我听过他当初与让·勒比杜谈话的录音带。

考斯科维奇：“巴黎来信”，《倡导者》（1986年3月4日），第31页。参阅1989年9月30日考斯科维奇访谈录。

让—保罗·阿宏，“我的艾滋病”（mon sida），《新观察家》，1987年11月5日，第44页。在他的《现代人》（paris, 1984，第216—233页）一书里，阿宏把福柯描绘成一个非常下流的家伙，“脾气乖戾”，“反复无常”，总是想方设法地引诱好看的男孩子。尤其见第219—220页：“这个对支配吹毛求疵的人本质上渴望支配［世界］。我把他想像成15世纪一个天生的审查官……他扮演僧侣的角色［例如，萨佛纳罗拉］(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改革家，多明我教会的僧侣，拥有大量追随者，1494年将梅第奇家族逐出佛罗伦萨。后来因批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而被逐出教会并处死——中译者注)，火烧邪恶之物，为基督君主开拓疆土，反对异教徒，统治佛罗伦萨……”阿宏对福柯所作的这番漫画式描绘，虽然用心卑劣，但也不无趣味，因为它显然是行家的手笔。

达尼埃尔·德费尔：“‘贼喊捉贼’”(‘plus on est honteux,plus on avoue’)，《解放报》(1987年10月31日—11月1日)，第2页。注意德费尔怎样在他的第一句话中从“我们”悄然变成了“我”——如果“我们”感到了羞耻，“我”就决不会创建aides协会了……但是，受到争议的自然不是德费尔的羞耻感。他在福柯死后企图辩明福柯并无这种羞耻感，似乎很难说得通。

让·勒比杜：“真正的福柯”（the real foucault），《纽约人》（new york native）（1986年6月23日），第5页。

德费尔1990年3月25日的谈话。在和迪迪埃·艾里邦的一次谈话中，保罗·韦纳声称他在福柯死后见过他在1993年11月写的一则日记，其中说道：“我知道我有艾滋病，但我的歇斯底里使人将它抛在了脑后”（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348页——这段话在艾里邦该书的英文版和经过修订的法文第二版中被删去了）。德费尔激烈地否认福柯写过这样的日记。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在1983年间，福柯曾向美国和法国的一些人表达过他日渐增长的对艾滋病的担心。可参见本书第十章末尾所述福柯1983年春在柏克利同米勒及菲利普·霍尔维茨（philip horvitz）的谈话。

在1981年至1984年间，福柯周围有不少医生和学术界朋友，他们了解这个折磨同性恋者的神秘的新病种的最新情况。埃尔维·吉贝尔在他关于艾滋病（和福柯）的影射小说的第20章中，提到了福柯和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及其他一些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医生和知识分子组织的研究小组：该小组在塔尼埃医院聚会，当时法国最早的一些艾滋病患